由梁鉴主编，叶南执行主编，任超摄影，山西博物院、应县人民政府编大型图像文献集《应县木塔》在活动现场首发。该书是迄今关于应县木塔最全面、最系统、最清晰的超大型四开影像文献。全书收录 800 余幅超高清图像，涵盖木构、造像、壁画、匾额及装藏文物等各类遗存，超高精度展现木塔的建筑细节与艺术神韵。有别于以往单一的建筑史视角，融汇考古学、艺术史、宗教研究、古籍版本、丝织非遗等多维学科成果。书中大批国宝级装藏文物首次高精出版，为宗教史、印刷史、艺术史提供一手重要材料。

全书以应县木塔建筑空间为核心遵循由内及外、由木塔中心佛像扩散至四周的逻辑顺序，逐层展示第一层至第五层内的各类文物遗存，营造穿越时空的沉浸式阅读体验。通过全塔壁画与题记的超清细节呈现和红外摄影技术揭示被岁月湮没的绘画笔触、墨迹改绘与历史信息，为学界与公众提供全新的研究材料与审美视角。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系李怡文副教授的《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是今年获得列文森奖荣誉提名的一本东亚研究著作。本书将中世日本的对外交流形容为“宗教-商业网络”，对日本遣唐使的官方外交取消后的交流史进行了大框架式的概括，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一选题关注到中世日本对外交流中的“信仰与利益之网”，对英文世界的读者来说，有助于修正东亚世界“朝贡体系”的单一印象，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也系统梳理了九至十五世纪的中日“非正式外交”，有助于读者认识到一般常识以外的海域交流诸多面向。

书中提出了“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否能提升贸易效率”的探讨，但对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在场因素——政治之网——则讨论不多。回顾日本学界的研究史可见，中世日本的交流史不仅仅是基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网络的“宗教-商业”框架。贸易航路的转变、僧侣的政治·外交功能、商业活动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伪使”问题、汉诗唱和的礼仪文化等都说明中世日本对外交流史的考察不应仅在“宗教-商业网络”框架下进行，利益、信仰与政治也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禅僧外交”或“伪使”现象，还是对“唐物”的需求，都与政治史脱不开关系。村井章介曾经指出，史料上以求法僧身份出现的人，同时也存在作为外交使节的可能性，也就是“外交与求法不可分离论”。在中世日本，无论是宗教还是商业，都是广义政治的一部分。

村井章介曾经给其著作《東アジア往還》取副标题为“漢詩と外交”，这里的“外交”事实上指的是中世东亚海域中的“禅僧外交网络”。十三至十四世纪可谓“渡来僧的世纪”，“汉诗”则是禅僧间一种除汉文笔谈和外交文书外互相表达意思的文化趣味。但村井章介的核心关注点并非汉诗的内容，而是这种由禅僧构建起的“非正式外交”网络。

自遣唐使废止以后，中世日本的对外交流不于王朝国家体制下进行，而是通过受到各权门贵族支持的海商和有识僧侣这些非正式外交途径进行。支撑这两个群体成为跨海境界人的动力既有利益动力和信仰动力，也还有这些作为境界人的海商和僧侣背后连接的京都、镰仓诸权门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博多的许多作为贸易据点的寺社就是京都寺社的末寺，这些人可以说是以商人和僧人面貌出现的一种有着权门背景的非正式交流人士。

南宋宁宗朝时期，宋廷依史弥远之奏设立了五山十刹的等级制度。五山十刹是仿照印度释迦牟尼在世时的五精舍和十塔所建立的佛教寺院体制。日本文献《释门事始考》记载：“佛在世时，有鹿苑、祇园、竹林、大林、那烂陀五精舍；佛灭度后，有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钵塔、锡塔、瓶塔、盥塔十塔所。宋宁宗时，卫王史弥远奏立五山十刹以准竺国。”其中五山集中于浙东：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五山禅林体制在禅宗东渐的过程中被日本禅宗接受，出现了镰仓五山（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和京都五山（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而茫茫大海之间各自的五山禅林的禅僧们空前规模的交流，使两国禅宗界结为一体。村井章介这样形容镰仓后期的东亚海域禅僧交流网络：“武家之都镰仓、公家之都京都、贸易船大量进港的博多这三个城市，相继修建了禅寺，成为与南宋直接连结的极具异国情调的场所”，北条得宗家还邀请了大量的渡来僧前来镰仓。在“蒙古袭来”之后，东亚海域间在事实上进入了一个无序的宽松通交时期，不仅仅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明州（宁波），其他的港口也有日本船只每年定期进港。村井指出，这种盛况是由于东海航线的活跃化和航海安全度的提高而实现的。桥本雄以“活的唐物”来解释渡来僧的引进：日本的禅僧和法系与江南禅宗界的联系是重要的，仅靠入宋、入元僧很难规整，仍然需要直接接受江南禅宗界僧侣的指点，日本不同权门的权力者就需要通过招募来自江南的高僧，整修禅寺，打造“活的唐物”。但“渡来僧的世纪”也是短暂的，到了明代，渡海僧人急剧减少，日本禅寺的异国风情逐渐淡化，建筑物也随着改建而逐渐趋向和风，也出现了作为日本禅宗独特美学意识的“わび”（幽寂）。村井指出，如果着眼于海域史的视角，那么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明代以后日中禅宗界的交流趋缓，日本禅宗界逐渐自立，国际交流性的色彩淡化了。

渡来僧不只是基于禅宗的理念进行交流，还带来了儒学的理念。如北条时赖与渡来禅僧兀庵普宁交流时，兀庵普宁就指出开悟的基石是“天下”“道”“圣人”这样的儒教思想。室町时期，由禅僧主持、被后世誉为“日本最古的综合大学”的“足利学校”便是室町期儒学教育的一个中心。彼时禅僧的阅读书籍除了被称为内典的佛经之外，还包括称为外典的其他各类书籍，并负责“学术研究”。例如，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1466年成书）的编撰者——相国寺住持瑞溪周凤为悼念情同弟子的绵谷周瓞而作的“绵谷和尚行状”中就指出了绵谷治学生涯中受过的教育：既有《汉书》这样的史学古典，也有《易经》这样的卜筮古典，还有各种唐诗宋词。当时许多禅僧都是这样的“复合型学术人才”，因此担负起各种政治和外交上的任务。

与古代日本相比，中世日本的对外交流往往回避互派正式使节的“正式外交”，而是通过没有正式外交身份的禅僧和海商进行“非正式外交”。禅僧出于自身的基本汉文文化素养，扮演着非正式“外交官”的角色，而“五山禅林”则成为培养中世日本非正式外交官的机构。另外，如桥本雄指出的那样，禅僧比起王朝的显密体制僧，更容易被明朝接受，禅僧也能更好地适应明朝的外交秩序。但桥本同时指出，尤其在室町时期的对外观和中华意识中，禅僧的“汉文脉”和显密僧的“和文脉”两者都存在，因此在重视禅僧外交时不可忽视显密体制的踪迹。池内敏在《絶海の碩学》中也指出，室町时代的京都五山禅林被定位为负责外交文书制作的教养团体。由于外交文书的“解读和编写需要高度的汉诗、汉文知识”，室町政权不仅根据禅僧的语言能力、学力任命外交使节，而且把外交文书的编写业务也交给禅僧。直到近世，“以酊庵轮番僧”仍负责着对马藩的对朝外交文书处理工作。室町幕府和大内氏的对明交涉（遣明使）、大内氏和对马宗氏的对朝交涉，都是临济宗系统的禅僧参与的。

禅僧外交需要极高的诗文能力，外交谈判成为考验他们诗文能力的场所。这不仅关系到禅僧外交官个人的判断，也关系到国家的尊严。例如，在1587年，朝鲜宣祖王在挑选宣慰使时，强调宣慰使人选的确定不应该讨论官职、官位的高低，而应选派“一代文士”。村井章介指出，之所以朝鲜方面重视“文士”担任使者，就是因为在此之前的日朝外交中，双方有数次因诗文中的言辞影响外交和睦的实例，诗文本就是当时的人情外交中最重要的礼仪表达。合适的诗文唱和表达是加分项，例如，在1580年，博多圣福寺的住持景辙玄苏受委托作为对马宗义智的后见人宗义调（元家督）的使节，前往朝鲜进行外交活动，其创作汉诗中“春帆欲挂朝鲜国，渡口轻吹日本风”也成了日朝外交史上的名句。京都五山出身的禅僧在琉球的首里王府中也负责处理外交事务，首里王府之下也有僧录司，以及圆觉寺（也是第二尚氏王统的菩提所）、相国寺、天龙寺、天王寺、金刚寺等临济宗系的禅林，这些禅僧在中世都替琉球首里王府负责对日外交事务，也与禅僧外交的“五山网络”一体化。尚泰久王时期渡来工匠藤原国善铸造的“万国津梁钟”上的铭文便是琉球相国寺的禅僧溪隐安潜所志。十三至十六世纪东亚海域诸国的沟通，便是这样在“五山网络”中进行着。不过，随着近世东亚海域的规范化，渡来僧的身影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也逐渐消失了。

“五山禅林网络”联系起了“海东诸国”，而在研究上经常混淆的就是外交主体是谁的问题。室町幕府的“日本国王使”就被不同外交主体所用（大内氏与细川氏），论及“伪使”或其他境界势力更无法用“日本”来概括。以日明勘合贸易为例，粗略来说可分为室町殿的经营和幕府外经营主体（守护和寺社），也就有公方船和非公方船之分，而形式上的交涉朝贡主体是被册封赋予贡贸合法性的“日本国王”，也就是室町将军。1493年明应政变后，室町将军权力的分裂（足利义稙系和足利义澄·义晴系）成为九州地区各势力（特别是大内氏与大友氏）在对外贸易权力发行贸易符验（日明勘合·日朝牙符）的契机。自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九州产生了诸地方势力将贸易勘合物权化的事态。贸易符验的分散是中世后期日本外交的主轴从幕府外交转向地区交流的契机，也是中世国际关系的结构变动，有鉴于此，考察贸易符验的动态变迁过程和持有主体就显得尤为关键。

因此，在海域交流史研究中，“非正式外交”也容易带来许多表述上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如何判断和表述行为主体。在此以岩井茂树贸易史研究中的两个典例作说明：一是明中期广州互市贸易中礼部与广东对立的不同意见，二是十八世纪初长崎信牌贸易事件中浙江巡抚与江海关监督的不同意见，这些主体都不能代表“明朝”或“清朝”的意见，只有成为共识的决定才可以认为是（例如康熙帝最终同意了长崎信牌贸易，使得信牌贸易得以体制化）。村井章介同样指出，在中世东亚海域的“非正式外交”中，郑舜功、蒋洲等人是由负责对口事务的杨博和胡宗宪派遣使日的，不能在表述中视为“明朝”派遣的使节，如杨方亨出使大坂城、册封丰臣秀吉的正式使团，才能视作“明朝”派遣的使节。对于中世东亚海域中负责外交的禅僧或非正式使者，辨明其所代表的外交主体并表述明确也是需要重视的。从以上的历史经纬，我们可以理解，信仰和利益是海域交流之间的驱动因素，而政治往往是把信仰和利益连结在一起的最大动力。

李开元：我们今天写作会明确地说是根据什么史料来写，把它交代得清清楚楚。司马迁作《史记》时并不是这样。他用了一些战国时期流传的材料，还有一些他听到的故事，他把这些笼统地合在一起，并没有告诉读者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也正因为这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题，使我们能够重新侦查，有机会重新发现夏无且。

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夏无且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荆轲刺秦的现场，他用药箱去打荆轲，没中；第二次是事后秦王特别表扬他，说要赏赐他。这个细节一直以来都不太被重视，实际上我也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夏无且的人，顾颉刚先生就觉得这个人物很有意思，与荆轲刺秦的故事关系密切。《史记》中关于夏无且的第二处记载是在《刺客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在这里感慨说：世间流传一种谣言，说荆轲把秦王刺伤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夏医生（即夏无且）在场，夏说没有刺伤，夏又把这个事情讲给公孙季公、董生听，他们两人又讲给我（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听。所以，司马迁在这里把这个事情的前后讲了一遍。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推想的空间。

为什么以前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往往觉得秦汉之间隔得很远，没有注意到夏医生是生活在秦汉两个时代的人。事实上秦始皇死了三年之后，秦朝就灭亡了，又过了五年汉朝就建立了。夏无且一直活到西汉初年，我们可以推想，他在西汉继续做医生的时候可能会讲这个故事，这样一来，荆轲刺秦这个故事的流传脉络就清楚了。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口语和动作的成分，精彩到让人觉得难以相信，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根据故事中的口语和动作的记载认为，这更像一出戏剧。他觉得是司马迁去看戏，看戏的时候把它记了下来。这些在书中，我都有谈到。我只是进一步修正说，夏无且作为刺秦故事的在场者，他后来口述了这个故事，故事中的口语和动作，都是他在场的耳闻目见，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文本。

汉初，刘邦对秦始皇是非常尊重的。刘邦对以前的帝王，比如说各国的国王，包括信陵君都很尊重。他还曾拜祭秦始皇陵，为他设置的守墓专业户最多。为什么如此？因为最初刘邦他们觉得汉是继承了秦的，刘邦是以秦为根据地统一天下的。但文帝晚年的时候就出现了改制的动向，从贾谊开始。他们认为，我们不是秦的继承者，而是革命者，于是鼓吹改制的方士们制造了很多舆论，编造了很多故事，包括秦始皇的相貌。这点我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是觉得最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当然，文帝时并没有成功实现改制，到汉武帝时最终实现了改制。所以，方士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经过一段时间完成的。

另一方面是司马迁的态度。司马迁是秦国人，他祖上曾是秦国很重要的官吏，他对秦是有感情的，评价也比较客观。他对秦始皇有很多批评，认为统一天下是伟大的事业，而统一以后继续对外扩张，劳民伤财，这是秦亡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可不同。班固是楚国人。楚国被秦灭亡以后，把他们强制迁徙到了山西北部去，他对秦是有家仇国恨的，所以包括像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样的说法，都是从班固开始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原著，而是在流传过程中被掺入了很多东西之后的版本，而其中的“加工者”就有班家。因为《史记》比较特殊，长期以来是禁书，不许在外面流传，直到东汉末年以后，才开始公开。所以，在秦汉简大量出土的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出土过《史记》。

李开元：秦始皇从一开始就直接受到三种势力：一个是楚系，这是最强大的，从宣太后到华阳太后，一直到昌平君；另一个是韩系，来自他的亲祖母；还有一个即赵系，来自他的母亲，嫪毐就属于这一系。对于这三系势力，秦始皇最早清除的是韩系外戚，从打击异母弟成蟜入手，最大的功臣是嫪毐，背后的支持者是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嫪毐由此就膨胀起来了。在秦始皇正式继位的时候，发生了嫪毐之乱，镇压嫪毐之乱后，赵系势力被清除。如此一来，楚系一家独大，等华阳太后去世以后，秦始皇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楚系势力排除在外。

在清除外戚势力的斗争中，秦始皇清除韩系外戚势力，借助赵系外戚势力，主要是借助母亲帝太后和嫪毐的力量。清除赵系外戚势力，借助楚系外戚势力，主要是养祖母华阳太后和昌平君的力量。华阳太后去世后，将昌平君免相，排斥所有的外戚和王族，重用如同蒙氏家族和李斯赵高这样的贤人，实现了国君个人专权。

这五篇里就有谈历史时间的文章，一篇是《开源巴赫猜想：说历史学时间》，一篇是《千禧年在何年：说历史学时间的虚拟起点》。我觉得历史学的时间跟我们平时理解的时间不同。我们现在习惯以为时间是客观的，方向是过去—现在—未来。实际上并非如此，时间是一种人为设定的观念。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时间成了历史学的基本要素。不过，历史学者用了一种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时间观：现在—过去方向的时间。就像考古的地层一样，我们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去挖，先看到民国，然后是清代、明代……从现在到过去，倒序去挖去看。不过，从现在到过去进入历史后，必须确定一个观察点，然后再顺着从过去到现在的方向重新观察和书写历史。比如我们研究秦朝，首先从现在出发，倒过去进入两千年前的秦朝。进入秦朝后，选定某一起点（虚拟时间点），比如秦王政即位的前246年，然后从这个时间点，再顺序来观察和书写秦国的历史，从秦王政到秦始皇到秦二世——从过去到现在。

所以说，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时间观是很奇特的，是从现在回到过去以后，又从过去到现在重来。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这种从现在到过去，又从过去到现在的认识方式，可能是历史学独有的？当然，这种探讨，一般人觉得太抽象不好理解，历史学家也多不关心，难得你关心到这个问题，我就多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