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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Egyptian Coffin Paintings Suggest Awareness of Milky Way 古埃及棺椁绘画暗示已认知银河
Massive Mural of Ashamed Statue of Liberty Emerges in France 法国出现巨型“羞愧的自由女神”壁画
明代收藏界顶流项元汴和嘉兴天籁阁
摘抄：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嘉兴人。这位明代收藏界的“顶流”人物，有着矛盾的身份标签：他出身名门望族，却以商人身份经营典当业，无意科举；他坐拥金山银海，却将毕生资产倾注于书画收藏。项元汴凭借过人眼光与雄厚财力，在数十年间构建起冠绝天下的收藏体系。其天籁阁收藏涵盖460余位历代书画家作品，总数达1400余件（一说2190件），从东晋王羲之父子到明代沈周、文徵明，跨越千年书画史。故宫博物院现藏书画约4600件，而项氏一人收藏竟近其半，质量之精更令人惊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苦笋帖》、宋徽宗工笔、米芾《清和帖》皆曾栖身于此。
摘抄：在展厅中心位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马图项元汴画像》引人驻足。这幅存世唯一的项元汴标准肖像，运用淡墨勾勒轮廓与色彩渲染，生动展现了这位儒商的睿智形象。
“项元汴没有一部著作，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钤盖在历代佳作之上的各类印章。”有艺术史学者认为，在很多明清笔记中，这位没有功名的商人常被文人耻笑为附庸风雅的商人，但当观众站在《明项元汴竹石立轴》前，看到项元汴亲笔创作的山水画时，其艺术造诣远超历史偏见。
摘抄：在“项元汴朋友圈”专题区，文徵明、陈淳、曾鲸等明代大家的传世之作交相辉映。一件文徵明行书七言诗扇面，见证着项元汴艺术道路上的关键情谊——青年项元汴初识文徵明时，这位“明四家”之一已至垂暮之年，却仍悉心指导这位对书画充满热情的小辈。据统计，项元汴收藏文徵明字画至少有30幅，其中不少是应他之邀特意创作的。
澳大利亚岩画群、伊朗史前洞穴新入世遗名录
西夏陵的九座王陵，为何只有7号陵“身份揭晓”？
西周卜骨、隋唐壁画等宁夏固原文物亮相上博
摘抄：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呈现了从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博物馆和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原州区文物管理所甄选的300余件来自宁夏固原地区西周至隋唐时期的文物精品，以“铸礼大原”“胡汉共舞”“原州风华”三个部分，展示古代固原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图景。据悉，这一展览汇集重要考古新发现和精美馆藏文物。其中一级文物61件，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未定级文物25件。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展览，广大观众不仅能领略古代固原作为丝路枢纽的壮阔图景，也能更深刻理解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丝路文化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从而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
专访｜哈佛大学教授汪悦进：马王堆是一个动态的生命剧场
摘抄：由美国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主编的《生命时空——马王堆汉墓新论》近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之际，《澎湃新闻·古代艺术》专访了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专席终身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CAMLab创始人兼主任汪悦进（Eugene Y. Wang）。他认为，马王堆不应被简化为一处静态的墓葬遗址，而应理解为一个以内在时间顺序与宇宙结构为支撑的动态“生命剧场”。
摘抄：在新的研究阶段，我们将关注点聚焦于马王堆视觉系统所隐含的深层认知结构，尤其是其所建构的“时空秩序”与“生命逻辑”。我提出，马王堆不应被简化为一处静态的墓葬遗址，而应理解为一个以内在时间顺序与宇宙结构为支撑的动态“生命剧场”。其图像布局、空间设计与随葬器物共同演绎出一个多维度的宇宙模型：四时更替、阴阳流转、生死转化，这一整套体系所追求的，并非对死亡的封闭性纪念，而是对生命连续性、时间循环性以及个体精神超越的美术化表达。
摘抄：汪悦进：马王堆所体现的“时空—生命”观，并非偶然或孤立的特例，而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古代视觉认知结构。在马王堆T形帛画中，我们可以清晰辨识出一种非线性、垂直向度的时空叙事逻辑：图像自下而上展开，从地下的幽冥世界，经由人世层面，再升向高天神明之域，呈现了一种“入地—升天”的生命过程图式。这种构图并非线性历史叙述，而是通过空间转化实现时间循环的观念呈现。它传达出汉代人关于生命延续、宇宙秩序与灵魂升华的深层哲学理解。
摘抄：在《入地如何再升天——马王堆美术时空论》一文中，我提出，马王堆汉墓的椁室结构与整体空间布局，构成了一个以内在时间秩序为框架、兼容四时运转的动态宇宙模型。这个模型不仅体现在椁室结构或T形帛画中，也同样贯穿于数术帛书与博具棋局中的图示等各类设计表达。以数术帛书为例，它并非简化为一种抽象的图表系统，而是一种将数术运行与图像空间相互嵌合的“视觉化仪式”结构，其功能在于模拟宇宙运作，并通过图像语言实现人与宇宙秩序的对应。通过模拟四方四季、阴阳消长的宇宙运行，象征性地构建出一个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时空体系。这种将宇宙认知、生命哲学与视觉呈现三者融合的图像构成方式，具有高度的理论普适性，在其它视觉载体中有不同形态的延续与演化。
摘抄：澎湃新闻：您研究的领域涉及墓葬美术、石窟寺、壁画艺术等，数年前您对于克孜尔石窟的研究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比较与众不同的视角。从石窟等建筑的时空序列出发阐释视觉图像及其背后认知结构的关系，这是取决于您一以贯之看待事物的视角还是由您研究对象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
汪悦进：两者兼而有之，“视角”与“对象” 是彼此生成、互为启发的。艺术图像不是悬浮于意义之上，而是与它所处的空间、时代、技术、思维方式密不可分。就石窟艺术而言，洞窟并非被动承载图像的容器，而是以其窟室结构、壁面布局与天顶安排，构建出一个可被体验的宗教宇宙。这一思路延续至我对马王堆的研究：马王堆同样不是散落器物的堆积，而是一个由椁室结构、图像系统与哲思观念共同构建的“宇宙-生命模型”。在我看来，这些古代视觉程式体现出一种高度系统化的“时空性”，图像的安排不是随机组合，而是严密嵌入在特定的时间节律与空间逻辑之中。因此，我的研究视角关注视觉系统背后的认知结构，不仅研究图像如何表达思想，更关注思想如何塑造图像的空间与结构。中国古代视觉文化并非由孤立图像组成，而是通过建筑空间、视觉结构与仪式节奏共同建构的一种复合型思想系统。
摘抄：在我看来，前沿科技（包括AI、VR、生成算法等）在文化遗产、艺术史与视觉研究中的潜力是巨大的。AI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建模能力，它能帮助我们更系统性地理解古代思想框架、语言体系、图像逻辑，甚至进行“观念层”的模拟与重建。例如，我们正在探索如何通过AI进行图像语义的深层解析，从而揭示古代图像背后深层的象征逻辑；或借助生成模型，模拟失传的图像序列及其可能的叙事路径。这不仅扩展了图像史研究的维度，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图像如何思考”“文化如何生成”。
从这些画作看普希金对俄罗斯艺术的巨大影响
摘抄：展览“普希金与东方回响”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展品包括普希金的肖像、插图、雕塑等，展现了普希金对俄罗斯艺术的巨大影响。展览回顾了普希金的创作生涯，包括其自画像、文学作品插图，以及艺术家们创作的肖像，如特罗皮宁、布留洛夫、列宾等。展览还展出了根据普希金作品创作的陶瓷、象棋等艺术品。通过这些作品，展现了普希金在文学和艺术界的深远影响。
摘抄：展厅入口处，观众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艺术家们为普希金创作的肖像。1827年，特洛皮宁于莫斯科创作了普希金肖像。普希金挚友索博列夫斯基记录：“……此肖像系普希金秘密委托特罗皮宁所作，后作为惊喜赠予我（花费其350卢布）。”展览呈现的是布留洛夫于1899年普希金百年诞辰之际临摹完成。肖像上普希金系着深色领带，潇洒随意；手上戴着的戒指是女友赠给他的“护身法宝”。边上，另一件值得关注的展品是由尼·伊·乌特金根据特罗皮宁绘制的普希金肖像画制作的雕版。据说，普希金的形象传播大多都源自这件绘画作品和这一雕版的印刷。
摘抄：1831年2月，普希金与被誉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洛娃结婚，同年5月迁居彼得堡，继续在外交部任职。然而，这段婚姻生活并未给他带来长久的幸福和安宁，反而因妻子的奢侈生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债务负担。不过，普希金在创作上却日趋成熟，完成了许多重要作品，包括叙事长诗《青铜骑士》、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短篇小说《黑桃皇后》、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摘抄：列宾（1844—1930）是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他一生敬仰普希金，在致友人书信中称其为“我的偶像”。他悉心搜集普希金的肖像资料，并在创作中多次描绘普希金本人及其作品中的形象。展厅展出的是列宾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创作的油画，还原了奥涅金与连斯基决斗时的场景，生动再现了这一经典文学中的紧张时刻。
摘抄：马弗利娜，书籍艺术家、版画家、油画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1981）。马弗利娜最初从事架上绘画，后开始为经典文学作品绘制插图，包括巴尔扎克、司汤达、左拉、霍夫曼、莱蒙托夫的作品。自1949年起转向普希金的作品创作和童话插图。“战争期间我就打算画童话故事了……我在脑海中想象着，在断裂的塔尖上，取代普通风信鸡的是普希金笔下的金鸡”，马弗利娜回忆道。
马雷金(1890-1942)是画家、插画家、博物馆工作者。自1910年代初起，与图书出版社合作，从事书籍插图和装帧工作。在为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所作的插图中，他以艺术形象展现了古罗斯绘画传统。
摘抄：亚·尼·别努阿，油画家、版画家、戏剧艺术家、导演、艺术理论家和史学家。出身于18世纪末从法国移居俄罗斯的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家族。1890年代末成为“艺术世界”小组的创始人之一，是该同名杂志的长期撰稿人。别努阿首次为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绘制插图是在1903年，后来又多次为这部作品进行创作。该系列成为别努阿版画艺术的巅峰之作。这些极其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插图，以彼得堡为主角，与长诗的天才文本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意象。
展览中，画家奥·尤·亚赫宁为南京晓庄学院和北京大学的荣誉教授，其的作品《普希金，他在中国也是普希金》系列中的一幅作品以中国的墨汁与宣纸绘就。
印证一个激情的时代，龙美术馆展主题美术创作
摘抄：7月12日，“革命的时代：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特展”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展览呈现150余件创作于1930年代以来的作品，涵盖油画、国画、版画、雕塑、宣传画、年画等多种媒介，系统梳理新中国主题美术的图像传统与时代变迁。
摘抄：谈起“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的收藏，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表示，“从2003年收藏了第一件张洪祥的《艰苦岁月》后，迄今为止已收藏了近300件此类题材的作品。”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作品曾一度流散民间，这反而为她提供了将这些作品系统聚拢并加以研究的契机。“我认为这些代表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品，应该由中国人来收藏。之所以对这个时代的作品情有独钟，并希望与大家分享这段特殊时期创作的兼具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佳作，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这段历史中走过来的，它代表了我们的历史。”
展览中，《鲁迅先生》是赵延年的木刻代表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塑造鲁迅形象的杰作。1961年时值鲁迅诞辰80周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拟发行宣传画片，杨可扬委托在杭工作的赵延年参与鲁迅像创作，从而诞生了这幅鲁迅像的经典作品。画面用简练、粗放、有力的刀法，黑白对比鲜明的构图，塑造了一个在寒风中围着围巾，目光冷对前方，迎风前进的鲁迅形象，画面有着令人震撼的冲击力。
一场来自边缘的创作，来自瑞士的“原生艺术”
摘抄：7月11日，“无羁之境：洛桑原生艺术收藏与他方视界”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开幕。然而，走进展览首先遇到的不是作品，而是一排排肖像。他们的神情安静、专注，带着某种近乎沉默的力量。这些不是人们习惯理解的“艺术家”——他们未曾接受学院训练，常年与社会保持距离，有些人甚至生活在精神病院、监狱或疗养机构中。正是在这些无人问津的角落里，他们悄然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宇宙，也构筑起这个展览的根基。
摘抄：在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洛桑原生艺术收藏馆馆长莎拉·隆巴迪（Sarah Lombardi）看来，原生艺术创作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创作为本人而存在，为了回应自身的创造性冲动或内在需求。他们并不追求成为‘艺术家’，也无意参与展览或获得公众认可。原生艺术所代表的，是处于这个官方系统边缘之外的另一条路径。”这也正是展览名“A Walk on the Wild Side”的含义——邀请观众走入这片艺术的“他方”，去发现原生艺术，走上不同的道路。
摘抄：这种无功利、不同于正统艺术的创作，也正是展览希望强调的。展品按主题分为数个章节，分别是“内向世界”“人物形象”“生灵万物”“世间”“分门别类的世界”和“无形之界”，探讨了原生艺术家与他们周围世界的关系。这些交错、多面的主题，让观众不断在个体宇宙、颠倒梦想和日常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摘抄：比如，在“内向世界”板块，可以看到阿道夫·沃尔夫利（Adolf Wölfli，1864-1930）的作品。1945年夏天，让·杜布菲曾前往瑞士，主动申请探访当地精神病院和监狱，试图寻找脱离学院体制之外的艺术形式。正是在这次旅途中，他首次接触到了阿道夫·沃尔夫利等原生艺术创作者。那次经历对他极为关键，是他发现“原生艺术”的起点。
阿道夫·沃尔夫利大半生在伯尔尼附近的精神病院中创作。他35岁时开始绘画，并最终创作了一部壮观的半自传形式作品。他的作品以密集、幻象式语言闻名，融合宗教、音乐、地理、幻想等元素，构成充满节奏感的视觉结构。
摘抄：瑞士原生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女性艺术代表之一阿洛伊丝·科巴兹（Aloïse Corbaz，1886–1964） 的作品呈现在“人物形象”板块。她在三十多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于1918年被送入精神病院，在那里开始创作。医院工作人员在1936年鼓励她继续创作，并向杜布菲推荐她的作品。
她的作品以饱满浓烈的色彩和符号语言著称，常呈现宫廷式爱情场景、歌剧人物或幻想的恋人，人物形象特征是夸张的蓝眼睛。她使用彩铅、蜡笔、花汁或牙膏，在回收纸张上创作，大面积缝合、双面绘制，常填充图案至极限、密不透光 。
用针孔摄影“逐日”的摄影师
摘抄：从战国墨子发现小孔成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运用，再到数码时代下的逆向潮流，针孔摄影，这一古老的摄影形式，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图像的探索。摄影师陈晓峰是当下针孔摄影的代表人物，7月5日，陈晓峰个展“逐日者”在上海申报馆THE PRESS的2楼对外展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金晓峰等参加了开幕讲座对谈。
摘抄：陈晓峰，浙江衢州人，1965年出生，1992年至今在衢州中等专业学校担任美术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受陶瓷厂一名摄影干事的影响，陈晓峰开始学习黑白胶卷的冲洗和黑白照片的制作。1997年前后，在衢州老城开始大规模拆迁的背景下，陈晓峰开始拿起相机，意在用摄影留住将逝的场景。至此，他也成为了一名摄影发烧友，一拍就是二十多年。
在此期间，陈晓峰创作了两件作品，一是为自己工作的学校出版了一本以普通师生、教学场景为主，反映职业学校变迁的书《飞珠散玉》。此外，自女儿于1999年出生后，他坚持每天给女儿拍一张正面的肖像，一直到女儿20周岁才结束。
摘抄：2013年起，他开始自制针孔相机，并将相机安装在工作的艺术楼屋顶上。通过摸索，陈晓峰从一天到一个星期，再到一个月，最后达六个月，也就是太阳从最低点的冬至日运行到最高点夏至日的时间。现在，他最长的一张太阳轨迹的照片拍了三年，也就是冬至日、夏至日往复来回六次。
在十多年的实践中，陈晓峰也对针孔相机制作方法进行不断改进和优化，对材料的选择、对相机防渗、防晒进行了探索。现在，他已自制了四十余台相机，并给每台相机起了名字，以历史上对光学原理发现的科学家和对摄影术诞生有贡献的发明家命名。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看到其自制的相机的展示，以及相关的制作笔记。
摘抄：陈晓峰告诉记者，他拍摄的照片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经过几天观察试拍，调整而成的。“如：‘编号2014 20号’有十个光点的那张，算是一个创意了，太阳的圆弧和烟囱构成一张弓，使我们想起中国的神话‘后羿射日’。当第一次拍下六个月太阳的轨迹时，我感觉这是太阳给我们的信息，是一篇天书，看似空无一物的天空，曾经隐藏过无量的信息。”他也坦言，日本摄影家杉本博司是其敬仰的艺术家，很多作品都深受他启发。
摘抄：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此次展览的科学顾问金晓峰则从科学的视角，对陈晓峰的作品进行了评价。他说：“展出的照片的科学价值本身或许并不突出。然而，我清晰记得去年初见它们时，那份直抵心灵的震撼。”在他看来，坚持“逐日”的摄影更体现了“体验”的价值。“‘知道’（to know）与‘体验’（to experience），本是点燃孩童科学好奇心不可或缺的双翼。遗憾的是，百余年前自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伊始，我们的科学教育便只偏重前者而轻忽后者。久而久之，仰望苍穹、用心感受昼夜更迭与四季轮回的自然体验，便与我们的孩子渐行渐远——或因‘知道’而不屑一顾，或因应试而无缘享受。”观看这些逐日摄影，也是他首次以直观体验那些早已“知道”并在课堂上反复传授的知识。
只看过德加画的芭蕾舞者？来浦东美术馆看他的雕塑吧
摘抄：“巴黎奥赛博物馆专注于1848年到1914年的艺术品，这是一个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如今所生活的当代世界，正是在这段时期中诞生的。”这是奥赛博物馆主席西尔万·阿米克（Sylvain Amic）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对于奥赛博物馆馆藏所涉时代的描述，这一时期“构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过渡”。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埃德加·德加的身上，尤其能看到这种时代带来的审美变化。
摘抄：埃德加·德加（1834—1917）是法国印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他更倾向于自称为“现实主义”画家。他的作品以对动态瞬间的精准捕捉、独特的构图视角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描绘而闻名，尤其在芭蕾舞主题的创作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摘抄：德加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富裕银行家家庭，最初学习法律，但很快转向艺术。他曾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并受到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的影响，强调线条和素描的重要性。从少年时期，他的数学本里就画满了骑行的队列和动物的形态，早在1850年法国就很流行赛马了，德嘉喜欢画赛马，因为可以通过画笔记录当时的流行活动，1860年代末，他将目光转向新建的跑马场赛事。
摘抄：战前，德加的作品更偏向古典主义，战后家庭因兄长债务破产，迫使他以卖画为生。这段动荡的时期让他目睹了社会剧变、暴力冲突和城市废墟，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他对现代生活的批判性观察，逐渐放弃了历史画和宏大叙事，转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瞬间，如舞者、洗衣女工和赛马场景，并发展出更具动态感的构图。
摘抄：19世纪70年代后，德加开始关注巴黎的现代生活，剧院、洗衣女工和芭蕾舞者等题材。他很少在户外写生，而是依靠记忆和素描在画室创作。 1880年后，德加视力严重衰退，转向雕塑创作。
德加的雕塑创作突破传统雕塑的静态束缚，以动态捕捉与材料实验重构了现代雕塑语言。其中的一个“14岁的小舞女的裸体研究”引人注目。这应该是他的草稿，最终的雕像达到1米高左右。
德加一生创作了150余件雕塑（多为蜡制，非青铜作品），生前仅公开展出《14岁的小舞者》一件（1881年在第六届印象派展览上展出），其余均为私人实验。 他去世后，继承人将70多件蜡塑翻铸成青铜。最初，他为“小舞者”设计了10多个不同造型，最终选定古典芭蕾的“丁”字形站姿。区别于传统的芭蕾舞优雅，小舞者瘦弱的躯干、反扣的双臂似乎在反抗一种无形的束缚。实际上，原作是蜡制的，因采用了真实的布料和毛发被斥为“像医学标本”。
摘抄：19世纪的法国芭蕾艺术已跌入低谷，几乎沦为满足大众官能的一种表演，年幼的芭蕾舞者大多来自底层社会。而在德加之前，无人关注过这一群体。他曾坦言：“我的雕塑将永远不能达到雕塑艺术的完美程度”，其本质是“让绘画更生动的练习”。这些作品以蜂蜡、黏土等易碎材料制成，表面保留指纹与刀痕，强调“未完成”的过程感，挑战古典雕塑的永恒性，也挑战了传统雕塑的审美标准。
摘抄：此作精准捕捉马匹“腾空期”的临界状态——右后蹄轻点地面，前蹄蜷缩，颈部前伸，脊椎呈流线型弓起。原型表面布满点状肌理，模拟印象派笔触的光影颤动。马匹肌肉线条以粗犷的刮刀痕塑造，将绘画的“速写性”转化为三维语言。
“阿拉贝斯克”在19世纪芭蕾中被赋予崇高性与色情性的双重解读。舞者后腿高抬时，短裙下的身体若隐若现，劳特累克曾直言“色情躲在训练有素的肢体内一闪一闪”。德加以冷峻的解剖学视角剥离欲望，聚焦肌肉发力的科学性，回应了当时对舞蹈的争议。
摘抄：他常潜入巴黎歌剧院后台，观察舞者训练、休息的片段，而非舞台上的完美表演。这种“幕后视角”使其作品兼具动态张力与人性真实。两件作品呈现舞者坐姿调整舞鞋的瞬间：身体前倾，一腿屈膝查看足底，另一腿放松伸展。德加刻意弱化面部细节，突出肩背曲线与手部动态，将“系鞋带”的日常行为升华为专注的仪式。
蓬皮杜闭馆修缮前最后一展：挑战摄影边界的提尔曼斯
摘抄：澎湃新闻获悉，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将在2025年夏季闭馆进行为期五年的大规模翻新，预计2030年重新开放，大部分藏品转移至巴黎郊区临时存放，或与中国等国家的美术机构进行合作，展出展品，如正在上海西岸美术馆举行的“重塑景观”展览就呈现了70件蓬皮杜中心馆藏，
在闭馆前的最后阶段，蓬皮杜艺术中心近日举办德国艺术家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大型回顾展《我们毫无准备——我们早已准备好》。提尔曼斯是当代摄影领域具革新精神的艺术家之一，其创作一直挑战摄影的边界，将摄影拓展为一种融合社会观察、亲密情感与物质实验的综合艺术实践。
汪丽红评《浪漫爱情与厌女》︱互为镜像的“厌女”和“恋女”
![《浪漫爱情与厌女：源自中世纪的悖论》，[美]霍华德·布洛赫著，张鹏瀚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88页，78.00元](/p/sf%E5%91%A8%E5%88%8A2025%E5%B9%B4%E7%AC%AC18-19%E6%9C%9F%E5%90%88%E5%88%8A/20250714-Picture25.jpg)
摘抄：十二世纪法国南方宫廷，慵懒的午后，琴弦轻轻拨动，一首首赞美女性、表达恋慕的歌曲流淌而出，随后讲述骑士花招百出追求女主人的各种传奇故事流布盛行，到该世纪末，一位叫安德烈亚斯·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廷臣撰写了《论爱的艺术》，专门教导骑士们如何赢得女主人的芳心。从情歌、浪漫传奇到爱情技巧，这些文学作品似乎构成了某种体系，1883年法兰西学院研究古法语文学的加斯通·帕里斯（Gaston Paris）将十二世纪法国南方兴起的这种骑士之爱称为宫廷爱情（courtly love，或译典雅爱情），并予以概念化，从此成为现代学术体系里的一个颇具热度的话题。它仿佛一个神奇的多棱镜，以现代眼光投射，立即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光谱。
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现代爱情的渊薮，即西方浪漫之爱（the romantic love）的发源处，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只存在于文字当中，并非实际发生；有些学者认为它源自法国南部靠近地中海阿拉伯文明的特殊性，另有学者则认为原因在于法国内部封建制度的变化……但不论持有何种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对于香颂（即中古法语游吟诗人情歌）和浪漫传奇对女主人的追捧，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承认和肯定。“第一位游吟诗人”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曾经歌云：“一切财富都该恭顺，/那尊贵的女士，因她亲切的善意/也因她美丽而有令人愉快的面庞；/而他需要再守候一个百年/才能博取她的爱所带来的快乐。”又或：“她快乐时，患病的男人也会康复，/她生气时，健康的男人也会死去/智慧的男人也会变成傻瓜/英俊的男人也会顿失神采/最有教养的人也会变得粗鄙/最粗鄙的人也会变得有教养。”（278页）这些诗句将女人捧上神坛，表现出极度“恋女”现象，无怪乎夏尔·康普鲁（Charles Camproux，1908-1994）说宫廷爱情有一种“追求女性解放的意愿”，黛安·伯恩斯坦（Diane Bornste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1983）认为宫廷之爱“把女性颂扬为一股使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从而表达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与教会建制中的反女性主义以及教会所认可的性态度针锋相对”。宫廷之爱本就自带一层浪漫面纱，早前女性主义研究侧重挖掘历史上的女性力量，把宫廷爱情树立成与教会厌女相对的一种进步力量，为这本为通奸的爱情又镶上了“进步”的金边。
不是没有人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但这些研究均属小范围质疑。1991年耶鲁大学霍华德·布洛赫（R. Howard Bloch）出版《中世纪厌女症与西方浪漫爱情的发明》（中文译名《浪漫爱情与厌女：源自中世纪的悖论》）一书，锐意迸发，连施三招，彻底撕破宫廷爱情的面纱，将其真实面貌揭露于人前。
摘抄：第一招：“女性”是一个“思维工具”（149-150页）。我们熟知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西蒙娜·德·波伏娃，她提出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即女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布洛赫则进一步指出基督教文化把“女性”看作一种思维工具，用作思想领域的推论活动。他花费整整三到四章的篇幅梳理了从耶典版圣经（即以耶和华称呼神名的旧约版本）到早期教父作品，分析认为：基督教这套话语体系建立起了女性与身体的关联、女性与装扮的关联，而又将审美导向神学。前两者成为我们常常听到的“女人不理性”“女人多嘴多舌、歇斯底里”“女人好打扮、贪图享受”等厌女的陈词滥调；后者与禁欲主义相结合共生出“贞洁”观念，以此鼓励女性摆脱婚姻，成为区别于罗马传统的基督徒的社会标记。因此布洛赫认为，基督教的独创性恰恰在于综合了其诞生时期地中海厌女和崇女的各色论调，重新定位女性特质，把女人交替贬抑为“魔鬼的门径”和理想化成“基督的新娘”，而且把彼此冲突的性态度同时放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正是这种双重态度将女人抽象成一个观念，把“她”变成一个成分复杂的、根本性的“思维工具”，而不再是一个个的女性个体。
第二招：指出“厌女”与“恋女”互为镜像。宫廷爱情的载体是骑士文学，而骑士文学歌颂骑士对女主人（domna），通常是一位地位较高的有夫之妇的爱慕和追求，即婚外情。这导致主角总是陷于两难困境，一开始情人互誓守护秘密，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由于各种原因，一方被逼打破沉默，通奸的秘密暴露，结局往往是惨烈的，爱情自然灰飞烟灭。于是宫廷爱情的第一个悖论产生了：“爱只有作为秘密才能存在；这份秘密的爱只有被泄露（包括作者创作）才能存在；而在泄露之后，爱就不复存在。”（218页）情歌的作者同样如此，一旦宣诸于口，爱情就陷入风险或死亡。
摘抄：宫廷爱情的第二个悖论是：作为浪漫之爱的客体，骑士文学的女主角必须迎合骑士阶层的理想，不但完美无瑕，而且作为他人欲望的对象，自身不被允许拥有欲望，所以面对骑士的追求，她们往往表现得冷若冰霜、残忍无情，“女人要为人所爱，就必须不为所动、不可企及、不受玷污，——简而言之，必须是一个贞女”。（262页）骑士文学将女性高度理想化，将爱情指向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实则潜藏着对女性特质的贬抑，因为一旦把爱的对象描述出来，变成某个具体而真实的女人，就意味着爱的对象和爱情本身同时被摧毁。
最后是骑士文学对女性和爱情的矛盾态度。学者们早前的研究已经发现骑士文学的作者中间似乎不少人有两副面孔，比如威廉九世的诗歌第一、二、五歌对女性的描述粗鲁猥亵，而其余则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服从和崇拜；卡佩拉努斯《论爱的技艺》第一、二卷称赞爱情高尚，第三卷则抨击爱情和肉体欲望。学者们曾经给出很多解释，比如威廉九世浪子回头，卡佩拉努斯规避谴责等等。而结合前两个悖论，布洛赫颇具解释力地提出，“对女性的谴责和对女性的理想化同时存在，它们并非同一个现象呈现出的对立面貌……”，“厌女”和“恋女”并非二者居其一，而是两者皆是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纠缠状态，即互为镜像。（285页）
摘抄：第三招：引入历史情境。布洛赫专研中世纪法语文学，目前出版的专著涉及中世纪法语诗人、诗歌、文体和文学生产，本书主要使用的方法也是文本和语言分析，但是诸多历史维度研究的引入为本书分析论证增添了一大利器。十一世纪中叶开始，西部欧洲的贵族家族形态出现重大转变，随着封地继承制度发展，形成了时间上前后相继、进行线性排序的世系意识，长子继承制挤出的一群未曾婚娶、无人资助、四处游荡的年轻人，他们是骑士文学的男主角，或者说骑士文学反映的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十一世纪末由于教会的干涉，世俗贵族的父母包办婚姻遭到合意婚姻的挑战，而相较于其他地区，法国南部妇女在处置、继承财产方面拥有更大可能性。布洛赫综合各种历史研究得出他的结论：西方浪漫之爱的发明代表了一次篡夺或重新占有，在女性开始能够占有构成男性财富模式的传统要素时，通过将女性理想化，重新占有女性本身，厌女与宫廷爱情呈现的“恋女”这两种对女性特质的抽象化是共谋关系，其功能都是把女性偏移出历史。（339-340页）
摘抄：正如作者自己在导论里说的，这本书还没正式出版就引发了一些争议，由于作者身为男性讨论厌女的话题，被一些人质疑他暗度陈仓，实则为厌女背书。经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后，到八十年代反女性主义暗潮涌动，而女性主义学者研究历史上的厌女现象，最终却造成该问题自然化。1986年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发表《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性别研究从挖掘女性历史、发现女性声音转向更深层次，紧接着美国在九十年代掀起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性别研究开始沿着斯科特指出的后结构主义路径，主张充分暴露反女性主义历史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予以彻底批判和清算，于是催生了一系列有关宫廷爱情的新研究。例如1990年莎拉·凯（Sarah Kay）的《游吟诗歌的主体性》、1993年罗伯塔·克鲁格（Roberta Krueger）的《古法语浪漫诗歌的性别观念和女读者》、1995年西蒙·高特（Simon Gaut）的《中世纪法语文学的性别和体裁》等等，2001年简·伯恩斯（E. Jane Burns）曾经梳理其时中世纪爱情文学研究，提及九十年代相关著作近三十本。《浪漫爱情与厌女》成为布洛赫众多学术著作中最出圈的一部与这波热潮不无相关。
黎江南评《塑造宋代历史》兼回应庄语乐｜谁在书写宋代历史？
![《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美]蔡涵墨著，刘云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644页，119.00元](/p/sf%E5%91%A8%E5%88%8A2025%E5%B9%B4%E7%AC%AC18-19%E6%9C%9F%E5%90%88%E5%88%8A/20250714-Picture26.jpg)
摘抄：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近年出版的著作《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是我认为当前宋史研究中极具开创性的成果。该书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深具解释力的分析模型，也在方法上推动了我们对史料本身性质与作用的重新思考。作为一名从事宋代政治与宗教史研究的学者，我感受到这本书在切实地改变我们所处的学术生态。
正因如此，我对庄语乐先生日前撰写的书评《宋代历史是被“塑造”出来的吗？》颇感遗憾。他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一些论证细节的问题上，继而对蔡著中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却未能准确呈现本书最重要的论点：蔡涵墨试图使读者理解，宋代史料并非绝对中立的事实记录，而是不同政治力量在各自历史书写的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中长期博弈、不断塑造和传承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的叙事最终胜出，从而造成了我们现今流行的对宋代政治史的理解。如果忽略了这一核心问题，那便等于错过了本书对当代宋史研究最根本的挑战与启发。
摘抄：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论点与用词，在本文中，我引用《塑造宋代历史》时将依据英文原版的页码。读者若手头持有中文版，也可通过章节内容在译本中找到相应段落。这种处理并非出于对译本的不信任，而是基于一种基本判断：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重新建构与再诠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义与语气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流失，尤其是像蔡涵墨这样的著作，其许多理论关键词在语言迁移中往往承载着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歧义或张力。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这种中文读者阅读译作的复杂性。最后，我也希望借这次书评的机会，进一步思考《塑造宋代历史》对整个宋史研究领域可能带来的意义，并简要介绍蔡涵墨近年来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这本书尚未有中文版问世，但可以看作是对《塑造宋代历史》的延伸与深化，标志着蔡涵墨不只是对既有历史叙事提出批判，更在尝试重新构建我们理解宋代政治与社会运行方式的基本框架。
摘抄：在2010年代的前几年，我在北京读研究生，主修宋史。当时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而这个困扰其实来自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宋代政治史的路径。一方面，那几年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非常热门，在研究宋代的年轻学生中几乎是人手一本。这本书强调儒家士大夫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认为他们在君主面前有时可以分庭抗礼，甚至能够公开抗议皇权的决定。这种观点塑造了一种“士人政治”的理想图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也因此广为流传。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老师中有学者对此深表怀疑。比如资深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就对余英时的论点不满。他倾向于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路径，主张宋代士大夫并不值得美化，是腐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地，他甚至觉得，一些宋代历史的译作用“精英”（elite）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士大夫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精英”应当意味着某种道德高度，而这些人并不配得上这样的道德称号。
这样两种观点，在当时的我看来各有体系、各有根据，却又几乎无法调和。一种视宋代为儒家士大夫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共同执政的黄金时代；另一种则视儒家士大夫为自我包装的利益集团，道德上早已败坏，行为上多出于功利计算，远谈不上什么“为天下苍生”的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能找到自己的史料依据。我当时常常感到困惑：如果宋代历史能被如此不同地讲述，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摘抄：蔡涵墨《塑造宋代历史》所提出的问题，与我在研究生时期所遇到的学术困惑高度相关。这本书并不试图解决宋代的政治生态是否可以被定义为具有高尚理想的“士人政治”，而是关注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宋代历史叙述，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是哪些人，在何种体制、语境与政治逻辑下，决定了哪些材料被保留，如何被解释，又为何以那样的方式被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所提供的并非是宋代政治史的重构，而是一种理解“历史为何如此”的路径。只有了解宋代历史书写的形成，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重构这一时代的历史。
概而言之，这本书挑战了一种深植于宋代以来的史学传统，即以儒家立场为核心的历史解释模式。蔡涵墨指出，这种解释体系不仅主导了宋人自身对历史的编写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宋代的理解。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聚焦于五类关键史料的成书背景与传世过程：包括《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道学史家编纂的历史，以及元代修撰的《宋史》。蔡涵墨不仅分析这些史料的内容，更深入挖掘它们产生的政治与知识语境，进而揭示出编史者试图传达的意图与信息。
下半部分则讨论这些史料如何共同构建出一套“宏寓”（grand allegory）式的历史叙事。所谓“宏寓”，是一种长期主导对宋代理解的大叙事框架，它产生于两种政治理念之间持续的张力之中：一是五代时期以技术官僚（technocrats）为主导，强调对君主个人效忠的体制运作方式；另一种则是在庆历年间逐渐形成的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主张通过道德教化与制度建构来限制君权。蔡涵墨指出，宋代儒家史家往往倾向于后者，并通过重新组织历史材料、建构一套理想化的王朝往事，来对当下政治加以批评或引导。这种史学写作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具有规范意图的建构（pp. 1-22）。
摘抄：在这里，我需要稍作说明。蔡涵墨在书中提出的technocracy一词，若直接译为“技术官统治”或“技术官僚体制”，在中文语境中可能引发一定误解。在宋代官制中存在所谓“伎术官”，指的是那些掌握特定技艺、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技术性职位，例如医术、天文、音乐等。这类官员虽被称作“伎术官”，但与蔡涵墨所指的technocrats并不相同。在英文语境下，technocracy指的是一种统治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下，那些在特定领域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会因其专业能力而获得可观的政治权力。蔡涵墨认为这类技术官僚构成了五代时期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是临时被任命的专员，因其在财政、军事、调度等领域的突出能力而受到重用。他们未必出身望族，也未必通过科举系统，但却拥有在体制中实际运作的权力。因此，尽管“技术官僚”这一中文翻译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斟酌，但为了行文的便利，我仍保留这一用法。理解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对于把握蔡涵墨所描述的五代宋初政治生态，以及他后续提出的“宏寓”结构，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蔡涵墨的分析中，宋代历史书写并非单纯地出自儒家史家的道德判断或对皇权的歌颂，而是在儒家士大夫与技术官僚这两种政治逻辑之间的长期张力中，被有意识地组织与诠释出来的叙事结构。然而，正是这一层理论的复杂性，在庄语乐的书评中被显著地简化甚至误读。他将“宏寓”理解为一个对皇室的单向赞颂系统，忽略了其本质上由儒家士大夫主导、意在规训皇权的建构性过程。在庄语乐的书评中，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对蔡涵墨观点的理解偏差：
这部分在“史料”之上，进一步将一切宋史史料视作一种“塑造”，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除了谄媚皇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力量推动实录中叙事的形成”（导论，第22页），也即，宋史史料对作者而言主要是“宏寓”，“宏寓”又是由“谄媚皇室”和“共治工具”两大要素组成的。（引文中出现的页码为中译本页码）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概括了蔡涵墨对史料建构性的强调，但问题在于，庄语乐把一个本质上复杂而富有层次的理论，简化成了一个单一方向的政治工具论：仿佛历史书写的全部动力都是“为了谄媚皇室”。
摘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实录本身确实是皇权体制下的产物，它的编纂目的主要是为了记录皇帝的日常与功绩，从结构上服务于帝王形象的建构。特别是实录的编纂在宋代需要通过皇帝的审查，而这一过程被称作“进御”（p. 8）。从这个意义上说，蔡涵墨使用adulation（中文译为“谄媚”）一词并非没有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文中的adulation含有“过度称颂”之意，其语气虽批判但不带中文“谄媚”一词那种强烈的道德贬义。若读者仅依据中文译词来理解原书，很可能会误解作者在语言上的语气与立场，进而误判他的整个论点。
其次，庄语乐将“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理解为一种对皇权的服务机制，这种看法虽然不完全错误，但却遮蔽了蔡涵墨“宏寓”概念中的另一个支柱。蔡涵墨提出，“宏寓”不仅由“对皇室的赞颂”构成，更重要的另一部分是其儒家制度主义的功能：即儒家士大夫通过史料的选择、叙述与解释，来向当时的皇帝施加规训与批评。这种历史建构不只是为权力服务，它本身也是与权力博弈的一部分。
更关键的一点是，庄语乐似乎将“宏寓”理解为一半来自技术官僚对皇权的赞颂，另一半来自儒家士大夫对皇帝的规劝之言。然而，蔡涵墨的分析并非如此对半切割，而是明确指出，“宏寓”本身就是由儒家士大夫主导发起的：他们选择、整合、组织史料，构建一个具备政治教育目的的历史叙事结构（p. 19）。即使是那些看似赞美皇室的记录，也可能被置于反面教材的语境中，用以提醒当朝皇帝什么是糟糕的治国方式。若忽视这一问题，就会误将“宏寓”看作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分工合作，而不是士大夫以史笔为武器进行政治介入的一种体现。
正因如此，庄语乐虽然引用了蔡涵墨关于“谄媚”与“共治”的双重结构，但他既未处理清楚“宏寓”的主导者是谁，也未充分展现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批评张力。这种简化的解释方式，不仅削弱了蔡涵墨原本理论中的复杂性，也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塑造宋代历史》只是在做一种负面的批判宋代史学的工作，而忽略了它所揭示的那种士大夫借助史料塑造话语、争取政治权力的活跃姿态。
摘抄：正因如此，面对像《塑造宋代历史》这样具有理论野心与结构创见的著作，我们更应将注意力放在它试图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整体框架上。蔡涵墨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他是否在每一段文字中都万无一失地还原了某一条史料，而在于他是否拓展了我们对宋代历史的理解方式，是否提出了打破旧有史观的新思路，是否帮助我们从既有叙事中脱身出来，重新看见被遮蔽的结构与逻辑。这些才是学术讨论中更值得关注与争论的地方。若只在个别术语或细节上反复咬文嚼字，不仅可能误伤译者，更有可能错过一本著作真正想带来的视角转换与理论突破。
摘抄：更值得注意的是，庄语乐所强调的“臣弼等释曰”这一表述，其实反而有助于佐证蔡涵墨的观点。《太平故事》的编纂，确实是富弼主导下一个集体协作的产物，而非孤立于其他官修项目之外的独立创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记载，宋仁宗确曾诏命王洙、余静、孙甫、欧阳修等人共同编纂“故事”。仁宗的决定是由于富弼所上的奏章，富弼也因此成为编纂的主导。在同一时期，王洙正在负责《国朝会要》的编修工作（《长编》卷一〇九、一四八）。这些明确的编修背景说明，《国朝会要》与《太平故事》不仅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在人事安排上也有重要重叠。蔡涵墨提出两书可能共享部分编修素材，进而将《太平故事》视为一种面向皇帝、具有政策教化意图的“更聚焦”的文本，这是一个完全合理且有史料支撑的推断。
摘抄：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庄语乐的书评其实并未完全掌握蔡涵墨原著的本意。其批评的出发点，有一部分建立在译文的层次之上，而对英文原文的语义把握并不总是准确；同时，他对史料本身的解读，也存在明显的选择性与片面性。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他对蔡涵墨的某些严厉批评显得力道过重，论证也略显仓促。
我无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真正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一例子指出在阅读、翻译与评论之间，其实横亘着非常复杂的理解链条。当我们面对一本英文著作，尤其是那些试图以理论与方法重新架构史学视角的作品时，译者与读者所面对的挑战远比表面看起来大得多。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任何诠释都可能带来意义上的偏移。当我们试图用中文去阅读一部英文作品时，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再建构”的过程中。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更应以一种温和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通过翻译引进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而不是急于用“硬伤”或“错误”去否定一部作品的整体贡献。否则，我们可能真正错过的是这些作品给予我们的新视角、新问题意识。这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更关系到我们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对话。
摘抄：如果说《塑造宋代历史》的核心工作在于拆解一套由儒家史家建构的“宏寓”，那么蔡涵墨的续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译本尚未面世）则试图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构一套理解宋代政治运作结构的分析框架。这部续作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宋代的国家权力结构：“技术官僚与儒家制度主义的连续统一体”（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
摘抄：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连续统一体”（continuum）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一个模型，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工具。它的两端分别是技术官僚与坚定的儒家士大夫（committed Confucian）：前者强调对皇帝的忠诚，依靠专长能力在行政、财政、军事等领域中施展影响；后者则立足于儒家经典与道德理想，主张通过制度设计与教化来约束权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绝少有人会完全处于光谱的一端。大多数政治人物在实际操作中都处在这条连续体上的某个位置，随环境与时势而变动（pp. 1-26, 115-142）。
这一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儒家vs.非儒家”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标签化判断。通过“连续统一体”，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儒家士大夫在某些情境下为何会采取技术官僚式的策略，反之亦然。更关键的是，它让我们看到，在传统儒家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也可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比如说，宫廷女性、宦官、外戚武官多是通过技术官僚的渠道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传统儒家史学叙事将这些政治势力视作对王朝稳定的严重威胁。蔡涵墨的模型则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些人物在当时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而非陷入儒家叙事的窠臼。这一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以更细致、动态的方式理解宋代政权结构的复杂性。
邵栋｜传奇写传奇：陆澹盦影戏小说的故事
摘抄：复旦大学战玉冰编纂的这套《陆澹盦侦探影戏小说集》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皇皇千余页，多是编者和同人搜罗资源，爬梳旧章的心血所得。据目前所见资料，陆澹盦曾先后将七部美国侦探冒险电影改编为影戏小说，分别是《毒手》《黑衣盗》《侠女盗》《红手套》《老虎党》《德国大秘密》和《金莲花》（其中《侠女盗》一书目前仅见下册），总共超过五十万字。本书将这七部侦探影戏小说全部整理、收录，实在可谓是出版界的盛事，也是文学研究界的收获。战玉冰是当下侦探小说研究的重要学人，文献扎实，校笔精严，由他来整理，实在是不二之选。战玉冰与同人历经数年网罗陆氏陈年旧作，厘定真伪版本，与陆氏后人也多有往还——是次出版，封面题字便由陆澹盦之孙陆康先生搦管挥毫，铁画银钩，也是家学美传。
摘抄：除了对西方视觉文明与文体的引进，影戏小说的写作对传统小说的体例也有所继承，如上所说，影剧颇似历史上后来兴起的电视剧，每次播放二三十分钟的片断，结尾留有悬念，这种循环连载的方式，其实甚合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小说传统，于是陆澹盦也在小说中运用了多种传统小说的技巧来处理现代视觉文明的经验和西方故事。我们或可将其理解为一种东西方文化接触时的文化转译活动，这是晚清民初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理解维度与研究的方向，如何把西方文化和现代经验引入中国语境，如何弥合语言，伦理，宗教等范式的张力，在这一文化冲击激烈的时期，是颇具兴味和十足值得研读思量的。西方汉学家如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曾撰书《把世界带回家》（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将这种特殊时期的文化生产做统摄性的研究。具体到小说这一纸上媒介与电影这一视觉文本的转化，其实是对过往文化范式的重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书之成文的“立言”传统，成为将现实中视觉性的景观、器物、表演，以及抽象性的言语与情感体验，永久性保存的一种最有效途径。简言之，文本是第一性的。施济群在《毒手》序言中就谈及“同人往观之，深恨此俶奇诡异之佳片仅电光火石，一现昙花，因谋所以永之者”，也就是说，再好的电影，如果没有文本化，被刻成字，始终是昙花一现。我们或可以说，在面对视觉现代性的挑战与诱惑时，这批有着传统襟怀的文人，选择了最熟悉的方式给这种视觉奇观以回应。
摘抄：战玉冰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与学术讨论，在六部半小说后附上了他对陆澹安影戏小说的研究总结《陆澹盦侦探影戏小说研究》，这篇文章年初发表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是影戏小说研究中最新的重要成果。影戏小说的关注与研究，始于陈建华教授在十多年前的发凡，稍后笔者以及台湾的陈硕文都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而对影戏小说背后的电影文本，生产机制做如此综合性的资料剃抉与深度切入，这部分的研究工作无疑是相当值得重视的重大收获。笔者早先做相关研究时，花了许多工夫，《毒手》《黑衣盗》《侠女盗》《红手套》《老虎党》《德国大秘密》和《金莲花》这些长篇影戏小说篇目虽有所知晓，但大部分作品具体的出版情况，内容，写作手法，参考的具体电影信息等等，都无从获知。全中国范围内的原版单行本图书也只零星，这次都被战玉冰一网打尽，可谓叹为观止。而最初的《大世界报》版本，单行本，存在一定脱漏矛盾，不合今人体例的部分，战玉冰也综合比对校订，为读者提供了优质可靠的阅读版本。
李公明︱一周书记：中国语境中的纸神图像与……“视而不见”
摘抄：近日接连读了两部历史图像研究的专著，很自然又想到了库尔特·塔科尔斯基（Kurt Tucholsky）说的那句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Ein Bild sagt mwhr 1000 Worte [A picture says more than a thousand words]，转见Peter Burke，Eyewitnessing： The Use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p.9；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页）面对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无数图像，想到有无数人曾经看到过那些图像，要说的话真的何止千言万语。在“图像”与“观看”之间的思考与探索，既有兴奋与洞察，也有清醒与困惑。如何从历史图像学的研究视角尝试去读懂其间的“千言万语”，这是研究者的意图与祈愿。
摘抄：李明洁教授的《神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 研究》（商务印书馆，2025年6月）以收藏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富路特夫人（Anne Swann Goodrich，1895-2005，中文名：富平安） 捐赠的“中国纸神专藏”（Chinese Paper Gods Collection）为专门研究对象，是首次对这份图像档案及其捐赠者进行全面整理、挖掘和研究的学术成果。这是一份收藏在海外的极为珍稀的中国民俗神灵图像档案，面对的是一片穿越在“中国纸神”世界和世界的“中国纸神”之间的幽冥领域，作者以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学和历史图像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深度研究向世人重新展示了这份图像档案所蕴含的文化密码与精神世界，揭示了中国传统民俗信仰文化中的精神价值、被遮蔽的文化交流史实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讲述中国民俗的普世意义。
首先引起作者注意的是“中国纸神专藏”（ChinesePaper GodsCollection）中的“纸神”（Paper Gods）这个概念，因为无论在中国百姓历来的民间信仰实践中，还是在国内宗教学、民俗学和民间美术等相关的学科研究中，这个提法是相当罕见的。在这里“纸神”所指称的是这批主要是门神和纸马的藏品，来自1991年捐赠这批藏品的富平安，那么她的依据是什么？她在自己的著作《北京纸神：家庭祭拜一瞥》（Anne Swann Goodrich，Peking Paper Gods： A Look at Home Worship，1991）中说是1931年在北京看到门上贴的画像和妇女手上抱着纸做的小神龛，于是问人得来的答案就是“纸神”（Paper Gods）（5页）作者也知道在1924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关于征集新年民俗物品的倡议中有“神纸”这个提法，那么会不会是富平安用英文记下的“纸神”其实只是当时北京人说的“神纸”呢？（同上）从两种文字转译的变异来看是有可能的，另外作者也指出，早在1963年，藏家孙家骥（1919-1978）在其文章中就使用过“纸神”这一提法及“表面上看来是一张画，实在是神”这一准确的性质判断。因此，虽然“纸神”之名在中文语境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也无法证实哥大东亚图书馆的“中国纸神”（Paper Gods）这个概念究竟是误译还是译自中文，“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以‘为神所依’来作为分类标准，是可以心同理通地从中国民俗版画中归纳出一批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纸神’来的；而且放眼海外广泛收藏的中国纸质民俗文物和民俗文献，哥大东亚图书馆的做法并非孤例，而是有着相当的典型性，尤其是在20世纪前后海外汉学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中，‘纸神’之说频现，它们用Paper Gods或者类似的外文说法。来概称中国各类民间纸质神像，其出现的概率要远大于中文语境中之所见。”（7页）比如，美国传教士队克勋（ Clarence Burton Day， 1889-1987）1915年来华，几年后任教于杭州之江大学并开设“宗教史”课程，他和学生们共同收集了两千多张纸马。他详细考察了纸神在浙北农村的使用、其背后的民间信仰系统及民国“新生活运动”后的变化情况，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信仰：中国纸神研究》（CiD Clarence Burton Day，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40），副标题中就用了“纸神”（12页）。这是在“纸神”概念使用中清理出来的词源情况。
摘抄：然后就指向概念研究中的观念性问题。美术史界向来沿用的分类概念首先是绘画、书法、雕塑等，其次又有宗教、皇家、文人、民间之分，都是宏观分类概念。再往下分类，比如原来流行的“民俗版画”“年画”等分类概念的确无法完整地表达出对象的使用性质与文化属性。正如李明洁所指出的，在这些概念下“所谓的研究往往只侧重民俗版画作为民间艺术的图像特点，或者讨论具体图像的象征意义，极少从民间信仰的特征及其仪式用品的角度出发，去统括这些纸品整体的特性和功能，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回避‘纸神’因为具有‘神性’这一核心特征而作为整体的存在。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理解海外人士在域外语境中以‘他者’视角，对中国民间信仰之‘神灵系统’所做的这样一种直观的概括，重新思考‘纸神’的‘神性’的首要性，复活并深究‘纸神’作为一个神系统及其载体的功能，重估‘纸神’所承载的信仰仪式和社会习俗交互作用的综合价值。”（8页）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作者还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一再强调的是，‘纸神’这一命名方式明显区别于中国年画、民俗版画乃至纸扎等传统民俗纸质产品的内部分类，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整体性观察视角、对照性的认知方式和特别突出的灵性关怀，是概览近现代汉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时无法回避的概念。如果暂时略去散见于日记、游记、照片和信函中的零星录述，专注于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性研究的话，海外学术话语中出现的中国‘纸神’，就会呈现出相对清晰且较为整饬的学科性特质。这是在20世纪前后世界格局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外频繁的冲突与密切的交流所致，也是域外汉学研究自身的传统延续所及。尽管统括在‘汉学’名下，但细查源流，还是旨趣各异，其中最显著的当推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史学和民俗学。”（10页）
摘抄：在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复活在传统语境中“纸神”的真实性质，复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及其日常操作系统，一个神、纸、人合一的原生态景观；二是“他者”目光中的神性体系回归本土，首先带来的是“正名”的机遇与文化记忆的激活。远游的“纸神”魂兮归来，的确是一件大事。或许在某种类型的东方主义论者和激进主义无神论者的心目中，纸神崇拜就是妥妥的封建迷信，是对现代理性的屏隔与拒绝，因而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文化心理障碍。应该说这一视角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任何事情一旦被从真实生活语境中抽离出去，有“道理”的视角也会变得苍白无力。《神交》解构了理性话语中对于民间信仰的误读，重新连接了信仰与生活语境，使“纸神”背后的血肉之躯重新获得生命，不再仅仅是“封建迷信”概念中的他者。但是，当在西方收藏家与研究者的“他者”目光中复活的“纸神”远游归来的时候，如何重新认识和接纳被“正名”的“纸神”？如何在双重“他者”魅影中使“纸神”的本土主体性满血复活？这是汉语相关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者对“纸神”这个概念的挖掘与坚持的确有其重要意义，是从概念史的视角中重新连接被边缘化的地方知识与全球化融合的真实联系，有利于打破底层与日用文化研究中的学科中心主义与概念固化格式。在民间信仰研究中恢复神性概念的真实语境。
摘抄：接下来，作者分别从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史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阐述了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国传教士、学者、收藏家群体来华收集、传播、研究和收藏“中国纸神”的具体情况，可以说是呈现出一幅以“纸神”为中心的海外联络与藏宝图。在这幅“纸神”景观中，更凸显了该书研究焦点——哥大东亚图书馆的“中国纸神专藏”的独特价值：富平安的捐赠来源于她一次性地在北京纸店旺铺的集中性采购，时间、地点、售购双方的信息都明确清晰，这批藏品直接就是当地当时民众信仰生活的使用品，加上她以公理会传教士的身份接触到北京普通百姓的信仰生活，在她出版的《北京纸神：家庭祭拜一瞥》《中国地狱：北京十八地狱庙与中国的地狱观念》和《东岳庙》这三本书中均记录了当年采写的当地信众的说法和做法，使得这批“中国纸神”专藏具有极高的原真性和较为充足的原生背景资料（13-14页）。另外还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使其对中国“纸神”收集及研究的覆盖率和细致度乃至其形而上的阐释性“都殊为卓著”，较为严谨地为清末民初中国百姓的民间信仰及其日常实践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图像档案；二是教会学校常组织中国学生参与收集纸马的活动，不但有利于扩大收集范围和藏品的代表性，同时也培养了中国学生从宗教学、民俗学等视角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信仰体系以及习焉不察的地方性知识（15-16页）。
摘抄：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应该突出，就是在第三章“从《神祠存废标准》看‘中国纸神专藏’的历史物质性”中所论述的民间信仰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博弈。在2019年5月由金光耀教授和我召集主持的《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文史研究院共同主办）上李明洁教授的发言就是讨论这个议题，后来写成论文发表。中华民国内政部于1928年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作为清理传统神祠的法律依据，作者以此与“中国纸神专藏”展开分类对照研究，带有结论性的阐释是：“《标准》作为民国政府‘政权意志’的代表，从大口径来说，当然合理，但其中似也需要考虑到其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地域因素。该《标准》在1928年年末由浙江首推，当然反映了1928年正式建政，尤其反映了国民党‘党治’和‘训政’的背景下对意识形态（包括‘民间信仰’）进行规管的意图，也反映了江浙是南京政权实际上的畿辅地区的事实。实际上，名义上相同的民国政府，不仅前后期（以1928年为界）政策特点不同，而且南北（南京、北京）之间也差异明显。如果从这些角度去理解哥大纸马，或许就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官’（国家／现代）‘民’（民间/传统）关系，而是复数形态下的‘官’（不同政府）‘民’（不同地域）关系，情况可能会更复杂。”“在《标准》的透视下，哥大纸神的历史功能和历史意义显现了出来，正是这一特质使其区别于以艺术流派风格和木版水印技术为遴选标准的常见的年画收藏。”（95-96页）哥大纸神收藏的历史意义固然得到进一步的论证，但是相比之下，在民国新政权背景下的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规训的博弈无疑具有更重要的研究意义。
摘抄：黄琼瑶博士的《视而不见：近代中国视觉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是一部以晚清民初视觉文化与社会变迁等历史景观为核心的研究论文集，通过对画报、广告、印刷、电影等视觉媒介生产、传播及接受等多层面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视觉图像作为历史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形象视窗的广度与深度。在近年来我所读过的同类研究主题著作中，收入该书的这批论文的确如陈建华教授为本书撰写的长篇序言《“看客”的密钥》所说的，“文章史料与理论运用俱佳……尤其是她着重探讨‘技术’与‘性别’这两个方面，走在视觉文化研究的前沿……”（1页）的确是这样，读者不妨跟随作者混入上海开埠庆典现场，在密集的看客人群中感受新的时代氛围，同时还可以发现被涂改的慈禧贺寿灯笼，令人想到在中西、新旧之间复杂微妙的政治文化博弈；你也可以跟随作者遍览百年前时装仕女的新潮，或是在一旁贪看法治旗号下的示众、凶杀或追捕……只要你睁开眼睛、注视图像，时代的变迁就是一幕幕精彩纷呈的视觉景观。
摘抄：从陈建华认为可以看作是对新媒体的隐喻的说法，我想可能还有着更切入研究语境和问题意识的指向性。他继续谈到《点石斋画报》作为华洋合作的产物存在了十五年，其间的合作不免存在冲突、协商与妥协，其持续性值得关注。那么我们是否对此“视而不见”或不够重视？他说画报的内容极其庞杂，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却很少言及它的政治文化倾向与华洋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鲁道天·瓦格纳在《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指出，画报“代表了读者中普遍盛行的价值观”，“高度尊重当局的根本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立场”。陈建华说这提示有益。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否“视而不见”呢？画报中有包括许多关于中西巡捕、印度巡捕或洋人的报道，揭露他们为非作歹、欺压良民、知法犯法，由此“不难发现图像在千姿百态中贯穿着一根法治的主线，旨在维护城市经济秩序管治与文明规训。华洋之间如果确有比个人情感更有效的某种默契．那应该是共同尊奉的重商主义契约精神和注重实利的意识形态，而这也正是新媒介的公共性逻辑”（6-7页）。所有这些不正是在近年来已成某种热点的清末民初画报研究中被“视而不见”的问题意识吗？如果在我们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些“视而不见”的现象的话，其原因恐怕不是由于材料的局限带来的视觉盲区，而是因为某种固化的主流观念导致的研究者语境中的“视障”。
摘抄：在黄琼瑶的这个颇有启发性的“视而不见”议题以及陈建华把它看作是新媒体的隐喻中，我想到的是几年来在阅读陈建华的几本大著以及与他访谈过程中一再讨论过的那个宏观的历史问题。由于“摩登”就是建立在现代都市物质与商品贸易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建构，新奇、时髦、感性刺激和欲望消费是其核心涵义，那么从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摩登就是一种推动社会向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文化力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革命、改良、保守等激烈的观念及实践博弈的历史叙事之中，摩登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历史作用一直被忽视或被严重低估。这种认知和研究中的“视而不见”与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排斥性紧密相关，上海摩登的现代性叙事不得不被遮蔽在历史的褶皱之中。因此在今天的摩登视觉文化研究中，应该揭开导致“视而不见”的那块意识形态观念的面纱，重新认识在图像世界中呈现的“日常现代性”（everyday modernity）所具有的形塑历史-社会机制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陈建华曾经指出：“所谓制度移植并不限于政治上师法欧美或苏俄的方面，而是多元多层次的，尤其在日常生活、大众心态方面的变迁要比政治体制来得更为基本而深刻。”（《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自序）而摩登都市的图像生产与传播正是这种“制度移植”的视觉文化证据，这种“更为基本而深刻”的历史力量实在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或许可以说，把“视而不见”看作新媒体的隐喻，也是一种“‘看客’的密钥”。
摘抄：陈建华从黄琼瑶关于“女看客”的出色研究中，看到了绘制画报的画师们的集体“心态”：“与其说是无意识的投射，毋宁说是形而上地构建一个民族想象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共同体作为全球信息与价值的流通渠道，必定是五光十色、众声喧哗的，以表达、对话为基本沟通形式，为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这种多样性与过渡性也展现在“女看客”在启蒙与娱乐之间具有妥协色彩的视觉修辞上。如果与《申报》相比较，《点石斋画报》更为完整地构建了想象共同体，这是其特殊贡献。至于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口口声声以‘四万万同胞’的名义呼唤‘民族主义’时代的到来，将中国的想象共同体推向新阶段，也正应了麦克卢汉（McLuhan）的‘媒介即延伸’的说法。”（13-14页）说实在的，能够从“看街女”图像中敏锐地看到梁启超所呼唤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和中国想象共同体的新阶段，真的需要破除“视而不见”重重视障。
摘抄：回到黄琼瑶书中那篇同样出色的论文《图像穿破历史：上海租界开埠五十年庆典组图的图像阐释》。1893年11月17日至18日，上海公共租界举办了一次庆祝上海开埠通商五十周年的盛大庆典，《点石斋画报》在1893年12月3日以名为《赛灯盛会》的连续九幅画报的篇幅报道和描绘了此次庆典的盛况。作者运用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和精湛的图像分析方法，“尝试从《赛灯盛会》的图-文关系中，察看开埠庆典在视觉化中被赋予的价值、意识形态与情感层级等面向，以期从中勘探晚清上海租界之中微妙而复杂的华洋关系与社会心态”（5页）。其中有两个研究议题我觉得颇有意义，写得也比较深入。一个是“献媚西人”与“尊君亲上”，1893年11月17日这一天也正是慈禧的五十九岁寿辰，但是在《赛灯盛会》的图文中并没有强调此次庆典与慈禧寿辰之间的关系，仅在《赛灯盛会三》中的一处出现“寿”。但是实际上在庆典过程中却是兼顾开埠庆典与贺寿，那么为什么在画报中有意弱化贺寿呢？作者还看到了保留了修改痕迹的印刷前的《赛灯盛会》原稿，意外发现图中部分灯笼上原本题写的“预祝万寿”被统一涂改为“通商大庆”。这是图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细节研究，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有力证据。关于《赛灯盛会》如此处理的原因，一是在报道新闻时的把握主题的原则；二是本来就不想报道慈禧寿辰，只是为了避免给人以“献媚西人”的口实而保留了一个“寿”字。这既说明了清政府的权力在上海租界影响式微。但是更重要的是《赛灯盛会》“展现了当时深层的社会心态的另一种真实，揭示了开埠庆典意义建构的多重面向：虽然开埠庆典中现代性的繁荣掩盖了殖民性的创伤，民族主义的情绪并未成为主流，但对当时的华人而言，参与西人的开埠庆典仍需要找到正当的理由。……这使得慈禧寿辰成为华人参与开埠庆典的托词，同时，也使华人陷入调停两者的困境。双面的灯笼实现了‘献媚西人’和‘尊君亲上’之间的调停，成为晚清上海民众情感结构的隐喻，在清政府与租界的双重压迫之下，双面的灯笼映照出晚清上海民众的双重焦虑。”（26-27页）
摘抄：另一个议题是对第九幅、也是最后一幅图像的分析。画面描绘的是赛灯游行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欠债者被债主在观灯队伍里发现并被抓住。这种戏剧性情节其实非常真实，在今天的新闻中就有过不止一次的某犯罪嫌疑人在歌手演唱会上被抓获的报道。作者对此图的分析很有意思：一是图画叙事技巧的展现；二是要传达训诫的意义；三是在不影响和谐主题原则下的小冲突。陈建华指出，“作者处理‘看客’的辩证关系，从图像系列的编码方式揭示其背后华洋权力关系。精彩的是对最后第九幅图的解读，此时画风一转，图中是某看客被其债主认出、被揪住辫子的情景。这使整个庆典的气氛一下子走了调，‘无意间透照出租界里西方治权的缝隙和开埠庆典视觉宰制的失效’，琼瑶通过形式分析揭示画报制作背后华洋权力的复杂关系，别具启发性。”（序言，6页）可以说，从摩登上海的视觉文化中，可以辨析出一种在开埠的历史语境中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氛围，以及一种都市身份的自我觉醒。这些视觉图像提供了从全球视角的现代性与跨国文化叙事中重新认识和讲述现代中国故事的历史证据。
李公明︱一周书记：历史反光镜中的纳粹帝国……哲学家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德] 卡尔·洛维特著，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5年5月版，316页，78.00元](/p/sf%E5%91%A8%E5%88%8A2025%E5%B9%B4%E7%AC%AC18-19%E6%9C%9F%E5%90%88%E5%88%8A/20250714-Picture31.jpg)
摘抄：近日读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的《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6月），先看到的新书推介语就很有吸引力：“欧洲文明崩溃前夜，知识分子身体与心灵的流亡”“《极权主义的起源》亲历版，见证纳粹掌控社会的过程”“当知识分子‘穿上冲锋队队服’，揭示‘纳粹与哲学’的深层纠缠”“纳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独裁统治，‘一体化’政策如何一步步渗透到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德国大学精神在极权主义下如何崩塌”……我也知道该书就是十几年前我读过的学林版《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那时也在“一周书记”专栏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现在重读该书中译本的新版本，正好有机会再补充谈一些阅读心得。因此应该先谈谈这部书的前世今生。
洛维特这部写于1940年、出版于1986年的个人回忆与思想录的原书名是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直译是“1933 年前后我的德国生活”。1940年是洛维特夫妇流亡到日本的第四年，埃达·洛维特在该书首版的“补记”中说不记得洛维特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份有奖征文广告，当时他们正计划于次年移居到美国麻州，那里的哈特佛神学院（Theologisches Seminar in Hartford）聘请洛维特去任职。考虑到移居美国之所需，这份颁发奖金的写作计划颇有吸引力。这份以德文书写的征文广告值得重视，其标题是：“一千美金征文广告给所有在希特勒上台前后熟知德国的人！”，下面说明征文的目的是供研究纳粹对德国社会与民族所造成的社会与心理影响所使用，征文的题目就是《1933年1月30日之前与之后我在德国的生活》。因此，洛维特这部书的原书名就是由征文广告所决定的。评委会要求作者简单、直接、完整地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真实发生的事件，评委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哲学思考，而是对个人经历的报道，如能引用书信、日记等私人资料则更有可信度和完整性。“就算您从前从未写作过，只要您有好的记忆力、锐利的观察力，拥有对人与人性的了解，您就应该勇敢参加。”这份征文广告还要求字数不短于两万字，截稿日期是1940年4月1日。洛维特在平日就有把想法、与人交往以及每日的事件翔实记录下来的习惯，也很喜欢附上适当的照片、明信片或剪报等图片，因此很快完成写作，在截止期限之前把书稿寄出。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被选用，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直到1973年洛维特去世之后洛维特夫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重新发现这部手稿，终于在1986年出版。
因此哈佛大学的这个征文活动是洛维特这本回忆录的前世起因，这事有着特别的意义：美国学术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多就如此敏锐地意识到通过纳粹德国的流亡者的亲历叙事研究德国的重要意义。美因茨大学教授德特勒夫·加茨（Detlev Garz）于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重新发现了这批应征稿件，所以现在知道当初共有两百七十份报告参加应征，文章长度介于一百二十至三百页的打字稿之间。其中有些精彩的报告也已经出版。（译者导言：关于洛维特与这部自传，15页）
摘抄：关于纳粹推行的“一体化”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洛维特的亲身体验是非常微观和非常敏锐的。比如关于“前线条款”，一个犹太人必须用参战的经历来换取免受剥夺普通公民资格的“优待”，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耻辱。但是旁人对他的这一看法却完全无法理解，于是他马上想到这个人“是这么理所当然地让自己被‘一体化’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他根本毫无知觉。而他的这种无法理解，直到今天仍然使我震惊，因为这说明了一件事：即便是跟他们这些自以为对纳粹的宣传保持冷漠与超脱的人沟通起来，也是如此令人绝望。”（29页）这些人对于犹太人普遍遭受的悲惨命运采取了完全无所谓的态度，竟然毫无顾虑地同意只有纳粹政府所临时规定予以优待的那些人才可以不受迫害，实际上就是以“前线条款”来平抚自己良心的不安——你看，我们的政府还是有人情味的！直到后来纳粹连这一条款都废除了才让他感到生气。在洛维特身边有不少这种人，他们并非心性凶狠的纳粹，但是他们不知为什么能够把不义、罪恶的底线升得那么高，完全超出了普遍人性所能忍受的程度。这是所有“一体化”社会对人性的最大扭曲，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甚至在直到今天的种族政治、战争行动中仍然延续下来。
摘抄：洛维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深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响和感染，他说“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凭借着他的洞见与人格，还能说出意义重大的、使我们感受到号召的话，他就是韦伯。”他和一群学生请求韦伯于1918／1919年冬季学期在他的演讲厅里作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撼。“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38-39页）韦伯预计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繁花盛开的春天，而是一个幽暗到不可穿透的黑夜。他说在这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上，继续等待先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是没有用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动手去做我们的工作、做好“当前的要求”——当前的要求总是简单而平实的。对于当时的洛维特来说，他的“当前的要求”就是完成学业，不被政党之间的争斗所干扰。应该说，1933年之前的洛维特对于政治斗争的确不感兴趣，他说1918年托马斯·曼发表的一篇《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给他提供了某种程度合理的立场。（40页）
摘抄：著名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在当时德国文坛影响很大，洛维特认为格奥尔格的圈子成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精神上的开路先锋，为纳粹主义铺好了道路。“不过话说回来，在大战中成长的一代里较为激进的那些人，又有谁不曾为纳粹主义铺过路呢？他们不都确认了旧价值的崩解，也都对当前还存续的一切加以批判吗？”（52页）这是从一战之前就已经出现、一直蔓延到战后的流行思潮：虚无、衰败、绝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身份、目标共同推动着毁灭性而不是建设性的行动。直到纳粹党取得了政权，以强迫统一思想为手段，所有的批判性都被纳入统一的纳粹意识形态需求之中，同时提出的规训是停止破坏、建设“新德国”。洛维特说这是一种相反的崩溃——他们称之为“崛起”。（55-56页）这也不是二十世纪上演的第一次国家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为摧毁自己的力量铺路也不是第一次。很典型的事例是在1933年曾经发表抵制信的著名学者斯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在纳粹掌权几年后也完全臣服于专制思想，摇身一变成了纳粹帝国的代表，令洛维特一开始对其前后变化感到难以理解：“这还是同一个人吗？”（223页）接着他分析了对生存之道的依赖、从众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见等等原因。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艺术史学者对内心的剖析更为令人动容：“我也无法忍受他们用那种无耻讪笑的姿态在那里撒谎、欺诈、污蔑与损害正义。”（143页）
摘抄：在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有两个议题很值得思考。一是海德格尔作为哲学老师所获得的超乎寻常的成功、他的难以理解的著作产生不寻常的巨大影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洛维特提供了他个人的视角和感悟：“起初，他之所以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是因为我们期待他会提出一套崭新的哲学系统，而是因为他的哲学意志所具有的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纯粹的召唤性，以及他智性之强度与对于那‘唯一的要务’之专注。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唯一’其实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纯然的决心，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面对着虚无的赤裸裸的决心，将虚无主义甚至‘纳粹主义’隐藏在内。然而这决心一开始却也带有一些特征，使人以为它带有宗教意味的忧虑，因而将它的虚无主义与‘纳粹主义’掩盖了起来——事实上海德格尔当时也尚未能坚决地从他的神学源头脱离出来。”（66页）决绝的意志、专注的决心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光影，这是在虚无中产生的意志影响力和精神感染力。
二是存在于他的存在学说中的政治可能性，这是很复杂、微妙但又是有迹可寻，甚至在洛维特看来是证据确凿的一段认知探险。从认识海德格尔的难度来讲，洛维特说“我们学生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在他个人的悲壮之情（Pathos）与这种概念的热情（Leidenschaft）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最能了解这一点的，大约是天主教神学家如普日瓦拉与罗马诺·瓜尔迪（Romano Guardini），他们比我们更能看穿海德格尔依恃的前提是什么。”（67页）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就更不用说了，但我还是力图在洛维特的解读中思考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党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契合的。洛维特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有一句不曾明讲的箴言讲起：“愿每一个人在自身存在之内坚强。”这是从路德那里来的，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重要之处仅在于‘每个人只做他能做的事’，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能够存在’（Sein-Können），或者在于‘将个人实存地框限在本有的、历史的事实性之内’”。洛维特说他同时将这种“能够”当作“必须”或“命运”，接着引述了海德格尔在1921年给他的一封信上的话：“我只做我非做不可的且必要的事，而且我只做到我所能做的程度。……我之所以工作，是来自我的‘我在’，是来自我精神上的、全然事实性的根源。存在（das Existieren）缘此事实性而爆发着怒火。”（68页）什么意思呢？洛维特把它放置于与日后的事实联系起来的语境中分析：“谁要是把海德格尔日后对希特勒行动之拥护跟这段时期连起来看，就会发现，早在这最初的、对历史性存在的表达方式里，便已经种下了他后来的政治抉择的根源，所欠缺的只不过是接下来的一步：从半宗教意味的孤离状态走出来，然后把‘每个人本有的’此在（Dasein）及其‘非如此不可’，应用到他‘德意志的此在’及其历史的命运上，以便将这些存在范畴（‘决定回到自己’、‘面对虚无站在自己之上’、‘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以及‘将自己交到自己手上’）充满力量地空转，过渡到德意志存在的普遍行动中，然后在政治的地板上加以摧毁。因此，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正好跟施米特提出的政治‘意志决定论’（Dezisionismus） 互相呼应——施米特把海德格尔的‘每个本有的此在’的‘能够完整存在’（das Ganzseinkönnen）转用到‘每个本有的国家’的‘极权整体’（Totalität）之上——那么这种呼应并非巧合。本有此在之自我主张对应于政治存在的自我主张，而‘死亡之自由’对应于在战争（作为严峻的政治情境）中的‘牺牲生命’。在这两种情况里，原则都是一致的，即‘事实性’。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当人把生命的‘内容’清除干净后，此生命所能剩下的东西。”（70页）哲学概念的深度没有改变，但是经过与施米特的政治意志决定论连接起来之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出口就逐渐呈现出来了。
赖国栋读《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介入与疏离之间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英]彼得·伯克著，周兵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出版，297页，88.00元](/p/sf%E5%91%A8%E5%88%8A2025%E5%B9%B4%E7%AC%AC18-19%E6%9C%9F%E5%90%88%E5%88%8A/20250714-Picture32.jpg)
摘抄：《流亡者与客居者》按主题和时间顺序，描述某些个人或群体为何离开故乡，同时如何通过翻译、著述或教学，为全球知识做出贡献。就主题而言，伯克聚焦流亡者和客居者在或融入新国家的文化，或对其抵制，或整合“两种文化中的元素”三种策略的基础上，对知识的创造、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后果（16—17页）。伯克区分流亡者和客居者：流亡是强制性的迁移，是出于各种原因背井离乡，离开祖国；客居者是指自愿移民人士，他们不得不面临困难选择或者毫无选择。流亡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作为一个标签，有时限制人们看到事物的总体面貌和个人差异。因此，“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通常只是程度不等而已”（11页）。伯克采用“群体传记学”的方法，主要关注欧美流亡者与客居者，尤其是科学家群体，还有一些非学术群体，例如翻译家、印刷商、新闻记者和出版商，将重点放在“流亡者们对知识的贡献与创造这些知识的个人和群体所身处的境遇之间的关系上”（20页），超越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史或思想史研究。
摘抄：第二章提到流亡和客居是一个全球议题，援引了东西方的大量例子，其中侧重西方近现代的例子。第三章以丰富的事例呈现了欧洲近代早期希腊人和犹太人、穆斯林、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在书籍翻译、印刷出版和教义研习上的贡献。这背后呈现的政治事件包括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92年格拉纳达战争、宗教改革、1685年《南特敕令》的废除，等等。在提到的诸多知识分子当中，伯克详细着墨的是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及其《历史与批判词典》，提到“疏离超然的立场推动了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法”（82页），揭示十九世纪“科学史学”的早期起源。这些例子和细节有利于理解近代学术的国际化和“文人共和国”的拓展。
摘抄：第四章主要关注主动或被动远走他乡的三类客居者：商务的、宗教的和学术的。在殖民主义和全球商业主义的驱使下，知识尤其是像天文学、医学、植物学这样的实用型或应用性知识，沿着商贸路线渐次传开。例如，一些人在爪哇研究植物，研习热带病，增益西方关于亚洲的知识。传教士在与当地民众接触和碰撞中带来了“认知转向”（105页）。比如，利玛窦、卫匡国等传教士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推动启蒙运动的展开，拓宽“认识欧洲自身的新视角”（115页）。客居的学者主要活跃在外国宫廷或国外大学，他们在翻译书籍、传播人文主义、创造新学问、推动国家现代化规划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客居者中，伯克描述最详细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六位在巴西的法国学者，包括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罗杰·巴斯蒂德和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德·马东（Emmanuel de Martonne），呈现出人文社科知识的跨大西洋图景。在伯克看来，这些客居者仍然通过转介调和（mediation）、疏离超然（detachment）和融合会通（hybridization）三种策略传播知识，绘制因人口流动而带来知识生产的混杂性。
摘抄：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流亡和客居构成了第五章即最后一章。法国大革命之后，流亡人士用海难（naufrage）和地震形容他们的处境，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梅纳维尔夫人（Madame de Ménerville）的《流亡岁月》（Souvenirs d’émigration）。这一章以马克思为开端，接着重点讨论1848年及其后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因动荡政局而引发的知识分子外迁。这些知识分子迁往英国、北美、拉美等地，从而形成学术机构和学科重心的转移。瓦尔堡图书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迁址，影响艺术史和社会学由德国转移到英国或美国。这一部分的例子是我们相对熟悉的，包括卡尔·曼海姆、贡布里希。他们在介入与疏离、理论与实践之间着力，推动知识的发展。1970年以后的例子间或有涉及，但并不是伯克深入分析的对象。
摘抄：与失落相关的是怀旧。“nostalgia”（怀旧）源于希腊语nostos（家或回家）和algos（痛苦），最早在1688年被构造出来，意为渴望回到家乡、故土。因此，怀旧被看作是一种病，思乡病。回忆起家乡、故国，便产生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地方仍然与“我”有遥远又极近的关联。作为现代性的产物，怀旧又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潮流，展现对过去的怀念。按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凯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的说法，怀旧的人既在此地和彼处，又非此非彼，既在场又不在场（参考Achim Landwehr, “Nostalgia and The Turbulence of Tim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57, No.2, 2018）。怀旧是对不可逆时间的一种反应，涉及时间的错位。那些远离故乡的人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乃至面对一种陌生的语言被迫重新开始，在怀念过去时找寻自己的身份。他们怀念旧时光，部分出于对进步不大有信心，部分出于协调语言、民族和身份的关系。比如，扬凯列维奇的父亲萨缪尔·扬凯列维奇是在敖德萨出生的犹太裔，在1880年以后迁至法国，成了医生、译者，翻译了黑格尔、谢林、弗洛伊德和别尔嘉耶夫的许多著作，还出版过《自然与社会》《革命与传统》。萨缪尔在同为犹太裔、流亡者的弗洛伊德和别尔嘉耶夫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说法当作心理防御策略，回应现实的困境，达到近似宣泄、净化的效果。在完成关于谢林的博士论文多年后，扬凯列维奇提到父亲、犹太身份和时局对他的持续影响（《评犹太安息日》，1947）。面对断裂的过去，扬凯列维奇父子用这些著述修复创伤经历，展现文化适应，协调自己的身份。因为涉及时间和空间、记忆与失落、家园与陌生，怀旧成为理解身份认同、学术创新的关键透镜，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紧迫议题。
摘抄：流亡或客居带来的困顿和流动未定，是创作的重要动力。刘知幾引申出来的“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虽然无关流亡或客居，但是涉及写作的动力（《史通·杂说上第七》）。心意有所郁结，转而“述”或者“作”。整理、转译、阐述古人的智慧，揭示古代文本对于当今读者的意义，有利于实现知识的传承和动态生成；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使创作者抒情、得到疗愈。现代西方的说法是，心理学即叙事，预示叙事对学术共同体和心理治疗师的作用。法国诗人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约1523—1560年）在他的诗集《遗憾》（Les Regrets）中将流亡和分离看作为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源泉。流亡不仅是文学修辞，还意味着离开法兰西带来的效应。杜贝莱在罗马的经历，激发了他的才智和原创力，使他写出了《遗憾》。正如萨义德所说，流亡者离开熟悉的土地、文化、过去乃至语言，在“中间状态”中形成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展现出批评、创见（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伯克转引说，学术创新“往往可以回溯到那些分属两个世界但在任何一个世界里都难以安身的人”（174页）。难以安身，是一种中间状态。流亡者或客居者在融合会通或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在与当地人的碰撞交流中，助力知识的传承。
伯克提到了九百多位流亡者和客居者。他们在年龄、族群、职业、阶层、信仰上各有差异，这也导致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每一个流亡者或客居者都是独特的，各有各的经历。德国国家图书馆在展陈一批流亡档案（Das Deutsche Exilarchiv 1933—1945）时提到：流亡者的流亡经历“取决于诸多因素：外部因素如流亡的特殊原因和时间、路线和目的；还有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语言能力、个人韧性，以及不可忽视的巧合——这些在决定他们能否在流亡中过上符合自我认知的生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xile. Experience and Testimony”）。客居者的情况也类似。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不喜欢他所客居的巴西。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与他们的作品和语境之间的张力，是令人着迷的地方。伯克多提“全球北方”的学者，但也注意南北方在知识生产上的不平衡状况，展现“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助益知识分子的落脚，例如土耳其接受包括埃里希·奥尔巴赫在内的德国教授。
女性流亡者从事的行业更加受限。“女性在大学获得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机会整体发展缓慢”且较之男性更难长久（157页）。伯克辑录了1933—1941年“人文科学领域100位女性难民学者”并附简略生平，其中艺术史家占总数的一半。伯克提到历史学家、图书馆员海伦·维鲁佐夫斯基（Helene Wieruszowski）。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辗转时，维鲁佐夫斯基求助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学者，并把一些作品献给与她具有同样经历的人，例如汉娜·阿伦特、历史学家艾米·海勒（Emmy Heller）、特奥多尔·恩斯特·蒙森（Theodor Ernst Mommsen）。献辞或致谢往往反映思想谱系，申说友谊，展示爱甚至是悲苦。（顺便说一下，《流亡者与客居者》的“序言”相当于致谢，展现了伯克在本主题上的因缘际会。）从维鲁佐夫斯基以及相关的女性流亡者可以看出，女性是积极的能动者，她们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和机会，突破工作环境、歧视等结构性限制，改善流亡时期的生活。
犹太人在中国也是一个重要议题。不说早期的开封犹太人，二十世纪就有大量犹太人流亡于上海、天津、哈尔滨。比如，任教于沪江大学的音乐史家埃尔温·费尔伯（Erwin Felber，1885—1964）、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波斯坦、柏林爱乐乐团前首席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他们的著作是记忆研究的鲜活档案，不仅展示个人经验，还折射二十世纪宏观政治变迁。郭秋萍主编的《哈尔滨犹太人档案文献汇编》（2020）汇集了一批社会活动家的事迹，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如果将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知识分子加进来，有利于填补现有叙事的空白，还可以重新思考非殖民语境下的移民融合模式，理解现代知识生产的中国要素。
摘抄：穷尽所有流亡者和客居者几乎不可能。就西方的流亡人士而言，历史学家卡洛·博塔（Carlo Botta，1766—1837）、古典学家费利克斯·雅克比（Felix Jacoby，1876—1959）、哲学家E. M. 齐奥朗（1911—1995）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1905—1995）、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史学理论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地理学家朱利叶斯·弗罗贝尔（Julius Fröbel，1805—1893）、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1882—1958），还有前述扬凯列维奇，都没有出现在《流亡者与客居者》中。这份名单还可以罗列下去。又比如，历史学家伊本·赫帖卜（Ibn al-Khatīb，1313—1374）、出版商让·克雷斯潘（Jean Crespin，1520—1572）、社会学家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4—1965）、马克思主义史家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r.，1907—1990）、精神分析学家多利·劳布（Dori Laub，1937—2018）、心理学家（Ilse Seglow，女，1900—1984），也未出现。加入这些，不会改变伯克现有的结论，但是更有利于说明知识生产的混杂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如果结合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语境看其著述，将识别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或无关联。
这里简述既是流亡者又是客居者的乔治·古尔维奇。古尔维奇生于俄国的新罗西斯克（Novorossiysk），于1920年离开俄国，至1925年客居于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大学任教，后移居法国，在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巴黎，他用涂尔干的方法思考社会权利和法律多元性的关系。1940年法国的溃败及其后的法令使得一大批犹太人走向流亡。1940—1945年，古尔维奇流亡于纽约，协助建立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并领导社会学研究所。他和一些同在纽约的流亡者（例如列维—斯特劳斯）交流，发表过一些文章。古尔维奇认为，“现实”既不是完全直接的，又不是纯粹建构的；社会结构处在多重社会时间的持续结构和解构的过程中，因此应该通过多重视角加以理解。纽约是反思法国社会学的政治遗产的重要地方。例如，古尔维奇在1945年8月写出《社会权利法案》（The Bill of Social Rights），试图助力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制度建设。返回巴黎以后，古尔维奇将社会学与马克思的观点结合起来。古尔维奇的看法部分关联到他的流亡和客居的经历。这些流亡于纽约的德国知识分子或法国学者通过写作或相关活动，参与到二十世纪全球知识流动的塑造中。
摘抄：伯克认为疏离超然是流亡或客居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其形式包括“强调整体和全局”、超然地比较、“换位”三种，分别举了一些例子加以说明（29—34、175—178页）。“在超然方面更为突出的例子，还有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历史学家卢西·瓦尔加（Lucie Varga）、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77页）这四位学者中，瓦尔加不大有名。她当过吕西安·费弗尔的“助理”（entraîneur），还在1936、1937、1939年《年鉴》杂志上发表三篇文章：“在一个山谷：从过去到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社会分析札记”“过去的巫术：拉迪纳山谷调查”。在此前的1931年，她以“黑暗中世纪概念”为论题取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这里没法细致分析这些文章。倒是可以问：她何以从研究中世纪史转到采用田野调查方式研究现当代史？这个问题引出两个议题：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情感反应与理性分析的关系。简而言之，瓦尔加是希望从历史中为当时面对的紧迫问题寻得答案。因此，她在提问的时候包含了情感，其中夹杂着她自己的身世、费弗尔的影响和历史的实情。进一步说，情感是理性的基础，是历史学家提问的重要源头。所以，说瓦尔加“超然”或超燃，不大准确。瓦尔加是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游移于介入与疏离之间，在它们的基本张力下展现语言文字的力量。
少年如風箏，中介教育用戲劇牽起陪伴的線、解開內心的結
商榷｜“苏超”模式与职业足球的未来
摘抄：澎湃思想市场7月9日刊登孔德罡教授写的《“苏超”：最“职业”的业余联赛写就的中国足球启示录》一文（下面简称“孔文”）中，文章认为“苏超”的爆红暴露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不职业性”，盖由于中超没有在本地球迷中建立社区认同感，球迷此前主要因为成绩缘故支持江苏队，因此在江苏队解散后江苏职业足球便失去号召力；苏超立足社区和地域认同，因此反而成为江苏足球的代表，获得大量的地方认同，成功出圈爆火。孔德罡教授批评道：“我们的职业联赛（指中超为代表的职业足球体系），‘文’没有做到感召本地球迷，促进地域感情，‘武’也做不到商业盈利，扩大产业规模，再加上始终无法成为独立的、不对国家队成绩负责的纯粹商业联盟，终于让球迷们失去了对职业足球的信心。”因而呼唤“一些纯粹娱乐的、不宏大叙事”的足球。
虽然孔德罡教授在文章最后强调“‘苏超’与职业联赛不是对立的，也不可能互相取代，任何二者之间被挑拨起的冲突，本质都是荒谬的”。但是，如果立足苏超去反思中超，尤其是通过苏超的爆火证明中超的不职业，这是否也是一种“制造对立”？不过，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该文的批评是完全脱离国际上主流足球联赛（如欧洲五大联赛）的运作逻辑的，所以实际上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孔德罡教授用苏超批评中超“不职业”的逻辑是：苏超更具代表地方社区联合体（“从足球运动社区联合的本质溯源角度来看，‘苏超’的球队首先在地域代表性上远高于职业球队”）的特性，并且从商业角度苏超也更能取悦球迷（“‘苏超’也没有什么要提出国内先进、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的野心，纯粹只是为了取悦球迷”），然而这两个论据都无法证明某一方比另一方更加“职业”。
摘抄：孔文认为苏超从纯商业的角度更好的理由，是苏超更能取悦球迷。但是这涉及一个问题，即何为“取悦球迷”，高度职业化的联赛都有不少取悦球迷的内容，例如每年欧冠决赛开幕式会邀请知名歌手现场演唱欧冠主题曲。但是归根到底，职业足球联赛首要内容当然是进行比赛，不能让这些取悦球迷的因素喧宾夺主。如果真的要取悦球迷，那应该每场比赛都开演唱会，让海内外艺术家、偶像现场献唱，那吸引的人说不定更多[8]，更能讨好观众，但这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呢？显然，现在看苏超的观众，恐怕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多数）之前压根不是球迷，他们不懂越位、合理冲撞、直接任意球、间接任意球、手球等等足球的规则。对他们来说花10元看演唱会和10元看场球没有本质区别，这大概就是“文旅项目”一词的内涵了。
与之相对，职业足球经营已经和现代企业一样高度理性化，需要计算成本收支，取悦球迷所做的支出显然是有限度的，当这些活动吸引球迷所带来的资本收益的边际收益为负的时候，就不应该投资这些取悦球迷的行为。英超豪强上涨季票是否是一种不取悦球迷的行为[9]？然而这就是职业足球，其背后的所有者不可能以取悦球迷作为主要目的。当足球从一个纯粹的社区代表向上发展的时候，其和具体社区的纽带只会愈发淡薄，中国足球在脱离体工大队、职业化的进程中，实际上已经迈过了和社区关系紧密的阶段。
摘抄：回到苏超本身，如孔文所说，苏超倒是有取悦球迷的方式，比如杨笑天胳膊打到进攻球员脸上（疑似肘击），裁判没有吹罚，赛后苏超官方顺应民意给杨笑天禁赛一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在各大职业联赛之中的，因为按照主流足球联赛规则，杨笑天逃过黄牌，可能逃过红牌，但是断不至于追加禁赛处罚。职业联赛有一套自己的规则，需要遵循足球的规律，不能以取悦球迷作为优先政策。更何况，球迷群体本身是复杂的，有的球迷想要禁赛，有的球迷反对，在没有进行普遍投票的情况下，声量大（而非人多）的那批人可以通过霸占传播媒介代表民意，反对者因为“沉默螺旋”只能噤声，成为“沉默的多数派”。而扩大自己的声量更多地靠着是团体的动员能力，以及通过道德批判煽动民粹的能力。在足球这种高度情绪化的运动中，这种事情并不少见。足球球迷的政治化更是屡见不鲜，现在臭名昭著的亚速营的历史可追溯到1982年成立的哈尔科夫冶金工人足球俱乐部的狂热球迷组织，而拉齐奥的右翼球迷则为墨索里尼的曾外孙呐喊，对各个黑人球员施以种族歧视，哪怕经常被处罚也怙恶不悛，一定程度上劝退了不少想要加盟拉齐奥的黑人球员。这种少数球迷凭借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改变球队现实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俱乐部为了取悦这些“球迷”，那么意甲大概早就成了没有黑人的种族歧视联赛。
至于苏超能否作为镜子批评中超商业化，笔者也颇为怀疑。固然，中超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尤其是金元足球时期，中超球队高度依赖母公司注资、肆意花钱导致2020年后中超球队大破产，以当年冠军苏宁为代表的一批老牌中超球队破产解散。但是和孔文说的不一样（“‘武’也做不到商业盈利”），足球并不是一个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运动，播客《橘猫看球》的主播橘猫老师就指出，足球绝对是投资收益最低的项目之一。根据意大利媒体CF的统计，2024-2025赛季五大联赛收支计算结果都是净亏损的，其中意甲净亏损3.7亿欧元位居各国之首。作为世界足球联赛标杆的五大联赛已经如此，更何况其他联赛？以能盈利要求职业足球本就不符合办足球的规律。
政確不會毀了遊戲，大資本才會──專訪《電玩即政治》作者瑪麗亞姆・迪特
摘抄：從倡議者、行動者，到成為產業內部的觀察者與批判者，迪特親眼看見創意如何和預算、進度需求、及高層決策反覆對撞，奠定了她的論述基礎。迪特以《電玩即政治》大膽闢出觀點：當玩家們覺得遊戲愈來愈不好玩，針對「遊戲角色、內容、主題」抗議恐怕是見樹不見林，跟著「金錢流向」走，才能直搗黃龍。她指出產業底層更關鍵的問題：玩家真正的不滿，來自遊戲產業極端壟斷與壓榨的機制，遊戲要變好，需要勞權、民主決策、反壟斷等更根本的結構變革。
摘抄：瑪麗亞姆・迪特（以下簡稱「迪」）：政治歸政治，遊戲歸遊戲的說法，早就過時了，政治無所不在──尤其是談到錢。遊戲是一個建立在巨大利潤之上的娛樂產業，如今，玩家社群和遊戲公司間屢屢爆發衝突，玩家反對遊戲中的機制、類賭博設計，群起反抗，這是政治。此外，現在也能看到政治人物為了自身利益參與遊戲社群、；遊戲公司會遊說政治人物，希望獲得稅收減免、放寬賭博機制法規，積極地與政治權力互動與溝通。
有些人認為，只有討論遊戲主題、角色或劇情時，才會觸碰到政治──拜託，那只是整個脈絡裡非常小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流行文化往往跟隨現實中的政治角力：遊戲裡有更多女性、多元角色呈現，是因為現實中有堅實的社會運動、女權抗爭，然後遊戲公司才把這些內容「資本化」，拿來包裝銷售。
摘抄：迪：我在書裡有提供一條清楚的時間軸，描繪遊戲產業中「誰有權成為遊戲創作者」的演變。
二戰時，大量男性上戰場，科技業的程式工作大部分由女性負責，當時寫程式被視為需要高度細緻與耐性的工作，人們憑刻板印象認為「只有女性適合做這種事」。後來出現轉變，科技業爆發式成長後需要招聘大量員工，標準化的職業性向測驗出現──最有名的案例是IBM旗下部門委託心理學家坎農（William M. Cannon）和佩芮（Dallas K. Perry）設計的程式設計師職業興趣量表，調查對象有1,378人，但其中只有186位是女性。調查結論是：喜歡寫程式的人通常內向孤僻、不喜歡與人接觸──而當時大眾普遍認為女性比較喜歡和人互動，於是，「程式設計師」等於「孤僻男性」的形象突然從天而降，這些結論也套用在遊戲業上。
1971年發行史上第一款商業發行電玩的遊戲公司雅達利（Atari），一開始的客群不分男性與女性，但他們後來有意識地用性別歧視的方式行銷，舉例來說，他們在辦公室裡辦色情攝影棚，還把大型機台以胸部豐滿的女祕書為名。後來，經費有限，公司瞄準的客群就要更針對，當時美國電玩產業工作者已變得幾乎都是年輕男性，並全力製作瞄準年輕男性的遊戲。
1990年代，掀起第一人稱射擊遊戲革命的《毀滅戰士》橫空出世，某種程度上對女性玩家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它的玩法非常創新，加上陽剛味十足的視覺風格，塑造出遊戲玩家等於「軍武系男孩」的形象，美國國防部甚至開始投資遊戲產業，開發出一整代的射擊遊戲。
但後來遊戲開發成本下降，個人電腦普及、遊戲開發引擎授權變便宜，於是2000年代末期出現「獨立遊戲革命」，「誰能創作遊戲」民主化了，一些原本無法進入這領域的族群，如今可以做出成功的作品，由女性、LGBTQ、非白人創作者製作的遊戲廣泛出現在市場中。
2014年「」爆發，互相攻擊的兩方一邊是喊著「政治不要介入遊戲」的男孩們，一邊則主張「遊戲該屬於所有人」。當時玩家和玩家、開發者與玩家互相攻擊，我看出一個盲點──「男女對立」這類討論永遠不會有出口，這裡缺乏唯物主義的分析，關注誰從這場文化戰爭中得到了最大好處？答案是：遊戲公司，他們反而藉此擴張了自己的產品數量與市占率。
摘抄：在我看來，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遊戲產業壟斷和過度集中所造成的傷害。現在遊戲產業幾乎由6間大型公司主導──索尼（Sony）、任天堂（Nintendo）、Valve（世界上最大電子遊戲平台Steam母公司）、騰訊、微軟、Apple，惡果就是遊戲故事愈來愈樣板、開發方式制式化，實驗性作品不被鼓勵。它造成更爛的工作條件、遊戲售價飆高，甚至連行銷策略都變得保守。遊戲公司只是觀察文化趨勢、資金流向，然後試圖複製他們認為的「主流流行文化」。想要讓比較小眾、在地化的遊戲獲得資金支持，幾乎不可能。此外，關於遊戲機制的創新更已經完全停滯了。
大型工作室、公司讓員工加班爆肝，推出充滿bug的遊戲，只想榨乾IP價值、縮減成本，一切都是為了季度財報好看。我直說了：指望這些由幾千人組成、靠血汗生產的大型工作室，能提供什麼在政治或文化意義上「真正美好的東西」，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期待。
對我們玩家來說，真正該打的仗，不是關於「遊戲呈現了什麼內容」，而是「遊戲是怎麼被做出來的」。事實上這兩者互相影響。如果遊戲的製作過程不再需要這麼多血汗與代價，如果它是由開源軟體、或是由不同團隊跨界合作產出，那麼最終自然會產出更有趣、更真誠的作品。
摘抄：迪：當然可以。如果有一家公司同時掌握了「權力三角」──製造硬體、經營販售平台、以及負責發行與開發遊戲本身──那它基本上就是無敵的。而現在壟斷遊戲業的這6家公司幾乎全都掌握了這個權力三角。現在歐洲正在對Meta等社群平台採取反壟斷措施，我覺得也應該針對這些遊戲公司與硬體公司行動。
再來，工會運動是極其重要的。2018年時，遊戲產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像樣的工會，但現在，全球都有遊戲工會組織，甚至有些國家有好幾個，這是非常驚人的變化。掌握權力的工作者，能迫使管理階層做出更經過深思、更負責的決策。現在已可看到工會不再只是「被動防禦」，幫大家爭取資遣費、抵抗裁員，而是開始主動發起行動、提出訴求，發動各種倡議。
此外，遊戲開發者和玩家其實是在同一條船上，他們也希望把遊戲做到最好，但問題是他們被設下各種限制、被扼殺創作自由的公司高層所控制。所以，永遠要支持遊戲開發者，也可以多去了解一下購買的產品背後的工作環境，跟創作者保持對話。
我個人的「最終魔王級目標」，就是希望遊戲軟體開發者能主動與那些遊戲硬體業的勞工建立連結，想出更永續、更負責的產業模式。
摘抄：迪：很多抵制運動都是自我投射，我們在網路上說「我不會買這款遊戲」，好像要塑造一種「我有道德意識」的形象，但本質上這些行動是做給自己看的。從企業層面來說，這類抵制幾乎是最沒效果的抗議方式之一，甚至有時變成對開發者的霸凌，我認為要非常小心。我們常說「在資本主義底下沒有道德消費」，你不太可能單靠消費行為就去改變整個產業，所以更重要的還是參與真正的制度變革與政治行動。
所以如果我可以給個建議，那就是：每個人都做一點點，就足夠了。你可以推薦當地的電子遊樂場能不能進一些由小型工作室製作的遊戲。或者，如果集結夠多人，也許可以寫信給某款遊戲的團隊，請命希望創作者獲得更好的報酬。你可以從非常小的事情開始，從非常在地的地方著手。不需要覺得自己現在就要改變整個世界，那反而會讓你失去所有動力。
遊戲之所以美好，是因為我們可以真的「活在」裡頭，實現我們最深層的渴望，訓練恐懼、焦慮，或經歷難以置信的體驗，這些體驗真的會改變我們。遊戲更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社群感，這裡有太多東西值得捍衛。我們應該問：我希望遊戲產業是什麼樣子？
一个家族里，两名相继离世的外卖员
摘抄：孟梅 70 岁，佝偻着身子在家里忙碌，一头短发已经半白，小小的圆脸上眼睛红肿。她的老伴 73 岁，刚拔蒜回来，满头都是细密的汗珠，裤子上沾满泥土。孟梅说，老伴的右膝在三年前做过手术，不能长蹲，常常只能单膝跪着或俯首趴在田里拔蒜。忙碌并不能将两人从痛苦中抽离出来。谈起儿子梁建出事的那天，孟梅就会忍不住掉泪。
梁建不住在村里，一直在台儿庄城区跑外卖。4 月 23 日中午，孟梅和老伴正在田里种花生，孙子突然急急忙忙跑来，说「爸爸晕倒了，没了气」。老两口丢下农具，侄子开车载他们刚出村口，电话又响起，说人还未送到医院，就已经断了气。两小时后，梁建的遗体被送回老家，他的身上还穿着蓝色的外卖服，肚子塌陷。事后孟梅才知道，梁建前一晚上夜班，下班休息会儿后，中午去了承包的鱼塘。那天太阳毒辣，在鱼塘边休息时梁建就出事了。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显示，其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
对于不识字的孟梅来说，儿子的死因是个谜团，她不理解「呼吸心跳骤停」的含义。她只知道，儿子跑外卖这三年，肉眼可见地瘦了。堂弟梁辉告诉本刊，梁建经常熬夜跑外卖，通常凌晨一两点睡觉，梁建媳妇在服装厂上班，下班很晚。每天不到 7 点，梁建就起床给孩子做早餐，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摘抄：4 月底天气已经有些炎热，遗体不能久放，梁建下葬的日子定在出事后第四天。丧礼和墓地的钱儿媳拿不出来，孟梅和丈夫卖掉了养了五六年的七八只羊，卖了 10500 块钱，「儿子没有了，岁数也大了，腿也疼，不想喂了」。出殡当天，十几个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从台儿庄城区赶来，留下 100、300 块的礼金，没有等到开席，便匆匆离开。孟梅对当天来帮忙的袁亮印象很深，他是梁建妻姐的丈夫，与梁建是连襟，「接近一米八的个头，高大微胖，为人很好」。孟梅知道，袁亮也在台儿庄城区跑外卖。
孟梅没想到，在儿子去世 11 天后，袁亮也「没了」。袁亮老家在枣庄峄城区曹胡袁村，距离台儿庄区有半小时车程。村子比顿东村更加荒凉偏僻，一排排高大的杨树阴影里，是一排排破败的平房，生锈的大红门落着锁，房前屋后长满荒草，走在村里几乎看不到人。袁亮一家早已不住在村里。邻居刘云告诉本刊，她听村民说，5 月 4 日早晨 8 点 40 左右，刚吃完早饭的袁亮骑着电动车出门送外卖，没几步就倒在小区楼下。医院开具的死亡报告显示，袁亮同样死于「呼吸心跳骤停」。
摘抄：在 2020 年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前，袁亮曾在矿上工作。枣庄别称「鲁南煤城」，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早在 1878 年便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中兴煤矿公司。枣庄下辖的五个市辖区和一个县级市里，发展最好的就是依托矿业兴起的滕州市和薛城区。
袁亮父亲退休前也在矿上工作。那时矿工还是让人羡慕的铁饭碗。薛城区国有矿厂一位 60 岁的工人薛科告诉本刊，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枣庄的矿业发展都处于高峰期。那时进矿要求严格，至少初中学历，参加三四门笔试，1200 余人里只录取 200 来人。袁亮的父亲退伍后被分配到当地一家国有矿厂。这之后家里的条件逐渐好转：原本挤在两间草房的一家五口，先是住进了三间瓦屋，在袁亮成家时又盖了三间平房。
但 2008 年前后，当袁亮被一家国有矿厂招工，成为一线工人时，矿上的活儿已经很不好干。一名之前的员工告诉本刊，矿里高峰期 1.3 万名员工，后面部分调去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新开发的矿井，剩余部分留下维持现有生产。有的矿直接停工，工人拿几万块赔偿下岗。
袁亮在矿里干了两三年，就出了意外。在一次下井放炮时，他的一只眼睛被炸伤失明，从矿上退了下来。刘云听说，拿着矿里赔的一笔钱，袁亮在距离妻子娘家较近的台儿庄区买房付了首付。之后几年，村民们听闻他在城里卖过电动车，妻子也开过早点铺，但似乎都没挣到钱。
台儿庄本身的工作机会也不多。作为一个常住人口只有 31 万的小城市市辖区，台儿庄区的 GDP 总量在整个枣庄市排名倒数第二。当地的餐饮店老板和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城区面积不大，从东到西约五公里，有两条商业街，十几家大型造纸厂、纺织厂、机械厂，以及台儿庄古城景区。工厂的月薪约 3000 元，工资不高，还时常拖欠。外卖行业是像袁亮这样没有学历的中年人，在台儿庄能找到的最高薪的工作。
摘抄：从数据上看，袁亮和梁建加入外卖行业时，整个市场正处于稳定上升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2021 年限额以上单位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营业额年均增速超过 15%，其中 2021 年比上年增长超过 30%。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2022 年在线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不含团餐）比重约为 25.4%。外卖对餐饮业增量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但在从 2017 年就开始在台儿庄跑外卖的陈凯眼里，这已经不算是最好的时候。陈凯说，饿了么和美团两个平台在 2017 年前后入驻台儿庄，当时都采用专送模式。专送通常指由平台自有的配送团队配送，骑手是全职或兼职员工，接受站点管理，有明确的班制和规定的工作时间。
2017 年陈凯入职饿了么时，站点只有 20 多位骑手，由一名项目主管、一个站长和两个组长管理。骑手被分为两组，轮两个班次：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早上 10 点至晚上 9 点。薪资采用底薪加提成的模式，基础工资 1500 元，单价 2.5 元，摩托车油补 200 元。一天跑 40 单，月薪就有约 4000 元。饿了么站点还会免费给骑手赠送摩托车、保温箱、制服。陈凯说，因入驻时间早一些，饿了么在台儿庄的早期发展比美团更好。「本地人都使用饿了么，只有节假日台儿庄古城来了外地游客，美团才有单子。」
2018 年是陈凯印象里「最好跑」的一年。陈凯回忆，大量商家入驻，饿了么日均单量从 800 单增至 1200 单，站点人员也增至 30 余人。外卖平台的地图板块很小，主要是城区内几条路，送单距离几乎都在 2 公里以内。当时街上车流量和人流量少，陈凯常常将摩托车时速拧到 50–80 公里，送餐迅速。那时的骑手与单量比例为 1:5，人均每天跑 40 单，在陈凯看来刚刚好，能跑得过来，又能赚到钱。陈凯的月薪涨至 6000 元。不过，随着骑手的增多，在当年骑手底薪被取消，开始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陈凯记得，2019 年，规则又发生变化。派单模式由人工派单改为系统自动派单。从那时开始，骑手需要通过延长在线时间，来获得更多优质订单。「在线时间长，单量在站点排名前三，系统就会优先派单。」陈凯日均工作 12 小时，一天 60 余单，单量常常进入站点前三名，最多一天他跑了 140 单，身上持续背着 8–9 个单子。而单量低的骑手只有 20 余单，系统会给他们派台儿庄古城内的单子，里面必须步行，出入一趟常常需要半小时。
与此同时，配送难度却在加大。随着美团和饿了么的发展扩张，两家的配送地图也越来越大，最远时到了七八公里外的乡村。有骑手在午高峰时，被派了一单 5 公里外的订单，往返 50 分钟，一趟下来，午高峰就「报废了」。为了获得更多的单子，骑手下班时间也渐渐延长到半夜 10 点、12 点甚至凌晨 2 点，后来还有通宵的大夜班，熬夜逐渐成为常态。即便如此，本刊采访的台儿庄的骑手们表示，一直到疫情防控期间，骑手们都还能赚到钱。陈凯回忆，2022 年疫情防控末期，饿了么站点有员工约 50 人，防控期间只有二三十人出门跑外卖。单量多而单价高，尤其是私活儿，比如帮助居民送一趟水果，一单 10 元，最高时陈凯一天收入七八百元。
摘抄：在陈凯的感受里，疫情后台儿庄的骑手越来越多。一位骑手告诉本刊，台儿庄的美团站点，骑手数量从 2022 年的 80 余人，增至现在的 120 余人，增长约 50%。陈凯说，他身边不少骑手的亲戚在外打工不顺，都回到老家加入外卖行业。这些切身的感受，在一个宏观的数据里也有体现，美团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美团骑手数量从 2019 的 399 万增至 624 万，新增骑手 225 万。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熬时长」是台儿庄骑手们常挂在嘴边的词。与大城市相比，台儿庄城区的外卖单量要少得多，日均五六十单就能在站点名列前茅，而大城市一天跑上百单并不罕见。除了寒暑假的高峰期，一年里其他时候，台儿庄饿了么 21 岁骑手林旭的日均单量约 40 单。三餐高峰期后，有时他趴在电动车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一小时才等来一单。等待时间难熬，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在空转，消耗燃料却没有产出。
摘抄：如果不是做骑手贴补家用，48 岁的张升已经很难维持一家人基本的生活。张升戴着细框眼镜，看起来有些斯文，他原本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月薪 4000 元。他告诉本刊，他和妻子在同一个公司，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工资了。他们每月固定 4000 多元的房贷，加上给上大学的儿子 2000 元生活费，动用存款让他心里很焦虑。从去年 11 月开始，张升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下班后的夜晚跑单，一天跑二三十单，一单 3.5 元，上个月拿了 2600 元。他说自己不是个例，公司里还有五六个人和他一样，兼职跑外卖，「生活所迫」。说到这里，张升有些无奈地指了指遮住他大半张脸的黑色面罩，解释道：「为什么我一直戴着这个，就是不想送单的时候被熟人认出来。」
摘抄：骑手们有不少人对梁建有些印象，一是他瘦弱，但跑单挺拼命，有好多次是单王。另一个印象是他常跑夜班。骑手林旭说，夜班单子单价高一些，但愿意跑夜班的骑手少。夜班单子零星散布，系统难以调度顺路单，骑手就只能一单送完再取送下一单，一小时被五六单占满，少有可以停下来完整休息的时间。漫长的一夜里，劳累像石灰岩一层层堆积，压得人脑袋沉沉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为了提神，林旭「车子一停就抽烟」。凌晨 2 点过后，林旭会把车子时速从惯常的 50 公里降到十几公里，很慢地骑，不然怕自己睡着，即使这样，最困的时候依然会有好几秒钟意识恍惚。
林旭说，如果大夜班熬一整个通宵，其他骑手一般会休息到下午再出来跑单，梁建中午之前就出来干活儿了。梁建不敢停下。梁建的叔叔在梁建出事后才知道，前两年梁建妻子回台儿庄投资服装厂，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房子也抵押了 30 万元投入厂里，每月还要还房贷。这几年孟梅也隐约感觉到，儿子手头紧张。三年前孟梅老伴膝盖长了骨刺，花了 1.2 万元做手术，费用是老伴和女儿出的。手术后梁建来看了看，没有提起钱的事情，孟梅和老伴也不好开口。
摘抄：袁亮出事前几天，为了与其他两大平台争夺市场，饿了么开启百亿补贴，针对点外卖的用户发放大额红包。这次平台之间的竞争，带给外卖骑手具体的感知，是单量暴涨。林旭回忆，5 月 1 日和 2 日，他每天多送 20 单左右，到了 5 月 3 日，单量几乎翻倍，站点单王日均单量 110 单。现有骑手不够，站点还紧急招了 10 多位临时工。有次午高峰，林旭一次性接到了 17 个订单，要在 1 小时内送完，电动车开到最快的 50 公里 / 小时，他还是超时了 4 单。单量的暴涨让林旭产生了恐惧感，只要一上线就有七八单，「单子好像怎么跑都跑不完，看不见尽头，很绝望」。
图像 & 视频
林茨暗星云 1251
说明：林茨暗星云（LDN）1251之中即将诞生新的恒星。LDN 1251距离我们约1000光年，漂浮在银河系银盘上方，还有一个令人食欲全无的名字：“烂鱼星云”。这团尘埃和分子云是仙王座雾斑这片暗星云复合体的一部分。经由各个波段的光谱观测和分析，天文学家揭示出了隐藏在这片星际物质之中由新生恒星带来的高能激波和物质外流现象，以及散布其中的泛着标志性红光的赫比格-阿罗天体。遥远的背景星系也潜藏在这幅图片中，几乎要被LDN 1251的尘埃掩盖。这幅迷人的深空照片相当于天空中三个满月的面积，而在LDN 1251的距离上，其实际跨度则超过25光年。
加利西亚海域游弋的幼年大青鲨，西班牙
说明：鲨鱼在地球上的历史可追溯至4亿年前，它们早于恐龙出现，并在历经冰河时期及多次生物大灭绝后依然顽强存续，成为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鲨鱼被视为健康海洋的指标物种，因此每年“鲨鱼意识日”的设立，正是为了提升公众对鲨鱼生态重要性的认知。作为海洋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鲨鱼有助于维持物种平衡，其保护关系到整个海洋生态的可持续性。然而，当前多种鲨鱼面临灭绝危机，这一天也提醒人们采取行动，避免这些古老生物从海洋中消失。
以今日图片中的大青鲨为例，它们通常游动姿态柔和优雅，但在捕猎或逃避威胁时可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大青鲨以超远距离迁徙而著称，曾记录从新英格兰游至南美洲的旅程，追随季节变迁、食物分布和洋流流动。这种鲨鱼为胎生动物，每胎可产下25至100多只幼鲨。新生幼鲨会前往远离成年鲨鱼活动范围的特定育幼区，在这些相对安全的区域里，它们学习生存技能，逐步适应广阔的海洋环境，迈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卡尔夫沙马尔斯维克湾玄武岩柱，斯卡吉半岛，冰岛
说明：你觉得岩石只是……岩石吗？这些天然的矿物组合不仅仅只是静静地待在原地，它们是地球地壳的基本组成单位，从石器时代的工具到为现代文明提供动力的矿物，岩石在人类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岩石日的设立，正是为了庆祝岩石在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的深远影响，激发公众对地质科学的兴趣，并鼓励人们欣赏岩石所展现的自然之美与多样性。
若想直观感受地质作用的壮观场景，冰岛无疑是理想之地。今日图片所示地点为冰岛北部偏远的斯卡格半岛，一处宁静的海湾：卡尔夫沙马尔斯维克。与冰岛著名的黑沙滩不同，这里布满了巨大的光滑鹅卵石，其周边高耸的海崖则清晰记录了该地区火山活动的历史。在这些海崖中，稀有的六边形玄武岩柱展现了火山地质作用的典范。这些看似人工雕琢的对称结构，实则为自然形成的地质奇观。这些玄武岩柱的形成可追溯至约两百万年前，当时大量玄武岩熔岩缓慢冷却，体积收缩并产生裂缝，裂缝逐步演化为规则的几何形状，最终形成近乎完美的六边形岩柱。尽管冰岛火山景观众多，但如此规模与规则性兼具的地貌极为罕见，使这片静谧的海湾显得尤为独特与珍贵。
汤氏瞪羚母亲和小鹿，马赛马拉，肯尼亚
说明：在肯尼亚西南部的马赛马拉稀树草原上，金色阳光洒落大地，野生动物穿梭其间，形成一幅动人画面。这片草原上野生动物众多，有在灌木丛中漫步的大象，地平线上搜寻猎物的猎豹等。然而，真正吸引目光的，往往是那些体型较小却灵动可爱的动物，比如今日图片中的汤氏瞪羚。
汤氏瞪羚全年都有可能繁殖，但交配高峰通常出现在雨季前。雄性瞪羚会占据一块领地，等待雌性经过交配。雌性经过五至六个月的妊娠期，产下一头约4至6磅重的幼崽。在生命最初的几周，幼崽多半隐藏于灌木丛中，母羚羊仅在短时间内返回哺乳，以降低被捕食者发现的风险。这一早期阶段对幼崽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必须迅速掌握奔跑和伪装技能，以适应草原环境。尽管外形柔弱，汤氏瞪羚却极富韧性。在旱季，它们常随大迁徙的队伍同行，依靠自身的敏捷和对周围物种，如角马、斑马等动向的观察，规避捕食者，寻找更肥沃的觅食区域。
日出时的东京，日本
说明：我们生活的地球早已人满为患，并且仍在不断变得更加拥挤。目前全球人口已达82亿，且呈持续增长之势。世界人口日旨在引发人们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粮食供给与未来前景的思考。该纪念日设立于1989年，聚焦于不受控的人口增长对可持续性带来的影响，其灵感源自1987年全球人口首次突破50亿的“50亿人口日”。随着城市不断扩张，绿地面积减少，农业也在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中展开竞争。然而前路并非无解：通过教育投资、改善医疗可及性，以及建设更智慧的城市，人口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可以实现平衡。
从全球数据来看，至2025年，印度仍将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预计超过14.6亿；其次是中国，人口约14.1亿；美国以约3.39亿人口位居第三，尽管其增长速度趋缓，人口老龄化正成为新的社会挑战。当前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日本东京，人口约3,720万，它呈现出高密度城市生活的实际图景：空间紧张、交通拥堵，以及公共服务需求高企。世界人口日不只是人口统计，更是呼吁我们要进行具前瞻性的规划，以确保子孙后代能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能持续繁荣发展。
巴哈马的绿松石色水域
宪法火车站，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说明：今天是阿根廷的独立日。这片拥有辽阔潘帕斯草原、丰富文化遗产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南美国家，于1816年在图库曼省圣米格尔市正式宣告独立，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通往独立的道路充满挑战，伴随着长期内战与政治动荡；而阿根廷的独立运动也深受美国和法国独立运动的影响。最终，阿根廷人民以坚定不移的意志赢得了国家的自由。
独立之后，阿根廷逐步构建现代国家体系。1853年，该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这部宪法至今仍影响着国家政治运作。在文化和体育领域，阿根廷也在全球舞台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文学巨匠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作品影响深远；阿萨多（阿根廷传统烧烤）体现了其深厚的饮食文化；而像迭戈·马拉多纳与莱昂内尔·梅西这样的世界级足球运动员更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今日图片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宪法火车站，是该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象征着国家发展、互联互通的精神，也是那个变革年代所孕育出的团结意志的缩影。
潜水捕鱼的北方鲣鸟，设得兰群岛，苏格兰
说明：优雅、有力，且令人难以忽视的北方鲣鸟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海鸟之一。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辽阔的海面上滑翔，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会返回陆地。这些海鸟以其庞大而喧嚣的繁殖群体著称，被称为“鲣鸟群”，通常选择在陡峭悬崖、偏远岩岛，或突兀于海中的海蚀柱上筑巢。
很少有鸟类能像北方鲣鸟那样，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进行捕猎——如今日图片所示，它们会从高空径直俯冲入海。北方塘鹅能够在高达100英尺的空中发现猎物，然后迅速收拢双翼，以时速超过60英里的速度冲入水中。其流线型的体态、加固的头骨，以及海绵状骨板和皮下气囊等内置“减震系统”，确保了这类高强度俯冲既精准又安全。入水之后，塘鹅会借助翅膀与蹼足在水中追逐鱼群，潜水深度可达70英尺，并能在水下停留长达30秒。它们双眼朝前，具备出色的立体视觉与深度感知能力，同时隐藏式鼻孔设计防止高速俯冲时海水灌入。每一次俯冲捕猎，都是自然摄影师梦寐以求的绝佳瞬间。
塞切达，多洛米蒂山脉的山峰，南蒂罗尔，意大利
说明：意大利多洛米蒂山脉不仅雄伟耸立，更如施展魔法般，使每一条山路都变成一个故事。人们亲切地称它们为“苍白山脉”，这一名字源自其主要构成矿物白云石。这片山脉坐落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占地超过34.5万英亩，拥有18座海拔超过9,500英尺的高峰。其地貌特征包括陡峭的悬崖、雄伟的岩壁和蜿蜒狭窄的山谷。
在多洛米蒂山的壮丽景色之中，坐落着其最壮观的山峰之一塞切达，正是今日图中所示。它海拔约8200英尺，是南蒂罗尔省瓦尔加迪纳山谷中最高的全景观景台。乘坐缆车即可轻松抵达山顶，省去原本艰难的登山行程。登顶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多洛米蒂山标志性的锯齿状山脊线的壮丽全景。在晴朗的日子里，甚至可以远眺90多英里外的奥地利最高峰格洛克纳山。
死亡谷国家公园的梅斯基特平原沙丘，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说明：梅斯基特平原沙丘位于死亡谷国家公园内的斯托夫派普韦尔斯村附近，是公园内最易到达且最具标志性的沙丘。它们由北侧山脉风化提供的沙源、盛行风的搬运作用，以及南侧山脉的阻挡所共同作用形成，造就了这片波纹起伏的壮美景观。沙丘以在恶劣环境中依旧顽强生长的蜜荆树命名。在日出和日落时分，沙丘的纹理和棱线在光影映照下格外分明，是欣赏日照美景与星空观测的绝佳地点。
死亡谷国家公园占地超过340万英亩，是美国本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它以极端气温、广袤沙漠景观和多样地貌著称。超过93%的公园区域被指定为荒野保护地，适合进行深度探险，但游客需警惕高温、突发洪水及野生动物等潜在危险。尽管环境恶劣，这片土地却拥有丰富的自然美景与人文历史，包括与在此世代生活的廷比沙肖肖尼原住民深厚的文化渊源。
NGC 6946与NGC 6939
说明：这张宇宙照片展示了正向旋涡星系NGC 6946和疏散星团NGC 6939。它由一架位于地球上的小型望远镜累积曝光超过68小时拍摄的图像数据合成。快照拍摄于北天星座仙王座方向，视场横跨天空约1度（相当于2个满月的大小）。透过银河系盘面附近暗淡的星际尘云可以看到位于画面右下方的疏散星团NGC 6939的恒星，它们距离我们约5600光年。而画面左上方的正向旋涡星系NGC 6946则远在约2200万光年之外。在过去的100年里，天文学家已在NGC 6946中发现了10颗超新星，最新的一颗于2017年被观测到。相比之下，我们银河系中平均每100年左右才出现一颗超新星。正因如此，NGC 6946也被称为烟花星系。
Cize-Bolozon viaduct crossing the Ain gorge, France
说明：想象一座桥梁，它连接的不仅是两岸，更是时间与记忆的延续。坐落于法国东部安省的锡兹博洛宗高架桥，它建于1950年，这座桥取代了战争中被摧毁的前代桥梁，成为重建与希望的象征。
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采用了上下双层结构：上层为铁路，下层为公路，巧妙实现多功能交通分流。整座桥长达273米，主体为钢筋混凝土拱形结构，桥面高出谷底超过60米，俯瞰安河峡谷之景，壮丽而稳固。无疑，这是一项杰出的法国工程成就。
然而，这座桥的意义远不止于工程奇迹。它还承载着历史与诗意。清晨时分，雾气在桥柱之间升腾，桥身若隐若现，宛如现实与幻境之间的缝隙。无论你是建筑爱好者、历史追寻者，还是仅仅出于好奇，这座桥都值得一看。它连接的不只是两个地点，更是时代之间的纽带。
奥罗塞，撒丁岛，意大利
说明：此刻，我们置身于意大利撒丁岛东部奥罗塞湾的一处瑰宝卡拉卢纳，坐落于第勒尼安海之滨。大自然在此将岩石雕琢成面向大海的隐秘洞穴，正如今日图片所示，湛蓝海水悄然渗入石窟，在石灰岩墙上投射出光影交织的图案。金色沙滩与天然阴影交错，地中海的微风带来咸香气息，海浪轻拍岩岸，低语着亘古不变的旋律。被岩洞环抱的这片海滩仿若人间秘境，陆地与海洋在此交汇，构成一幅和谐而独特的自然画卷。清澈海水邀请人们畅游其中，峭壁巍峨静立，见证岁月流转。卡拉卢纳不仅是一处地理位置，更是一段自然的诗篇：海浪拍击古老岩石的低语，金色阳光在水面上的短暂停留，共同诉说着海洋以超越语言的方式，留下的恒久故事。
新星V462 Lupi现已可见
说明：如果你知道该往哪里看，就能目睹一颗白矮星发生的热核爆炸。甚至可能是两颗。这类爆炸现象被称为新星，目前在南半球，用肉眼就能勉强看到这类爆炸现象。但是如果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则会容易得多。照片中展现的是上周拍摄的新星Lupi 2025（V462 Lupi），它位于南天星座豺狼座（Lupus）方向，靠近我们银河系的中心盘面。这颗新星最初于6月12日被发现，并在大约一周后达到了峰值亮度。无独有偶，在南天星座船帆座（Vela）方向，新星Velorum 2025于6月25日被发现，并在几天后达到了峰值亮度。通常，银河系中某处每年或每两年才会出现一颗肉眼可见的新星。因此，有两颗新星同时可见是相当罕见的现象。与此同时，人类还在期待观测到另一颗不同的新星：北冕座T星（T Coronae Borealis）。这颗新星预计将会在北半球天空可见，并且其亮度有望超过目前这两颗新星。
Tilting渔村, 福戈岛 ,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加拿大
说明：蒂林村最初由18世纪的爱尔兰移民所建立，是极少数至今仍保留爱尔兰渔村文化特色的社区之一。当地渔棚与住宅采用明亮色彩，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是为了在浓雾或风雪中提高可见性。这种设计体现了早期居民兼具实用性与创造力的生活智慧。今天，加拿大迎来了建国158周年纪念日。从东海岸的历史小村到现代都市，从多元文化融合到壮丽自然风光，我们共同庆祝这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文化底蕴与持续发展的未来愿景。
澳大利亚沃尔夫溪陨石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马头岩上方的银河
朱莉19岁时的写真 | 摄影师Lionel Deluy
被困在那场雨中
摄影师Dominic Dähncke 自由自在的云
夏色弥深
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
如果你要拍夏天
摄影师Natalie Karpushenko艺术影像 人与自然
是美好的初夏
时尚人像 | Lia Mstislavskaya
Lake
超广角，摄影师Nils Jacobi镜头里的喵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