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老师发文写道，班级里三位同学包揽年级理科前三名，「本以为可以完美收官」，但他们「倔强」，没有报考清北，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听学校、老师、家长的劝告」，报考了其他学校热门专业。漆老师称这样的结果令「家长无奈、老师无语，将我们所有的感情都归化为零，我表示（是）班主任教育的失职、职业教育的失败」。在消息的末尾，漆老师说他第二天上午将解散群聊，并声称自己「来生不记」这三位同学。

这个群叫「清北团队合作群」，里面一共有 22 人。被老师点到的三个学生都在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第一中学（下文简称「瑞昌一中」）就读，有一位还是今年瑞昌的理科状元，他们是学校最好的班级志远班的学生。群中的学生王梓辰回忆，进入高三后，学校收集班里学生报考大学的意向，班上有七位同学想去清北，老师建了微信群，一起进群的还有校领导和家长。一直以来，群里交流不多，高考后才开始陆续讨论填志愿、参加清北「强基计划」笔试和面试相关的事。

漆老师的发言，让几位学生觉得委屈。7 月 5 日这天，「强基计划」的录取结果公布，报考的学生都落选了，包括县理科状元。「强基计划」是教育部自 2020 年起实施的聚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招生改革试点，由 39 所「双一流」高校面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基础学科及国家战略领域专业招生，旨在选拔创新人才。该计划在高考前报名，高考分数过线的学生可以去高校参加笔试和面试，最后结合高考成绩提前录取。一位县理科状元的同学告诉本刊，该状元的分数本可以报北大医学部，但他对学医不感兴趣。「强基计划」的落选，意味着他与清北彻底无缘。

郭晓琦是被老师点名的另外一名学生。他的朋友冯林告诉本刊，郭晓琦因为色弱，没法报考北大医学部。漆老师把他和家长叫到学校，劝说他报考清华的核工程专业，这是「定向」招生专业，毕业后要服从安排去指定单位工作。郭晓琦不喜欢这个专业，也觉得未来工作地会比较偏远，婉拒了老师的建议。

「格外看重清北」，这是漆老师的特点。学生黄泽予记得漆老师在班上说过，今年学校给了他带出四个清北生的目标，他说很有信心完成。黄泽予说，漆老师曾在班里劝说学生优先选名校，因为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以后没法从事对口专业。学生说，漆老师的儿子在几年前也上了北大医学部。

在群聊的大段发言里，漆老师讲述了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付出：「学校以 100 万（元）的付出、老师倾情陪伴、一中人满怀的期待，从初升高成绩出来，我们一路相伴，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假期。白了头烙（落）下病，我们从未停止追求清北的脚步……」关于漆老师提到的「100 万」，王梓辰说这指的是学校对整个班的投入，比如打印各种资料、组织班级团建的费用。黄泽予记得有老师在班上说，学校在寒暑假给尖子生请的外校补课老师一天的费用就要将近 1 万块，不过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师夸张的表达。

一进入高中，宋迪文就能感受到瑞昌一中对考清北的迫切和重视。宋迪文是今年毕业的理科普通班级的学生，她注意到学校给志远班额外配备了两台电脑，还有专门的打印机。志远班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有的参与过高考阅卷，有的有带出清北学生的经验，他们对考试命题的趋势都很清楚。周末志远班的尖子生要去电脑机房上学校买来的名师网课。2023 年毕业的一个学生记得，他们那届文科成绩最好的三四个同学，在晚自习还会配一到两个老师帮忙查漏补缺。何梦告诉本刊，瑞昌一中会给中考排名前十的学生奖金和校园里免费的陪读房⸺为了把他们留在县城。

这种重视并不是从高三才开始的，而是更早。何梦说，学校高一开学三个月后就分文理科，她的成绩很好，对注重理性和逻辑的理科更感兴趣，但当时家长和老师都劝她学文科。父母觉得学文科利于未来考公，老师则说文科竞争会小一些。分班前夕，老师几次找她谈话，问她「想不想上清北，想不想上 985」，她最后被打动了。她记得当时有一批成绩好的女生都被劝去了文科。

瑞昌市是位于江西九江市西部的县级市，截至 2024 年末，全市常住总人口只有 38.59 万。生活在瑞昌市，王梓辰注意到整个县城对「清北生」都很关注：清北考生在县城的大饭店办升学宴不用花钱，县里也有企业给清北生发奖金。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青年学者郑雅君在进行县中研究，她关注到近些年县域社会存在一些对清北非理性的追逐，有县中校长跟她说，「每个家长都相信自己的小孩能上清北」，「清北率」是社会公众容易解读的一个指标，也成了大众评判、选择县中的标准。

另一方面，县中需要凭「清北生」的业绩在政府面前争取到更多资源。罗恺也听领导说，学校想要建专门的报告厅、体育馆，高考成绩好了，才更容易得到经费。胡春芳至今都记得，1989 至 1991 年她在吉安永新县读高中时，老校长总在学生大会上说起，学校里有一个学生考上了北大，以后如果到了国家部门，可以为家乡贫困县争取更多指标。

教育经济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访问教授叶晓阳和其他学者曾研究过县中高考表现与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选取了宁夏 2001–2008 年间区县高考成绩和教育财政经费收支的数据，研究发现，每 1 人被北大或清华录取，平均能够提高次年县中每名学生人均经费支出约 470 元，地方学校会尽力通过促使学生进入顶尖大学来获取经费。在后续的研究中，调研数据扩大至 2005 年到 2011 年全国范围的县中，叶晓阳分析数据后发现，全国县中里普遍存在清北人数与教育经费挂钩的情况。

现在，一个县中出清北学生变得越来越难。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王旭清在全国多省进行过关于县中的调研，关注到县中成绩逐渐落后甚至塌陷的趋势。她举例说，湖北省的一所知名县中自 2014 年至 2021 年平均每年有 6–7 个清北生，2021 至 2024 年清北生的数量有所下降，而且考生几乎不再能单凭裸分录取，要依靠加分政策。贵州省盘州市（县级市）第二中学 2016 年考上清北 7 人，985 高校录取人数为 144 人。到 2023 年，该校无人考上清北，985 高校录取人数下降至 47 人。

在王旭清看来，县中的处境越来越难。王旭清关注到各地市中都存在「掐尖」的问题。市中、超级中学会在中考后招走优质生源，县城里还有私立高中通过给优秀中考生优渥的奖金来抢人。2024 年，童楠楠在赣北的一所县中调研。她了解到，2010 年前后，高考竞赛在全国尚未火热，校长组织老师搞竞赛，学校曾有几年带出过清北竞赛生。罗恺 2007 年进入江西上饶的县中工作，他记得，2019 年前，每个省队有八个名额，进入省队、拿到国家级金牌就可以保送至清北。罗恺说，他们学校学生通过竞赛上清北过于困难，但凭省赛的一、二等奖进入 985、211 的自主招生是有机会的。

罗恺说，每年高考，江西省前 100 名的学生成绩基本都能上清北，不过靠近 100 名的学生可能要报考冷门专业才稳妥。叶晓阳从事了多年关于高考志愿填报方面的研究，他说，十几年来，清北的「踩线」冷门专业一直是那几个：北大的护理、考古和小语种以及清华的核物理。不过，现在人们对冷门专业的认知有变化。十几年前家长和学生乐意选择这些冷门专业，认为能吃到清北的红利，入校后读双学位就行，毕业后考公也有优势。但近年来，大家更看重专业的实用性。

调研过许多县中后，叶晓阳发现很多县中老师对大学专业的认识水平和普通家长没有太多区别，只知道一些常见的专业。比如「电子信息」专业从去年开始在网络上爆火，高考生趋之若鹜，但几乎没有人会考虑读这个专业毕业需要哪些能力，毕业过后有多少人能找到网络视频中宣传的工作。叶晓阳说，现在人们选学校和专业更多是看重是否好找工作。

牛雪纯在 2017 年通过自主招生考上了北大医学部的药学专业，大二她就后悔了。高考前她觉得做医生长期高压，自己不一定能承受。在老师和家长的期待下，她还是去了。大学第一年她在北大本部学习基础学科，她觉得教学质量高，实验课的老师精心设计每个环节；有的老师会花钱租会议室邀请学生课后来讨论问题、答疑，她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到了大二回到医学部上课，校园缩小了，她感觉到教学环境的落差，课程变成了无趣的背诵，在实验室她只能做一些最基础的任务，但很多时候不知道实验具体的目标。每次在实验室工作到晚上 10 点半，她总会质疑辛苦的意义。

2025 年 4 月 19 日，直到赶到医院看到李冰瑶的父母时，于君还是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49 岁的李天明，戴着银丝眼镜，头发斑白；比他小一岁的叶非，她一双疲惫的眼睛下是厚重的眼袋。个头不高、身形单薄的两人被亲友围着，呆坐在长椅上，面无表情，像紧绷的弦。一旁的手术室里，医生在抢救他们喝了农药的女儿李冰瑶。

于君后来才知道，李冰瑶是将农药搭配药物，混合白酒服下，农药是百草枯的升级版⸺她抱了必死的决心。于君是李冰瑶父亲的好友，看着李冰瑶打小长大。他印象中女孩小时候有些自卑，但读大学后变得阳光上进。他想不通为什么。

就在出事前一天，于君还见过李冰瑶。当时她情绪低落，将自己锁在卧室里，已经几天不愿吃饭也不愿见人。李冰瑶的父亲李天明叫于君过来劝慰她，聊天里没有讲具体的事情，李冰瑶只是宣泄对家人的不满，以及对心理咨询师的依赖。临走时，于君觉得她的情绪好了不少，还露出了几天里少见的微笑。

在遗书的第一行，李冰瑶写下了王树刚的名字、电话以及自己的手机密码，她在遗书里恳请警方帮忙主持公道，「打开我的微信，里面有你们要的证据」。于君记得，李天明气得颤抖，叶非则崩溃大哭。他们立刻报了警。后来，他们又在女孩的卧室书桌上，发现三份遗书，包括手机上他们看到的那份。另外两篇，一篇是给王树刚的，有四页；一篇写给父母，有半页。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书桌上，用梳子压着。

李冰瑶写给父母的遗书内容简短，「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走了，记得帮我照顾我死去的灵魂，若下辈子再相遇，我会帮助你们的。对不起，得你们照顾 20 年，刚 20 岁，我要离开人间了」。写给王树刚的遗书，前面的讲述与手机里的那封内容表达截然相反。在遗书里，李冰瑶称王树刚为「爸爸」，并说是「我最重要最重要的人」。李冰瑶在里面表达了对王树刚深深的情感和依恋，「有这六个月的时光，女儿已经知足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跟爸爸相识、相知、相依，我从未这么开心幸福过」。

但后面却是与依恋截然相反的愤怒。从遗书里能看到，这种愤怒应该是源于后期两人关系的崩裂。「爸爸，您亲手把我往致死边缘推，我还一次次相信你，你妻子对我们恶语相向，甚至对我使用暴力手段的时候你人在哪里？你侵害我的事你怎么不愿意跟你妻子说呢？在逃避什么？你害怕你妻子恨你吗？可是你对我下手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你有本事就站出来承认你的所作所为！」

读着遗书，李冰瑶父母愤怒、痛苦，又满是疑惑。女儿到底跟王树刚之间发生了什么，两人是什么关系？于君说，李冰瑶去世前几天，她曾跑去王树刚的一处住所，坐在六楼的窗户上，试图跳楼。赶到现场的李冰瑶的父母都「蒙了」，不敢靠近，怕刺激女儿。后来王树刚来了，跟李冰瑶交谈一个多小时，承诺「我不会离开你的」，李冰瑶才平静下来。李天明和叶非看到李冰瑶和王树刚并排坐在沙发上，半个身子靠在王树刚胸口上。这一幕也被赶来的王树刚的妻子撞见，她扑向李冰瑶打骂。

于君说，这件事情发生后，李冰瑶拒绝沟通，李天明和叶非也没敢问，两人当时以为，女儿是王树刚的情人，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夫妻俩很混乱，觉得当务之急，是打消孩子轻生的念头。此后几天，两人请假在家陪着女儿，李冰瑶则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一直要求父母联系王树刚。

但在石家庄，想找到一位靠谱的心理咨询师并不容易。多位石家庄本地心理咨询师告诉本刊，2023 年以后，本地青少年由于升学压力产生的心理问题突出，当地的心理咨询市场迅速发展，涌现了很多个人小型心理咨询机构，其中不少人是半路出家，只持有第三方培训机构的证书。一位本地的咨询师向本刊承认，他「培训几个月」便开办了机构，机构会鼓励存在心理问题的学员，在学习心理学疗愈自己后去给他人做咨询。他们的客源主要依靠熟人推荐。

王树刚的很多咨询对象也是熟人的孩子。在李天明的印象里，王树刚也是自学心理学，之后开始做心理咨询，公开资料显示，2016 年，王树刚被石家庄的辅导学校清华毓瑒学校邀请，参加他们的家长沙龙。2023 年，他又受邀参加石家庄市长安区丑小鸭幼儿园的「家庭教育的道与法」教师培训活动。在他们的活动介绍里，王树刚被赋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多个光环，被称为「多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成功将脑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结合起来」。最近几年，因为找他做心理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同事将他称为「大仙」。

2024 年再次联系王树刚也是李冰瑶主动提出的。在 9 月 17 日中秋节期间，李冰瑶希望对方能再次给予心理指导。那时，李冰瑶已经是大专二年级。在姑姑李芳的印象里，进入大学的李冰瑶状态是不错的，大一她就拿了一等奖学金，并计划专升本，拿到学校一等奖学金后，李冰瑶分别给姥姥和奶奶买了礼物，还给两个姑姑寄了特产。李冰瑶的话也比以前多了，进合唱团当领唱，人变瘦了，长着一张鹅蛋脸，浓眉大眼的她，留着披肩长发，开始穿起淡雅的长裙，更漂亮了。

但 19 岁的李冰瑶的困惑也很确切。李家的一位亲戚张强说，李冰瑶曾向父亲透露，她在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经验上存在不足。大一时她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恋爱，面对新的追求者，她不清楚自己的感情。当时李天明给出建议，「如果你不确定，就不要收人家贵重的礼物」，但这个回答似乎并不让她满意。李芳说，李冰瑶的父母都是教师，人际关系简单，李冰瑶也被父母保护得很好，一直到大学都是父母接送，李冰瑶因此也「不是太成熟，思想简单」。

咨询录音里，李冰瑶曾在中秋节的那通电话里，向王树刚透露自己进过 SP 小圈（SP 是 spanking 的缩写，指围绕拍打、打屁股形成的一种小众亚文化圈）。10 月 5 日，咨询一开始，王树刚便将话题引到 SP 上。这次，李冰瑶向其讲述，自己初二时约见 SP 网友，结果被这位男性网友欺骗和侵犯，之后她便没再约过网友，也萌生了退圈的念头。正是这次长达四小时的咨询中，于君发现王树刚的行为开始越界。王树刚提到，「来来来，叫声爸爸」「来抱我一下吧」，录音中传来有节奏的拍打声。

10 月 7 日，王树刚开始把「情侣」「情人」挂在嘴边。1967 年出生、当时 57 岁的王树刚询问 19 岁的李冰瑶：「我要是喜欢你呢？」「喜欢我吗？对吧？说白了有点情人的情感的。」他告诉李冰瑶，「在这段时间，有一个老师陪着你，是全部无条件安全地陪伴你……既有老师的身份，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情侣的身份，可以」。

在录音和日记中，于君发现，10 月 12 日，王树刚将李冰瑶带去自己的一处私人住所，有了肢体接触。李冰瑶在日记里表达了困惑，「他对我的身体接触，主动的那些行为……我都是发蒙的状态。他是说突破了什么尺度，但那是要干吗呢，不知道……到后面晕沉沉的」。再到后面，于君惊讶地发现，李冰瑶逐渐对王树刚产生了依赖。她有些结巴地告诉王树刚：「我、我、我是我，我不知道为啥，就是从跟你见面之后，我就对，我就对外面有一些东西不感兴趣了。」

1967 年 12 月，王树刚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军屯乡贾庄村，村庄位置偏僻，王家住在村子东北角一条逼仄的胡同里，红砖和泥块砌成的平房已经垮塌，里面已是植物的天地。邻居告诉本刊，王家的条件不错，他的爷爷曾在村里任财务，父亲在隔壁清河县任运输社主任，上世纪他家已经「开起军绿色的吉普车，买了彩电」。1986 年，王树刚考取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后，他几乎没再回来，家门口的邻居都没再见过他。

梁慧也是老师，她告诉本刊，当时的河北师范大学是河北省五所最好的学校之一，「成绩必须在县里名列前茅才能考取」，很有含金量。1990 年毕业后，王树刚被分配至石家庄市第三十中学任教，在学校得到重用。一位三十中的老教师向本刊回忆，当时学校多数老师都是中专或大专毕业，王树刚在学校属于「高才生」。

工作几年，王树刚从普通教师升任学校团委副书记，相当于学校中层领导。陈良说，由于没有入党，王树刚始终是副职，没有资格参加学校领导层的会议。王树刚动了离开的心，1996–1997 年，他先后申请前往石家庄教委团委和石家庄市团市委挂职锻炼。作为同行，梁慧能够理解王树刚离开的决心。梁慧说，如果王树刚是石家庄本地人再有些关系，在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能分配进入最好的一中、二中任教，再凭借关系，调入政府单位。来自外地的王树刚，只能进入「第三十中学等末流学校，老师的工资和社会地位并不比工人高，他只能被迫往上走」。

这条攀爬的路径也更加陡峭。1998–2011 年，王树刚先后借调至石家庄市新华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给教育局的一把手做文秘，撰写材料。梁慧解释，借调通常 1 年就会「转正」，但王树刚借调 14 年，始终未能「转正」。陈良回忆，王树刚有些私德的问题。陈良说，在三十中时，王树刚已婚，但依旧跟一个女同事牵扯不清。两人曾在校门口的路上，同骑一辆自行车，「打打闹闹，学生都能看到，有点过了」。

也是从此开始，王树刚开始接触心理学。王树刚说，最开始自己是研究指纹，他花了 10 万元，买了一个机构的仪器，对方教他指纹的采集、测量和软件分析等。后来，他开始指导孩子学习，之后又关注家庭教育，还涉足了抑郁症、被害妄想、同性恋等，并开始进行心理治疗实践，「结合易经、算命、心理学，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东西」，「全部是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位同事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王树刚也给她看过指纹，他使用一个机器和系统，采集指纹，「可以测出人的性格」。但尴尬的是，王树刚调错了模式，把她看成另外类型的人。

对于学习心理学的初衷，王树刚在录音中陈述，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周围人并不清楚王树刚的心理问题是什么，但进入单位初期，他表现得非常古怪，「独来独往，性格强势，脾气易怒，胡子拉碴，不修边幅」。遇到意见不同时，比如李天明跟他分析女儿的成绩时，王树刚会突然情绪激动，提高几个音量说：「你看重的都是些没用的！」吵得楼道里都能听见。同事都对他避之不及。直到近几年，他的性格逐渐变得温和，才与同事熟络起来。

在篇章结构上，是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题为 “风水信仰与乡族社会的文化统合”，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人的世界，深入探讨乡族社会中风水信仰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巧妙地运用记录着家族的繁衍迁徙轨迹的族谱档案，结合大量考古材料与实地的田野调查，精心拼凑历史遗留于现实中的珍贵碎片，追溯了北方士民南迁的壮阔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详细阐述了风水如何在北方士民融入南方地域的过程中，成为构建华夏文化丧葬印记的重要力量。作者通过严谨的考证与分析推断出，最迟至南朝时期，福建沿海各地区基本被纳入了统一的 “现实的中国” 和 “文明的中国” 的制度体系（25页）。这一结论不仅为风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坐标，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与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而，作者进一步深入挖掘风水在乡族社会中的具体影响。通过对地方上丰富多样的风水场景及其传说的形成进行细致剖析，诸如祖墓、祠堂乃至村庄、道路、桥梁、风水林、文笔塔、石敢当等具体事物，作者将这些看似普通的事物视为了解家族文化、地方水利、区域文运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媒介。以此，作者全面考察了风水之于家族命运、区域社会兴衰的社会历史效应，揭示了风水信仰在乡族社会文化统合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下篇则以“风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民俗记忆”为主题，从空间的独特视角出发，展开对风水信仰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者系统地探讨了风水宗派在不同地域的流布情况，如同绘制一幅详尽的文化地图，展现了风水文化在南方社会的多元传播路径与地域特色。同时，对风水术数的传播渠道进行了细致梳理，从安镇符咒、寺庙抽签、扶乩降卜到通书等，这些看似神秘的术数传播方式，实际上反映了风水文化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影响。此外，作者还深入研究了祭祀中的竖造、丧葬仪轨等具体仪式，以及祖先崇拜中的丧葬纪念物所蕴含的风水象征意义。通过对这些具体而微的地域文化现象的综合考察，作者生动地描绘了风水在具体的地域社会所形成的丰富文化记忆与多样社会实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风水文化生态系统。

李明洁：“纸神”是对英文“Paper Gods”的直译，在中文里并无现成对应词。该英文词组泛指中国民间各类纸质神像，大致相当于广义年画中与神灵信仰相关的仪式用纸品，例如门神和纸马，但不包括戏出年画、仕女婴戏图等非神灵题材图像，以及窗花、桌围、纸牌、升官图、包装纸等其他纸制品。

这类以图像或符码形式呈现的“纸神”，大多采用传统木刻水印版画工艺手工印制于纸上，也有部分绘于或印于纸、绸、绢等材质。其用途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于张贴悬挂的神像，如门神、全神图、八仙、观音和钟馗像等；二是祭神仪式中供奉并焚化的纸质神像，最常见的是纸马，如灶神、药王、送子娘娘、风伯雨师等，也包括纸钱、冥衣等形态。

海外学界之所以关注这类民俗版画，正是因其内容皆为神像；为其单独归类并命名为“纸神”，相当于将中国所有民间纸质神像统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更清晰地呈现中国民间的神灵系统。

“纸神”可以说是西方以其“他者”视角，对中国民间信仰之“神灵系统”所作的一种概括。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分类的命名方式，体现出整体性的观察视角、对照性的认知结构以及对灵性维度的特别关注，对国内研究者颇具启发意义。

强调“纸神”这一概念，一方面是由于相关研究建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纸神专藏”（Chinese Paper Gods Collection）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因国内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短暂研究热潮后，直到21世纪初，民俗版画才重新被学者视为一个独立整体的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受本土政治历史因素影响，相关研究多局限于民间艺术的图像特征或具体符号的象征意义，几乎未曾从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载体的角度，对这些纸品的整体属性与功能进行系统把握，甚至有意回避“纸神”因具“神性”而作为整体存在的核心特征。

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理解海外学者在异文化语境中凭借他者视角对中国民间“神灵系统”所作的直观概括，重新审视“纸神”之“神性”的根本地位，恢复并深入探讨“纸神”作为神灵体系及其载体的功能，重估其在信仰仪式与社会习俗交互影响中所承载的综合价值。

尽管《标准》意图取缔民间“迷信”活动，但其对纸神使用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原因恐怕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是民间实践的韧性与“阳奉阴违”。即使在《标准》颁布三年后（1931年），富平安仍旧在北京闹市的纸店买到整套的各类纸神，包括被列为“淫祠”的财神、娘娘、钟馗等。民间信仰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现实需求，民众通过纸神表达“辟邪、祈福、宗教”三类心理诉求，政府难以通过一纸政令彻底改变。其次，存在地域执行差异与经济因素。北方（如北京）虽也有政令传达，但民间反应相对平缓，纸神流通未受根本性冲击。《标准》在南方（如浙江、江苏）推行的阻力较大，因其地锡箔、纸马等行业规模庞大，关乎数百万人生计，地方政府多次上书请求暂缓或变通执行。第三则是由于纸神是神祠的特殊载体。《标准》主要针对的是庙观中的神祠塑像，而纸神是家庭、个体使用的“方寸之间的神圣载体”，更隐蔽、更灵活，难以被彻底监管。

尽管直接影响有限，但《标准》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历史功能：它代表了国家政权对民间信仰的“现代性”批判，试图将民间崇拜纳入“科学”“理性”的框架。它为后来的民俗研究（如哥大的“中国纸神专藏”）提供了历史参照系，使研究者能通过对比政令与实物，揭示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张力。

我愿意再补充一个在当时的敏感记录并反思过这一历史博弈的例证。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是美国传教士和学者，曾在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任教。《中国农民崇拜：中国纸神研究》（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1940）是他在《神祠存废标准》颁布前后对浙江地区民间信仰（尤其是纸马）进行系统收集和研究的成果。在书末，队克勋记录了这些政令在民间遭遇的阻力与现实困境。例如，他观察到尽管政府大力推行，但民间对于纸马等"迷信物品"的需求和制作并未停止，相关政策因民众的强烈反对和经济生计的考量而在地方执行时被迫放缓、变通甚至搁置。他通过记录《神祠存废标准》在地方的实际执行效果与中央意图之间的巨大偏差，揭示了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和民众的实际需求，从而为我们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来自旁观者的珍贵视角。

巫鸿教授的“历史物质性”指导了“如何看”纸神的问题，将这项研究的视角从对纸神艺术风格和民俗类型的静态描述，转向了对它们“历史功能”与“历史意义”的动态重构。比如，《神交》并非将哥大纸神视为一堆珍贵的、“原真”的古代画片（其“现存状态”），而是将其视为1930年代北京民间信仰场域中活跃的、具有特定功能的“行动者”。通过将其与《神祠存废标准》并置（第三章），重构了纸神在当时所承载的“抵抗”、“延续”与“协商”的历史意义，这正是其“历史物质性”的核心。对神冠秩序与民间神灵系统（第七章）、药王文化记忆的层累（第六章）、月光马承载之价值观（第五章）等议题的分析，都是在试图复原这些图像在特定文化逻辑中是如何被“使用”和“理解”的，即它们的“历史功能”。

王明珂的“现实观”与“体认论”指导了本书“为何看”与“看到什么”的议题，界定了《神交》研究的哲学目标和情感温度。写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民俗，而是去“体认”和“体谅”那一套由纸神所表征的民间“现实”，是透过纸神这一“事实”，去揭示背后那套“受政治权力建构与维持的”但同时又由民间自发实践的区分体系、社会规范与审美系统（即社会的“现实”）。例如，《神祠存废标准》代表的国家现代化“现实”与纸神代表的民间祈福辟邪“现实”之间的冲突，以探求“现实”而非“事实”。本书也强调“体认”与“体谅”：《神交》的写作姿态不是冷冰冰的外部观察，而是试图对历史中的个人（如购买纸马的市民）的“情感、意图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与体谅”。这种努力在第四章对生育习俗的共情分析、以及对民间信仰顽强生命力的阐释中尤为明显。最终，是希望通过呈现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与张力，使读者（以及作为研究者的我自己）成为一个对周遭情境有反思与行动能力的个人——能够理解文化建构的复杂性，从而更能体谅当今社会中不同观念与行为的历史渊源。这恐怕也就是葛兆光教授思想史研究的终极目的，通过对思想资源的理解与内化，可以借由“同情地理解”过往人们的风俗乃至日常生活，体认作为文化记忆之系统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对本民族的过往怀有“温情与敬意”，并以深层的文化自尊走向未来。

因此，我愿意将这项研究看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反思性的物质文化研究。它以民俗事象为材料，运用人类学的深度语境化与整体观的研究方法，最终抵达历史学的深层阐释目标——即理解“过去”如何被不同力量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如何内化为人的“现实”，从而塑造其行动。通过重构纸神的“历史物质性”，来复原一片曾被主流历史叙事所遮蔽的社会“现实”，并邀请读者对这片现实中的个人报以“体认”与“体谅”。我期冀《神交》能超越单一学科的束缚，尊重这一珍档本身敞开着的丰富性，重新认识“纸神”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应挖掘的深刻而多元的利用价值，开启对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的全面理解和再研究。

首先是“功能性泛神论”下的实用主义包容。民间信仰的本质是实用主义的，民众并不关心神祇的“学派出身”（佛教、道教还是儒家），只关心其职能是否“灵验”，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求子、治病、发财、辟邪）。杂糅是功能需求的结果：一个家庭可能既需要佛教的观音保佑平安，也需要道教的财神招揽财运，还需要儒家的关公彰显忠义。将不同来源的神灵汇集于一堂（一张纸马），相当于组建了一个“全能的神仙董事会”，可以一次性满足所有诉求，高效便捷，“全神图”是这种需求的极致体现，它将不同系统的神灵共置于一个画面中，构成一个万能的崇拜对象。信徒无需辨别其来源，只需祭拜它，便认为能获得所有神灵的庇护。这体现了民间信仰极强的包容性和功利性。

其次《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是“官本位”文化在神圣世界的投射。虽然神灵来源杂糅，但其内部秩序却异常严格。这种等级秩序直接复制了世俗社会的皇权与官僚体系，书中第七章通过对冠饰的精细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民众按照人间的政治结构来理解神界，即神圣的“官僚体系”：玉皇大帝是皇帝，戴冕旒；王母娘娘是皇后，戴凤冠；其下有文官（如文昌帝君戴展脚幞头）、武官（如赵公明戴武将幞头）、吏卒（如周仓戴卷檐帽）。冠饰是权力的视觉符号，每一种冠饰都有其历史原型和严格的等级对应。通过冠饰，即使是不识字的民众也能一眼辨认出神祇的“官阶”大小。这使得庞杂的神灵世界变得可视、可读、可理解。一个等级森严、各司其职的神灵系统，模仿了人间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秩序带来安全，这给信徒一种稳定感和可控感——只要遵循相应的祭拜规矩（如同遵循官场礼节），就能与相应的“职能部门”（神祇）沟通，并预期得到“解决”（灵验）。

再次，“标准化”与“地方化”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是标准化（等级秩序）：冠服制度所代表的等级秩序，是一种全国性的、跨地域的文化模板。它源于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礼制，通过艺术、戏剧、小说等方式下沉到民间，成为民众构建神灵谱系的共同认知基础。另一方面又是地方化（功能杂糅）的：在这一标准模板下，各地又会融入大量地方性的“杂神”（如“王二爷”、“河神”），赋予它们相应的“官衔”和冠服。这使得全国性的系统在地方层面变得极其灵活和实用。

因此，民间信仰这种杂糅与等级并存的特质，绝非简单的混乱或无意识拼凑，而是一种基于实用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的文化创造。“杂糅”是为了最大化功能覆盖，确保“什么问题都有神来管”。“等级”是为了高效管理这个庞大的系统，通过模仿世俗社会中最熟悉的权力结构，使其变得井然有序，便于信徒“按需索神”。

《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这样的大合照，就是这种“神圣官僚体系”的组织结构图。它直观地展现了：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神界与人间的社会结构是同构的。对神灵的崇拜，本质上是对一套有序、高效、可运作的宇宙秩序的认可与遵循。这种特质使得中国民间信仰极具韧性，既能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元素，又能将其纳入自身的认知框架内，维持系统的稳定，从而延续数千年而不衰。

郭新诚开的快餐店就在他租住的小区楼下，位于河南新乡市中北部。小区外是一片城中村，房屋低矮破败，南部有个旧货回收市场，沿街开着许多家具店。郭新诚的店是新开的，室内放了四张桌子，门口还摆了两辆餐车、四张小方桌，地面还没来得及打扫，踩上去黏黏的。本刊记者见到他时，28 岁的郭新诚正在为傍晚 6 点多的营业做准备，手上一刻不停。「只有忙的时候不会想他（弟弟）。但凡点一根烟的时间，都会想他。哪怕是打电话，看会儿手机，他也会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弟弟郭富出事以后，郭新诚经常失眠，也没什么胃口，一米七的他，体重从 140 多斤掉到了 120 斤，显得更黑瘦。郭新诚总是控制不住地刷和郭富相关的新闻，始终难以将弟弟跟新闻报道里那个因为错付车费后自杀的男孩联系起来。郭富今年刚满 18 岁，跟哥哥一样肤色黝黑，但比哥哥高半头，留着到脖颈的长发。郭新诚说，3 月 29 日从河南农村的家里去上海打工，是郭富第一次独自外出务工。郭富说要去投奔同在上海打工的堂哥。

对于这个小 10 岁的弟弟，郭新诚一直很照顾。3 月 29 日那天，他给弟弟转了 2000 元，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郭新诚 14 岁开始学厨，去过安阳、郑州、焦作等很多城市工作。他知道一人在外的不容易。「大城市消费高，生活压力大。」郭新诚说，加上之前打工挣的钱，郭富身上总共有不到 4000 元。郭富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还和妈妈通了视频，说已经找到工作了，但具体干什么没有多说。 再次收到弟弟的消息是在四天后的晚上。堂弟郭玉峰打电话给郭新诚，说「郭富找不见了」，对方还提到，郭富前两天表达过轻生的念头，说过「我必须要去死」的话。郭玉峰告诉郭新诚，郭富刚到上海那天，从上海虹桥火车站打车到浦东新区，原本和司机约定付 100 元车费，不慎错付成 1010 元。发现失误后，郭富通过微信留言发去「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给退回来」，但没有回信。3 月 31 日，郭玉峰陪同郭富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但警方只能提供司机的车牌号，「态度也不太好」。之后的几天，郭富没有出门工作，一直在出租屋躺着。

郭新诚后来从监控里看到了弟弟生前最后的踪迹。4 月 3 日中午 11 点多，郭富出现在租住小区一楼电梯口，随后坐上一辆网约车。郭新诚联系了网约车司机，得知弟弟在苏州穹窿山附近下车。郭新诚立刻前往苏州，在警察调出的监控里，戴着一副灰色头戴式耳机、长发、一身黑衣的郭富在穹窿山附近的一条街上徘徊，买了水果、零食、水，「他的样子看上去挺狼狈的，走得很慢，看着是想买吃的，走到小卖部门口又走了，过会儿又折返。表情犹犹豫豫的，好像有点恍惚」。

郭富的身影最终消失在穹窿山上的监控盲区。警方建议他回去等进一步消息。郭新诚也觉得弟弟应该就是车费付错了心情不好出来散心。他不停地给郭富发消息：「我已经到你现在附近了，回个电话吧。」「能有什么天大的委屈跟威胁？我觉得你现在也不好受吧？」没想到，4 月 9 日，他收到了弟弟已经离世的噩耗。警方告诉郭新诚，驴友在穹窿山上一处偏僻的位置发现了已经离世的郭富，他身边还有个农药「敌敌畏」的瓶子。 通过查看郭富微信的支付记录，郭新诚发现他在 4 月 4 日就购买了农药。

谈起小儿子郭富的离世，郭永林皱着眉，流下几行眼泪。郭永林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郭富最小。郭永林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寸头，肤色黝黑，瘦得皮包骨，左腿比右腿细一圈，走路一瘸一拐的。郭永林说，十年前他在陕西榆林做工，后来双侧股骨头坏死。保守治疗后，尝试找过工作，但因为腿脚不方便被屡次辞退，此后就一直歇在家里，负责做饭和打扫。妻子今年 50 岁，一直在打零工。郭富是两年前辍学打工的，当时才 16 岁。

「多付的 910 元车费」⸺不管是郭新诚，还是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没要回来车费是郭富寻短见的原因。

郭新诚说郭富一个月工资才五六千元，从去年开始就没怎么工作，手头紧。郭富的姐姐郭欣悦告诉本刊，郭富是个内向又敏感的人，她觉得他是在错付车费，向司机索要、向警方求助无果后，会感到非常悲哀，「觉得没有人能帮到他」。郭欣悦今年读大专三年级，她告诉本刊，910 元对家里讲不算小数目。郭欣悦每个月的生活费是 1000 元。她得合理控制才能够不超支：饭钱 600 元左右，早餐喝一碗粥，吃个烧卖或者饼，共 10 元；中午吃两个素菜，6 元；晚上去外面吃饭，比如福鼎肉片，十几元；剩下的 400 元留着社交、买化妆品、买护肤品。平常空闲郭欣悦会自己打工挣些生活费，「每个月伸手向妈妈要钱，心里有点愧疚」。

郭永林说，知道家里经济困难，郭富从不乱花钱，「妈妈买的衣服，不管好不好看，他都会穿」。郭新诚告诉本刊，作为家里的小儿子，全家人都很宠爱郭富，有学习用品等需求都会尽量满足，但郭富没有主动提过要求。郭永林提到，郭富 2023 年还在上技校。但第二学期开学时，妈妈给了他学费，郭富不肯去。郭永林和妻子劝他，起码拿个毕业证，好找工作，可他「贵贱不去」，「我儿子说老师在上面讲什么他听不懂，学不到心里面，一学期几千元，白交了」。

也是通过郭富的手机地图的轨迹信息，郭新诚和家里人才知道外出打工的两年里，郭富去过长沙、深圳等城市。对于这些城市，郭永林没有什么了解。他只在年轻时去过陕西榆林和内蒙古，为了赚钱养活一家五口，他的精力都在打工上，没有什么经验能叮嘱儿子。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己有病不挣钱，家里的事他没资格管。事实上，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中罗村不少村民都不知道打工的儿女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问了也没有用，帮不了他们」。他们一般的聊天内容是「一些关心的话，比如吃了吗，还有没有钱」，聊天时间不会长。

郭新诚也很少问弟弟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在成为厨师前，郭新诚做了多年学徒，做端盘子、打杂这类最基础的活，「我们不是有钱有势或头脑聪明的人，只有本本分分，靠自己的双手，多努力。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能做成功的，要学会承受和释放」。

他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父亲不工作后，郭新诚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妈妈在村里一家电器厂工作，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8 点，一天工资 60 元。郭新诚每月给妈妈一笔钱，多少不论，由妈妈来支配家庭的支出。妹妹学费一年 6500 元，几乎全由他负责。疫情后，餐饮业下行，氛围越来越压抑，酒店裁掉了一半的厨师，工作量加大，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上班时间延长。这之后他跟朋友开了小饭店，但生意一般。

虽然郭富没有向家人提过，但同村与郭富同龄的洪兰心觉得他还有其他的不开心。她觉得务工市场对年轻人并不友好。洪兰心目前读大专，「从我 16 岁打暑假工开始，感受到的社会的恶意太多了」。洪兰心做过网吧收银员，台球厅收银和摆球小妹，洗浴中心和酒店的前台，奶茶店服务员。她记得两年前在台球厅摆球，工作时间是下午 1 点到凌晨 2 点，一天 70 元。因为年纪小，其他员工将洗烟灰缸、捡瓜子壳、打扫台面、拖地这些「脏活累活」都丢给她，「那里的烟灰缸特别恶心，插满烟头，还有唾液。客人还会用眼神审视我，把我当货物一样」。在那里她过了 7 天试用期，但到第 11 天，把她「赶走了」，只给了 210 元，还拖了半个月。

一年前在洗浴中心工作，上 24 小时休 24 小时，一个月 2100 元，洪兰心心脏熬出了问题，诊断出窦性心动过速。有一天她实在熬不住，眯了一会儿，一名男员工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她下班就辞了职。这些委屈，她敢怒不敢言，晚上一个人哭，第二天继续工作。她不跟家里人说，觉得没有用。因为家里穷，要不停地打工，洪兰心已经几年没有看电视剧了，「闭眼睡觉，睁眼上学、上班。没有青春，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为了活着」。在她的理解里，郭富的自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

郭欣悦能理解弟弟初中开始就表现出的内向和沉默。「从小学到初中，班里很多同学家里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好，我们因为离家远要住校，但同学可以直接走回家，穿得也好。我心里会羡慕人家，也会有点难过。」郭欣悦说自己直到现在也不能彻底摒除自卑的念头，但已经慢慢接受贫穷的现实，而且在大学交到了比较好的朋友，有时看到她买十几元的短袖，觉得质量不错还来要链接，「未来自己挣钱，生活会更好」。

李明洁：感谢大家冒着酷暑光临。请允许我先为诸位解释书名“破坏实验”的由来。“破坏实验”是社会学的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提出的“常人分析法”中的一个研究方法。加芬克尔是社会学史上反传统的后现代社会学的路标性人物，在他之前，社会学侧重从政府的政策和统计数据出发，对宏观社会进行探讨；加芬克尔认为这一做法有漏洞，他倡议从日常生活出发，从普通人的交往来研究社会。他提出的“破坏实验”是说，当我们在生活中引入一次微小的“规则的破坏”时，就能够彰显出社会现实建构和社会秩序维持的细致规律。“破坏实验”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要临时构拟一种情境，被试要不知道是在实验中，而且没有办法也来不及找到应对的方式。2020年我在纽约遭遇新冠疫情，由于我的专业原因，我会比较敏感，感觉自己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破坏实验”，只是规模大得多。

这张照片是2020年4月的时代广场，时代广场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热闹非凡，日以继夜。但当时除了国民警卫队在维持秩序外，几乎就没有人，好像是外星人把地球上的人类都掠走了，我站在那里像一个异类。疫情的爆发特别符合“破坏实验”的定义，但这本书不专门讲疫情，疫情恐怕只是更大的“破坏实验”的“触发剂”；甚至可以说，它接近一种“显影剂”，把很多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隐藏的人性全部彰显出来了。所以我就姑且用了“破坏实验”来做书名，其实加芬克尔本人是反对把宏观的因素放进“破坏实验”里的，我用这个概念是想强调我们所有人当时的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