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法国肌肉萎缩治疗协会开展了一项特别行动。他们召集了一个病人群体，通过一档电视慈善节目募集到了八千万美元慈善基金。由于导致肌肉萎缩的疾病其病因往往在于基因，因而这笔善款一度被大量用于人类基因组的基础性研究。然而在相关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之后，该基金却解散了用于进行基础性研究的实验室，转而倾其全力投入到对病人们而言更迫切，但对于当时科学而言过于超前的基因治疗领域当中。

在拉图尔看来，这一事件体现了在当今世界，科学研究早已脱离了孤立的“实验室生活”，进入开放性的“集体实验”状态，被社会因素影响，同时也左右人们的生活。然而这种“集体实验”并不意味着科学有效地介入了社会，能够为其理清秩序、终结争论，反而在社会语境中增加了更多新实体。“在那些代表了人类及其需求的代言人之外，他们新加入了那些代表了——我该如何称呼之呢？——非人类及其需求的代言人……现在，只有一件比死亡和税收更加确定的事情，那就是，相比过去而言，将来会有更多此类奇怪的野兽”（[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xviii-xix页）。

拉图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混乱状态的出现，根源在于尽管科学已经极大程度地与社会纠缠在一起，但人们依然倾向于将科学视为一种理想之物，期待它仅凭自身便可以发现乃至于“发明”一种救赎之道。将科学视为一种孤立且至高理想的信念——拉图尔干脆将这种信念称为由科学革命开启的“潘多拉之盒”——离不开对科学发展的辉格史叙事。既然我们相信是哥白尼赋予了太阳宇宙中心的地位，以及伽利略曾经如大卫一般独自挑战并击败了旧时代的巨人亚里士多德，我们便很难不把科学当成一种“神话”，相信它可以拯救世间一切，甚至包括我们的灵魂——于是科学真正享有了与中世纪教会同等的地位。

实际上，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阿瑟·库斯勒便已经看到了这种现代性危机。在首版出版于1959年的《梦游者》一书中，库斯勒旨在强调人们眼中的科学英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绝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般自觉且坚定，“一些最重要的个人发现到来的方式令人觉得更像是一位梦游者而非一台电脑的表现”（第ix页），于是科学发展“走的是一条曲折的之字形路线，有时几乎比政治思想的演变更令人困惑”（同上）。作为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恐怖政治”的亲历者，库斯勒这项科学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取消科学与社会的隔离状态：科学工作始于也始终都在“拯救现象”，正如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个体的更好生活——决定其地位的只能是现象与个体的无限性，而非仅凭一项“绝对进步、绝对正确”的事业便能终结一切的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