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火災是北美許多森林的夏季日常，以加州為例，每年幾乎都要燒掉超過8萬公頃的森林；而美國政府每年投入在全國森林火災防治的經費更超過15億美元（約新台幣448億元），並且有逐年攀升的趨勢。

我細細撫摸質地如同軟木塞般的樹皮，垂直縱裂的深紋，厚重扎實，但稍微用力就能剝落些許碎屑。這些生長在夏季乾熱環境裡的世界爺，透過層層加厚的樹皮，形成15公分以上的隔熱層，將樹皮內部的活組織（韌皮部、形成層、木質部）和外界的空氣遠遠隔開，隔絕林火對生理活動的影響。當火勢在地表延燒的時候，因為有厚實的樹皮隔熱，對於已經長得很高的大樹通常沒有太大影響。但有時候，即使有厚厚的樹皮，也扛不住火場的高溫，表層會被燒成焦炭。不過只要有部分組織撐過火燒，輸送養分、水分的組織沒有完全死亡，整棵樹就有機會恢復過來。這類在林地表面延燒的地表火（ground fire），是美西森林裡很重要的生態因子，能夠燃盡在乾燥環境裡因微生物活動不頻繁而堆積在地表的枯枝落葉以及灌木，讓其中的養分透過灰燼回到土壤之中。

但是，如果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從地表向上竄燒，一路燒到了樹冠層，就很有可能會造成這些大樹的死亡，此類火災稱為樹冠火（crown fire）。被燒到的針葉在燒焦之前會釋放大量的水氣，降低火焰的溫度，減緩火勢繼續向上延燒。然而被燒過的組織失去樹皮的保護，就容易受到昆蟲與真菌的侵入；即使樹木沒有直接被大火燒死，但受傷的組織加上失去大量的葉子，無法透過光合作用產生足夠的防禦物質，造成「抵抗力」太弱，還是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死亡。雖然聽起來很無奈，但死亡其實也是森林的一部分。過去因為人們想要保護天然林而致力於阻止森林火災的發生，導致地表的枯枝落葉長年堆積，累積了過多的燃料，再加上易燃又長得很高的次生針葉樹，例如白冷杉（white fir，Abies concolor）、龐德羅莎松（ponderosa pine，Pinus ponderosa）、糖松（sugar pine，Pinus lambertiana）等，讓火勢容易向上延燒，以至於最後發生的樹冠火一發不可收拾，反而燒盡了許多珍貴的森林。

《天降福星》用的是其中一个宫殿环境。浮雕繁复的龙椅背后，怪兽纹样的巨型屏风与屋顶的垂花柱层层叠叠，宫殿两侧隔着帷幔的落地铁艺烛台线条简单粗犷，有影视剧中秦汉时期宫廷剧的影子。「可以说是秦汉，也可以是魏晋南北朝，甚至唐朝也说得过去。」坐在监视器前的一个工作人员跟我闲聊道。剧本写的是一个虚拟的朝代，「只要不出现明显有问题的东西就行，比如一些现代才有的植物」。 早上 9 点半，现场已准备就绪。除了刘晓庆之外，其他演员的化妆一个小时前都在酒店里完成了，之后他们集体乘坐大巴车来到片场。一把舒服的折叠椅是每个人的标配，从上午持续到深夜的拍摄间隙，演员们可以窝在椅子上简单休息一下。给刘晓庆单独配备的房车和替身演员也都在静静等待。为了能让刘晓庆有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房车停在了片场院外的一个僻静区，平时只有制片人才会过来。在制作经费有限的短剧行业，这些「高配」都是不太常见的操作，毕竟「还没有像姐这么大腕儿的演员来拍短剧的」，制片人王振宇告诉我，「姐特别敬业，她只要听到在拍有她的场景，哪怕是在镜头外给对手演员对词，她都要过来亲自参与。她说以前拍电影都是这么做的」。王振宇说，这让剧组给刘晓庆准备的年轻替身演员一时无用武之地。

不过今天剧组要坚决瞒住刘晓庆，在她拍完回房车休息的时候，让替身把对词和特写镜头尽快拍完。王振宇说，心疼刘晓庆的同时，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短剧通常拍五六天就杀青了。我们现在已经把拍摄时间拉长了一倍，如果再继续延迟，成本上受不了。多拍一天，预算就要多出 10 多万元，这对于短剧拍摄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等刘晓庆再次出现在片场时，她已经换上了一件秦汉形制的浅青色宽袖深衣，坚硬的材质和挺括的交领造型显得贵族气十足，神情也比一开始愉悦多了。她扮演的是一位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中年妇人，从原本的演艺圈经纪人变成了古代某国皇后的母亲，穿梭在朝堂和后宫之中，帮助皇后女儿和两个做文臣武将的儿子一起治理国家。这是一部网络小说改编的剧本，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是现在网络小说中最火的「系统文」，主角经历了穿越和重生，来到一个平行世界里辅佐其他人完成任务，升级打怪。「此外，姐在这部剧里还有一个隐藏技能，也就是她的『金手指』，关键时刻一拿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穿越』『系统』加『大开金手指』，这都是现在网剧里最火的元素。而且让姐来扮演这个角色的网络呼声一直很高，这部小说当初在网上连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希望刘晓庆来演。」工作人员说道。

作为资深的电影演员、几次「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获奖者，刘晓庆来演短剧，大爆似乎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她已经拍完上线的第一部短剧市场反响一般。那是三个月前拍摄的一部现实题材剧，讲的是中老年爱情和婆媳矛盾。在「一分钟八个反转」「一个镜头不超过三秒」的竖屏短剧里，演员们需要在镜头前快速做出反应，这是新的短剧规则。她的化妆师张传腾告诉我，刘晓庆经常一边看剧本一边说：「不理解，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儿媳妇？」她的这种疑惑体现在了成片效果中，邪恶儿媳和糊涂儿子都是标准的短剧演法，坏和蠢一瞬间展现在眉眼之间，刘晓庆则是缓缓地从困惑到悲伤，再到绝望。有网友评论道：「他们的表演不在一个图层里。」剧中一位小童星的妈妈告诉我，原本他们期待着与刘晓庆的合作后能够提升孩子的片酬，但是「每天查短剧数据的实时排行榜，这部剧从来没有排进过前 30，说明它没有爆，没有爆就涨不了片酬」。

「姐说的是对的。」老弋告诉我，他原本也是传统影视剧导演出身，当然能够理解刘晓庆说的是一种更合理的表演方式。疫情之后，老弋转型来拍短剧，「传统影视剧周期太长，回款太慢。短剧收入少，但胜在活儿多」。老弋说，拍完刘晓庆的这一部，他接着还要在横店连拍四部。「越来越多传统影视剧制作者进入短剧赛道，短剧拍摄水平肯定会越来越高。」老弋说，就拿刘晓庆的这部剧来讲，拍摄方法已经不是传统短剧那一套了，「从机位、近景、远景和每个演员的特写数量来说，这都是传统影视剧的拍法，比短剧要细致得多」。

这部剧确实有精益求精的努力，但囿于短剧的设置，这样的努力并不算多。我坐在老弋身后看三个不同机位的监视器，竖屏里人物的面积往往超过了画面 2/3，演员基本上都在定点表演，很少移动位置，拍摄起来要求不高。一个 50 多岁的群众演员在剧中扮演大臣，有一场戏需要给他一个特写，做一个震惊的表情。他很快拍完了，跑过来跟我戏谑道：「怎么样，我的演技不错吧。一条过。」

刘晓庆曾对媒体说，当她宣布要去拍短剧时，有朋友说觉得丢人，但她并不在意，已经计划要连拍 10 部短剧。在参加综艺《一路繁花》时，她对其他嘉宾讲：「短剧太好了，尤其适合我们这种演技好的人发挥。」在她拍摄两部短剧的间隙，我曾跟她约过一个电话采访，那时她正在美国旅行，电话里她认真地说道，拍短剧是为了「过戏瘾，不然好演技不是浪费了吗？」。

刘晓庆选择合作的是刚刚入局短剧事业的金影科技。董事长侯小强告诉我，他跟刘晓庆是多年的好朋友，「从她 2003 年经历税案风波之后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候经常参加她组织的羽毛球活动，她回到北京一有空就约着吃饭。我听她讲了很多之前吃过的苦，1975 年她拍第一部电影《南海长城》，在几个候选演员里面，只有她敢从 10 米高的军舰上跳进海里，从而争取到了这个角色。像晓庆姐这样的性格，作为投资方肯定是非常喜欢的，那我理应在有合作可能的时候马上来找她」。侯小强说，短剧市场有几亿的用户，对于超级演员来说，一定是越早入场越好，刘晓庆一向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两人很快就达成了合作的意向。至于片酬，侯小强的说法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两人合作的第二部短剧投资超过了 200 万元，一位行业内的制片人据此向我估计，刘晓庆每天的片酬在 5 万元左右。 对于 30 年前拍电视剧《武则天》时片酬已经达到 300 万元的刘晓庆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但也不是唯一的例外。刘晓庆在最近十几年来，最主要的戏剧作品是她主演的两部话剧《风华绝代》和《武则天》，尤其是讲述晚清传奇女子赛金花的《风华绝代》，从 2012 年开始一直巡演到现在，今年夏天新的一轮国内演出又要开始了，两部话剧加起来至今已经演了 400 多场。话剧的出品人刘忠魁告诉我，刘晓庆每场话剧演出的片酬大约是 5 万–6 万元。「话剧是一个微利的市场，这已经是行业内很高的报酬水平了。」刘忠魁说，他制作的话剧里，票房最好时，平均每场利润也不过 10 万元左右，跟他合作话剧的知名演员都不是冲钱来的，「演话剧是很爽很过瘾的。圈里有种说法，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只有话剧是『演员的艺术』。话剧导演排练好之后，在舞台上怎么演，靠的全是演员自己的发挥。晓庆就是这样，我们巡演了 400 多场，她感觉每演一场都跟之前的不一样」。

「1980 年代的时候，社会在抨击因为拜金主义导致『人都变坏了』的现象，在这种氛围里，春桃的善良和不屈服，掀动了很多人内心的波澜。」张仲年分析道，「刘晓庆的表演是十分松弛自如的，无论是背箩筐走路的步态，捡垃圾的模样，还是上床、脱衣、拍衣、洗澡、上厕所，都俨然是一个北方的下层妇女，就连擤鼻涕的动作也自如得当。影片后半段，春桃走到城墙边，看到墙上招贴画中的女郎被人抠走了，她立即猜到这是已经不辞而别的刘向高干的，于是脸上流露出心慌意乱，又匆匆而过的喜悦之情，可能其中还夹杂着点恐惧。结尾时，春桃跨出大门，这一头看到李茂缓缓挪动着往前走，那一头刘向高在墙拐角处很不好意思地站着，她的哭是自然而然喷涌出来的。观众伴随着她的哭声吁出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深深地担忧，未来怎么办？观众已经被春桃的命运牢牢吸引住了。」

从表演专业的角度，「刘晓庆有时过多地迷恋本人的魅力，有做戏的感觉」，张仲年向我分析道。比如她演《大清炮队》《一代妖后》，跟《芙蓉镇》和《春桃》拍摄于同一时期，但是表现却大相径庭。「表演趋向肤浅表面，我认为导演要负主要责任，李翰祥所要的慈禧恰恰使刘晓庆演戏用力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认为刘晓庆是需要好导演帮她克服自身问题的。」张仲年说。

12 岁考上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后，刘晓庆主修扬琴专业，原本她以为能有个不错的工作，没想到那一届毕业生被整个分配去了农场。她在自传中写道，她不认命，拼命争取进了县宣传队，后来又想办法参了军，进入了成都军区话剧团。她在这里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中，扮演了《南海长城》里的女主角甜女。之后又获得扮演《小花》中何翠姑的机会，这一次她的表演被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注意到了。刘晓庆的妹妹刘晓红告诉我，「很多人都说，晓庆跟王立的第一段婚姻是为了获得进京的机会。其实不是的，她凭的是自己的本事，当时汪洋看了她的表演说，『把这个演员留下来』」。刘晓庆在短暂的婚姻之后选择了离婚，也成为那个保守年代较早公开离婚的女明星。她在自传中写道，离婚之后，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戳她的脊梁骨，对她指指点点，可是「离婚也只能是我们两人的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在因离婚而被严重地道德审判之后，刘晓庆自己引发的舆论争议不降反升。有一次她接受媒体的采访，记者问她，谁是中国演技最好的女演员，她说是自己。以这句话作为标题的报道出来之后，当时骂她「狂」的人不少。接着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里面写道：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因为她剖白内心过于真实，这本自传当时又一次引发了强烈的争议。而当她 1995 年出新一本自传时，她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第一次出书时「炼狱般的磨难」，这本书名为《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书还没写，这个标题就在深圳的一次文稿会上拍卖了 108 万元。「她对于别人怎么说，似乎从来不放在心上。」刘晓红回忆，刘晓庆只希望做最有关注度的那个人，「用我妈的话说，她连『吃屎都要吃尖』」。

王振宇告诉我，在拍第一部短剧时，剧组的拍摄强度很大，每天工作 14–15 小时，连续五六天，「姐就跟年轻人一样，从早到晚都待在片场」。这一次是同样的投资方和制作班底，考虑到刘晓庆的年纪，大家决定把拍摄进度放缓，「有时候收工早，想让姐早点休息」。但剧组发现，刘晓庆直到深夜依然在忙。王振宇告诉我，就拿昨晚来说，她回到酒店后又给 200 多本自传签了名。刘晓庆的最新一本自传《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在 10 年之后再版了，在她的抖音直播间里上架，原价 39.80 元，刘晓庆签名版售价 199 元。

不光是精力，刘晓庆的起居作息也像个年轻人。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爱晚睡晚起，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没工作的时候，午餐就是每天的第一餐。去年年末，刘晓庆参加综艺节目《一路繁花》的录制，第一站刚开始时，嘉宾们原本计划早上 10 点出发，然而刘晓庆让大家等待了两个小时。这个片段开启了这部综艺最有话题性的一幕。节目里，嘉宾李小冉因此感到不快，批评刘晓庆不负责任。播出之后，李小冉因为语气重和脸色难看被很多网友攻击，迟到的刘晓庆反而因为态度诚恳，情绪稳定，年龄最大却胃口最好，腿脚最利落，得到了压倒性的舆论褒奖。

刘晓庆的团队里，现在没有经纪人，陪着她在横店拍戏的是 50 多岁的男助理戴维。他说自己家里有稳定的生意，因为跟刘晓庆投缘，所以可以放下工作，陪着刘晓庆到处跑。作为助理，他最主要的任务是给刘晓庆提供情绪价值，比如在拍摄现场，每当刘晓庆望过来，他会给出一个温暖的微笑。除此之外，他小心地避免接触任何与钱或利益有关的事。「为什么姐信任我？因为我从来不参与谈合同、拉商务，甚至我都没有帮谁去跟姐要签名，或者拍合照。」戴维小心翼翼地对我说，他不希望刘晓庆或者制片方看到他在跟我聊天，「这是人家的主场，我不应该多嘴」。

刘晓庆需要情感的支持。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给她提供最多陪伴的是她同母异父的妹妹刘晓红。我在成都见到了刘晓红，她跟丈夫靖军在这已经生活六年。按她的说法，在 2019 年离开刘晓庆之后，他们选择回到成都，尽管这是姐妹俩从小跟着父母一起长大的地方，但因为全家人已经跟着刘晓庆去北京生活很多年了，回到老家可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

刘晓庆在与爱人相处时，也总会用自己的资源为对方铺路，她极富个人标签的口号「我刘晓庆从不靠男人」，几乎在她的每一段公开恋情里都能找到依据。她与第二任丈夫陈国军的婚姻是闹得最鸡飞狗跳的，两人分别写了书，讲述双方各执一词的恩怨纠葛，但确定的是刘晓庆曾与陈国军合作电影《无情的情人》，刘晓庆当主演，陈国军当导演，那是陈国军从演员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在与陈国军的婚姻中，刘晓庆因与姜文在《芙蓉镇》的合作中结缘，姜文执导的首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刘晓庆动用人脉去拉的投资。按刘晓红的说法，最后「甚至连留给父母买菜的钱都拿去给姜文拍电影用了」。刘晓庆入狱后，已经分手的姜文四处奔走，聘请了北京四位刑辩律师为刘晓庆辩护，对刘晓庆税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年的案子很复杂，不是光靠律师就能发挥作用的。」虽然对税案的前因后果糊里糊涂，但也跟刘晓庆一起被刑事拘留的刘晓红告诉我，刘晓庆出狱之后，第一时间就把律师费全部还给了姜文，「在这件事情上，晓庆不欠姜文的」。之后刘晓庆又分别为她公开的几任男友和丈夫装点事业，跟亚丁制作电视节目《刘晓庆：打开引号》、跟伍卫国主演电视剧《逃之恋》、让前夫阿峰承担起很多商业合作的经纪人任务等等。

这种小家庭与大家庭不分边界，生活与事业杂糅一起的相处方式，很难长久维持。「我以前经常跟晓庆说，我们家的这种生活模式，外人是受不了的。」刘晓红告诉我，尤其是刘晓庆的历任伴侣，「他们肯定都觉得他们两个人才是一家人，希望能掌管晓庆的事务。但我们始终挡在他们中间，所以几乎她的每一任伴侣都对我很不满」。刘晓红说，刘晓庆为此一直站在妹妹这一边，「她总说，『不管他，我就要这样，他们必须得接受』」。但最终，两姐妹还是因为刘晓庆周围的「坏朋友」挑拨离间而反目。

去年综艺《一路繁花》里，刘晓庆跟倪萍倾诉，说家里被人搬空，门锁被换，描述了一种众叛亲离、孤苦无依的困境，以至于让其他女嘉宾纷纷落泪。在这个综艺片段爆火之后，刘晓红称自己受到了网暴，一些网友认为是刘晓红抛弃了刘晓庆，并且侵占了刘晓庆的财产。刘晓红和靖军委托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发表了声明，澄清那些不实的诬陷，对造谣者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周兆成告诉我：「晓庆以前一直跟晓红说，『我们全家人住在一起，不分彼此』。在税案之前，晓红跟靖军在她公司十几年，既不拿工资，也没有股份，更没有医疗保险。税案之后晓庆说不做公司了，靖军才接手自己单干。而晓红一直陪着晓庆，照料晓庆的日常起居和管理家庭事务，不参与晓庆的经济往来。」

周兆成告诉我，在矛盾激化之前，因为钱的问题，姐妹俩的相处是不愉快的。「晓红当管家，需要垫钱搞维修，给工人支付工资，积攒了一两万元拿去找晓庆报销，晓庆的脸色就很难看，说『我刚出差回来，就找我要钱』。」周兆成说，刘晓红的儿子靖然也对他当时的工作内容不满意，不仅如此，他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本来是月初发工资，但经常到了月中还没有动静。晓红跟我说，靖然交女朋友了，需要花钱，但他很老实，不敢发火，只能自己心里憋着气」。另一方面，拖欠工资的刘晓庆或许觉得自己更委屈，「她觉得这个家是她一个人在养的，刘晓红一家都是吃她的，喝她的，还找她要钱」。周兆成说，刘晓红告诉他，这些年来，她和丈夫一直在为刘晓庆工作，刘晓庆养活妹妹全家这种说法很荒谬。

2019 年，刘晓红跟一个「朋友」在微信里情绪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之后她发现刘晓庆开始不愿意搭理她了，「总是带着朋友一早就出去，到了深夜才回来」。刘晓红告诉我，她猜测是这个「朋友」传了闲话，刘晓庆在对她实施冷暴力，于是她和靖军父子选择了离开。「但是后来我想，我们的离开对晓庆打击很大。」刘晓红告诉我，她看《一路繁花》，刘晓庆在里面讲，曾经自己的家是很美满的，但突然之间「整个内脏全被掏空，变成了一个空壳」。「我认为她说的是心里话。」刘晓红说。

无论刘晓庆财务状况究竟如何，但年过七旬的她只剩孤身一人，同时还要面对古柯爆料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外界很难想象她的处境，她也拒绝让外界看到她的艰难。刘晓红在负气出走之后，曾想过跟刘晓庆和好，「有人说我想『吃绝户』，说我惦记她的遗产，真是可笑，如果我惦记，当年就不会走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自己做得不好，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对她关心不够，也没有那么理解她」。刘晓红说，很多朋友都帮她把和解的善意传递给了刘晓庆，但刘晓庆始终不接受，宁愿选择过年时飞到国外去，躲开这个阖家欢乐的敏感时刻。虽然刘晓庆面对威胁时说「全身 360 块骨头，没有一块是软的」，但她并不愿真的开口谈这些风波。对此一位刘晓庆身边的朋友告诉我：「现在貌似是网上有很多人支持姐，说她是精神状态领先的独立女性，但姐知道，这不是全部。」这位朋友说道，刘晓庆更在乎那些不在网上发声的老艺术家们的看法，「想必他们不会像年轻人那么想。所以姐不愿意表态，说什么都不如不说」。

连续 10 天跟刘晓庆每天相处 10 多个小时的剧组成员也难以近距离接触到真实的她。她每次出现在片场都是走戏、演戏，除此之外没多余废话，演完之后就由工作人员撑着伞，帮忙托着落地的袍子一路走回房车休息。那是一个不大的空间，一个小小的卡座，狭窄的厕所和车尾部的一张通铺，两个人同时站在车里时都很难错开身。在每一场戏间隔的一两个小时内，她都在这个空间里待着，从不出去。只在拍摄的最后一天下午，她在片场多逗留了一些时间，把一款微商护肤品作为礼物送给准备杀青的演员们。她主动邀请了几个演她子女的演员合影，说是拍一张「全家福」。而当在一旁捋了半天头发，十分渴望拍出美照的替身演员想去跟刘晓庆拍张合影时，刘晓庆拒绝了。她用一贯看不出脾气的语调说，「我从来不跟人单独合影」。

在剧组赶着进度抢拍了两天之后，《天降福星》终于迎来了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刘晓庆早早就告诉王振宇，在这部剧里一直保持着一种超然的状态，最后终于可以表露真情，她对此非常地期待。最后一场戏是诀别，刘晓庆辅佐三位子女完成了治国大业，她的任务结束，开始进入回归现代社会的倒计时。在剧情里，刘晓庆在与这些陌生孩子长期相处之后，产生了作为母亲的真感情，正当她欣慰地看着孩子们笑时，她突然摔倒在几个孩子的怀里，眼前一片模糊。这是一场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戏，剧情要求，作为太子的小演员要哭着喊，「祖母不要走，要陪着我一起长大」。这个场景显然激发了刘晓庆的情感，在走戏时，监视器捕捉到了她眼眶湿润的一幕。

而旅行（travel）与旅游（tour）的区别在于，旅行这个概念的前提是远离人们所熟悉的“地方”，它蕴含着某种冒险意味，试图逃离惯常的平庸生活，通过一番冒险的旅程（journey），在与陌异事物的遭遇中使个人的身心得到提升，从而获得某种教育的事后（après-coup）意义。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贵族青年就经常会进行的一种欧洲传统的外出游学，叫做壮游（le Grand Tour）。蒙田就曾在1580年9月从法国博蒙出发，途经瑞士和德国，进行了为期十七个月又八天的意大利之旅，并写下了一本《意大利游记》。因此，旅行涉及到一个陌生的外部和一个熟悉的oikos（家园、家政、家宅），而oikos一词正是economy（经济学）一词的古希腊来源。其意义在于：在旅行、游历（peregrination）之后，回返家园，一切已大不相同。也就是说，旅行作为一种冒险，总伴随着失去家园的焦虑，其目的在于与事件相遇。通过事件，这时对家园的回返以失去家园为前提，被重新激活为一种重复的差异。就像乔治·阿比勒（Georges Van Den Abbeele）在《旅行作为隐喻》（Travel as Metaphor，1991）[1]一书中所指出的，这时，旅行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成为一种隐喻，一种哲学的隐喻。在这种隐喻之下，生命，从母体中诞生，直至遭遇绝对他者——死亡，也就会被视为是一段没有回返的旅程。

但旅游（tour）很显然就不再有这样一个冒险的外部，无论是出发地还是目的地都是在同一种熟悉的内部中，它封闭在了一种熟悉的oikos也就是economy的回路中，如今的宅文化、御宅族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诞生的。那么在没有外部之后，如何在旅游经济学的封闭回路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意义感？利奥塔的思考是：在外部消失之后，坚持认为在我们惯常的oikos内部依然存在某种不可磨灭的他异性（altérité），有一位永久居住在我们oikos中的熟悉的陌生人，一位永久客居在我们家宅中的他者，他会称之为非人，也会称之为“幼年”。这是利奥塔对作为拟像的旅游经济学的哲学思考。很显然，利奥塔的思考是一种事件哲学、他者哲学的视角。与此同时，我也对东浩纪的《观光客的哲学》[2]进行阅读，我好奇的是东浩纪会如何将旅游、观光、tour的问题与哲学关联在一起。在这本书中，东浩纪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他者”，不同之处在于东浩纪将“观光客”（tourist）本身作为一种“他者”来进行考察。

4 月 29 日晚上，视频博主李大海坐到电脑前，打开中国知网，开始搜索医学论文，他想要寻找新的素材。从建号开始，他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对国内外社会新闻的见解。这天，他原本想和网友们讨论北京协和医学院「4+4」项目毕业生董某莹的博士论文备受质疑一事，但他发现，中国知网已无法查询董某莹的论文。

「我一琢磨，她的论文搜不到了，就想着搜一下试试，看看有没有其他学术不端的医学论文。」李大海对本刊记者说。非医学背景的他决定搜索一些能够一眼甄别，明显违反常识的论文，例如男性得妇科病或女性得男性特有疾病。进入中国知网后，李大海在篇名框搜索女性特有疾病，全文框输入「男性患者」，随后沿着学术期刊一栏中弹出的论文结果逐个分析，一篇将女性患者作为前列腺炎观察对象的论文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之后，李大海又陆陆续续发现了 20 多篇类似犯有常识性错误的论文，并将搜索过程发布在视频平台上。这些论文发布在 2015 年至 2022 年间，都是将男性患者作为羊水栓塞、妊娠糖尿病等女性特有疾病的对照观察对象，作者大多来自二线以下城市和县镇的医疗机构。李大海最初发布的十几条视频的流量并不大，点赞量从几十到几百不等，直到 5 月 4 日曝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一篇论文的视频发布，点赞量很快达到了 4.5 万。

这篇论文题为《针对性护理干预在子宫肌瘤围手术期的情绪和生活质量临床应用效果》，2017 年 6 月刊载在《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上，作者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护士霍某某。文中声称研究选取本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接受手术治疗的子宫肌瘤患者 80 例，其中对照观察组共有 55 例男性患者。次日上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发布情况说明，确认网传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该院依规依纪给予护士霍某某记过处分、降级处理，取消其五年内各类晋级晋升等资格。

《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于 2014 年创刊，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主办的国家级连续型电子期刊。5 月 13 日，本刊记者致电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总编室，询问是否对下属期刊刊发问题论文事件展开调查，工作人员称相关内容已经上报给主管单位，其他不清楚，表示有一小组专门负责此事，建议致电对方询问具体情况。随后记者数次拨打总编室提供的号码，但均未接通。

李大海也没有想到曝光问题论文会引起外界如此大的关注度。在这个视频火之前，曾有两个早前被曝光论文作假的作者私下联系李大海，希望他能撤下视频，说自己后续会联系杂志社撤稿。一个作者还拿出了「更正通知」，称是杂志社编辑将稿件内容「搞错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问题得到广泛关注后，又有五六个作者以及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联系李大海，称已经对稿件做出处理，希望可以下架视频。「我觉得这太离谱了。」李大海说，「怎么能离谱到这种程度，我不懂这些东西，也知道男女的不同。」

「这种论文明显只是改了一下疾病的名字。」李成东对本刊记者分析称。李成东是山东省某县级二甲医院普外科的一名主治医师。他说医护人员职称评定需要论文、专利、著作权署名等材料的加分，这些材料的生产早就形成了规模产业链，「好多年了，在基层医疗圈里算是公开的秘密」。

李成东向本刊展示了他最近在朋友圈看到的一则语焉不详的消息：「《×× 技术与临床研究》缺两。」李成东解释，一本书可以有一个主编、五个副主编，「缺两」的意思是还有两个名额，交钱就可以署名。根据出版社的不同，具体价格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著作权可以现找人署名，专利也可买卖。李成东曾花 3000 元买过一个实用新型专利，「这些都是为了晋升加分用的，在别人原有的发明上加加减减，例如在输液器上加个阀，就能申请专利」。

但整条产业链上更为人熟知的交易当属期刊论文代写代发。从事「写手」工作快七年的刘俞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有中介和期刊达成了合作，甚至有些有渠道的中介在稿件排期很满时还能插队。平常中介会在群里发单。「很多情况下也会去抄，有时甚至会利用 AI 写稿，而一些技术手段可以帮助通过查重。」据刘俞所知，「文科类写手一年平均能赚 10 万多元，理科类写手一年大约 20 万到 30 万元」。

清华大学教授沈阳曾在 2010 年初公布了他和团队在三年内进行的一项专题研究结果，那时他还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他和团队发现，不少高校师生为了毕业和评审职称而与论文发生关系。根据他们的研究，2007 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的规模约为 1.8 亿元；到 2009 年，规模膨胀多倍。但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来看，2013 年至 2025 年，仅有 80 篇与论文造假相关的裁判文书。山西聚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超告诉本刊记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例如刑法有「谦抑性原则」，如果事件没有达到相应违法程度，或者无人报案，法律就很难发挥监管作用。

5 月 8 日，本刊记者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期刊发表咨询」，弹出了数十条信息，其中一个账号写到「提供核心期刊一站式服务」「主编 1v1 审稿」。本刊记者添加了一名自称是「编辑助理」的论文代理，对方称，「一站式服务」涵盖文章拟题、撰写、修改、润色、排版、录用、版面费等到见刊出版的整个环节。该代理反复保证，论文由专科高等院校教师代笔，内容原创绝不会使用 AI，也不存在「被查问题」。

后续沟通中，该代理又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不同期刊的报价：普通期刊大约 7000 元到 9000 元，想要发表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也可实现，价格 2.5 万元起。对方称，这仅是代发的价格，代写要额外加 500 元到 1200 元不等。「目前学术行情是文章不值钱，版位才有价值」。为了打消本刊记者的疑虑，他还发来一份合作协议，说是作为购买者的「基础保障」。这份名为「文章代理发表服务协议」的样本，对费用支付、论文原创及保密、违约责任、论文著作与合同约定做出规定，强调「由于乙方（代理方）的原因造成文章没有发表成功，乙方全额退还甲方（委托方）支付的费用再赔偿甲方总费用的 40%」。

不过，山西聚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超告诉本刊，即便这个代理所述的交易确实存在，对方发来的看似文本完整、具备合同的基本要素的协议，在法律上也并不生效。「根据相关部门规定，明确将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一种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处理。」罗超解释称，从《民法典》的规定来讲，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所以代写代发论文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合同也会被认定为无效。

在这条灰色产业链触及的领域中，医学期刊论文堪称「重灾区」。早在 2021 年，国家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学术期刊《医学信息》杂志就发布了一篇名为《中介机构代写代发医药卫生类期刊论文的盈利状况及其危害》的文章。其中谈到，代写代发论文现象在倒逼正规期刊编辑增强识别能力。该论文作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医药卫生类期刊的编辑撰文研究甄别和防范论文代写代发的文章最多。

今年年初，国际科技期刊《自然》(Nature) 发布了一项撤稿研究，分析过去 10 年全球机构学术文章的撤稿率。2014 年至 2024 年，全球撤稿率的排名中，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总撤稿率超过 5% 位居全球榜首。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共有七家来自中国，另外六家分别是：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齐齐哈尔医学院。 研究中援引了英国学术诚信和分析公司 Dimensions Author Check 的数据，指出 2014 年至 2024 年，撤稿率超过 1% 的 136 家机构中，约 70% 来自中国，其中约 60% 是医院或医学院。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这家医院从 2021 年 9 月 7 日到 2022 年 1 月 21 日陆续发布 10 份通报，涉及 107 篇论文和 107 起学术不端事件。《自然》称，问题在于医院里许多年轻医生从论文工厂中购买到假稿件，论文工厂会根据订单大量生产欺诈性科学报告。知名学术诚信打假人伊丽莎白・比克 (Elisabeth Bik) 指出，这些医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因为他们被要求发表论文才能找到工作或获得晋升。

贵阳某三甲医院的急诊护士大龙告诉本刊，他所在医院的护理类各级别职称名称分别为：护士、护师、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主任护师。也就是说，想从护士一路晋升上去，需要「爬坡」四次才能登顶，而论文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登山杖」。大龙刚刚起步当上「护师」，正朝着半山腰进发。大龙说，在他们医院，从护士晋升到主管护师，压力相对小些，通过职称考试即可，但想往副高及以上走，必须要论文、奖项和新技术作为支撑材料。

但完成日常基本工作已经耗去了大量精力，分出余力兼顾科研，在大龙看来似乎不太现实。大龙的科室主要有打点滴、预检分诊、EICU（急诊重症监护室）以及对接 120 救护车四个岗位，每个岗位一个人，还有一个机动辅助，工作人员轮班上岗，每天八小时，白晚夜三班倒，上班前要提前半小时接班清点，下班后加班半小时完善当日工作。

「我们要做的包括院外急救平稳患者生命体征，送患者入院，评估患者状态，如需要立即手术的则立即安排急诊手术。创伤患者需要清创、心梗患者需要介入、脑梗患者需要溶栓，还有一些病情没那么严重的，在急诊明确诊断后先缓解疼痛再看是住院还是等第二天看专科门诊。」大龙说，整个工作节奏就是吃饭都要大口吞，走路要大跨步，喝水要大瓶闷，也无法保障双休。急诊工作之外，大龙所在的护理岗位还有定期学习任务。科内学习一周一次，科会一月一次，院内学习一月一次，季度学习三月一次，操作、理论考试一月一次。「真的很难有时间再兼顾论文，参加比赛还得获奖，再去研究其他新技术」。

在苗玉就职的上海市某三甲医院，从护士晋升开始，论文就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像我们医院规定晋升职称必须要有论文，正规期刊打底，核心最高，有论文才有资格申请聘任。而且聘上院里的主管护师三年后还要复核，并不是一篇论文用到底。有的医院甚至是每年复核，对论文的要求更高」。苗玉从事护理行业已有 16 年的时间，目前是主管护师，12 小时工作制。苗玉想要写科研论文就需要挤占休息时间，利用下班时间收集数据，和医生配合好，向病人解释好，聘上了又要马上为下一轮复核做准备，「确实太累了，又不可能只写论文，第一次已经聘上去了，再掉下去好难看的」。

论文不只压在护士肩头，也是医生晋升的必要条件。「每个医院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医院职称考量侧重于临床接诊量、手术量、门诊量这些硬性临床指标，辅以考量科研成果。有的医院则相反。」北京某三甲医院妇科住院医师梁润田对本刊记者解释道，一般大医院的医生发论文不难，因为病例丰富，科研课题多，医生的平均学历也高。论文问题可能更多困扰地方以及基层医院的医生。《自然》发布的撤稿研究中也写道：「总体情况是，中国的小型医院和医科大学主导了机构（论文）撤回率排行榜」。本刊采访的数位医护人员，多为来自二三线城市的医疗机构或者县域医院的基层工作人员。

就职于县级二甲医院的医生李成东说，科研论文一直是妨碍他继续晋升的难题。李成东每周需要做 15 台以上的手术，出两天门诊。门诊期间也要兼顾管床病人，并在下门诊后完成病程病历，每天工作都在 10 小时以上。李成东说，工作强度只是一个方面。一个需要被看到的现实是，大多数基层医院医生无论学历还是能力都不太适合做科研，而且许多基层医院也没有科研条件，根本无法得出科研数据，这种要求只能纸上谈兵，或者直接去买，「有的医生手术做得好，业务能力也强，但没有科研就是没有机会晋升」。

即便在评价体系里「卷」得心累，本刊采访的医护们也纷纷表示，很难「躺平」⸺职称与收入待遇直接挂钩。梁润田解释道，职称的重要性在于，医生的级别越高，就越是诊疗中的核心，不可替代性越强，在医院和社会的地位自然高；另外，职称上去了，来看病的病患就越多，门诊量增多，工资也就更高。此外，职称也是医务人员的一层「托底」。李成东坦言，自己 2009 年大专毕业，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了两年后，才到县医院做院前抢救，后来考到现在的普外科。「一旦出现优化清退情况，辞退的都是低学历低职称人员，我的第一学历较低，只要还有资格去竞聘，肯定要去竞聘」。

「正常的科研和临床的良性循环，应该是临床遇见问题，基础科研溯源找到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再反馈临床提升能力的过程。」广州某三甲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王阳对本刊记者说，国内医院尤其是各个大学的附属医院，不能只单纯看病，同时还要承担着探索医学发展、实现医学创新的责任，要求科研水平这本无可非议。只是评价体系较为单一，仅围绕论文，为了论文而论文，将路越走越偏。

但是纳西姆这部研究专著的研究缘起和研究视角更为独特。作者在“序言”中说作为一名科学史学家，他主要研究的是绘画和摄影在天文学中起到的作用。从天文学家在操作望远镜时所使用的专用观测椅的各类示意图、宣传刊物中对这些图像的运用中，注意到了“天文学家的椅子”这个在历史上的图像资料中反复出现却未被前人深入研究的主题。他找到了十四世纪天文学家坐在各种各样仪器旁边的图像，然后发现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数百张图像资料中，这类经过特别设计的椅子显著增多，而且发现图像的激增与天文学家自身对这种椅子的使用、设计和制造的日益关注是一致的。

这是典型的从图像史料中发现值得研究的专题史的路径，切入研究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很快就明确下来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些图像和设计到底说明了什么。考虑到天文学家如此热衷于布置观测椅并在上面摆出姿势，我想知道他们究竟试图向观者传递何种信息，19世纪的观者是如何解读这些行为的，天文学家自己是如何理解观测椅的功能和设计的，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是天文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文化地位。我发现的这些内容既令人惊讶又引人深思。通过把这些图像嵌入厚重的文化背景.《天文学家的椅子》一书将观测椅视为一种传统主题，认为其指向远非我们看一眼就能明白的那种事物。我还会用跨学科的方法，讨论一些学界已经关注的经典话题，如性别、历史主义、劳动、种族，并将其与‘长19世纪’（long nineteenth certury）的文化史联系起来。”（序言，I）能够从看图中发现这些问题和拓展出如此重要的研究视角，这与作者作为现代西欧、美国和英国科学技术的视觉、文化和物质历史方面的专家，其研究领域是设计、艺术、科学、技术和哲学以及尤其关注十九至二十世纪早期观察科学中的科学实践和劳动紧密相关。

就这样，从那些图像中的天文学家的椅子中，作者发现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和一段有趣的历史。天文学家的椅子究竟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很自然会让读者想起生活中的椅子。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椅子当然是最熟悉也最离不开的物件——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椅子，站久了就想坐下来，上公交车之后很多人首先就奔向空的椅子。许多餐厅、饭馆会为带小孩的客人准备一张BB椅，机场会为行动不便者提供使用的轮椅。某些特殊类别的椅子人们也大都坐过，比如理发的椅子、牙科诊室的椅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中，漏夜排队的队列中经常出现一张张小凳子，每张凳子可以代表一个排队的人。也有一些想象中的特殊椅子，比如小时候听讲革命先烈故事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老虎凳、电椅，想起就令人害怕。读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句英语就知道在“椅子”（chair）坐着一个“男人”（man）是什么意思。后来读上梁山故事的时候，知道英雄们都争着坐第一把交椅。再后来发现飞机商务舱与经济舱的椅子、主席台上面和下面的椅子都大不一样，知道有些饭桌上的椅子不能随便坐过去。有过一些经历的读者就更会知道，有时候一张椅子就是一支晴雨表或风向仪，就因为上面坐的是谁；有些时候在会场中的一张空椅子或在海边的一张空椅子也能铭刻在历史之中。就像作者讲的，有些椅子蕴含的意义都远超我们的想象。比如有一把私人收藏的制作于十九世纪早期的椅子，它的神奇魅力来自据说制作它的木材取自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 ）里那棵传说中的果实砸过牛顿的苹果树。可惜的是，在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天文台的观测室，更没有坐过天文观测椅——不过，今天的天文学家也早已不坐在十九世纪的那些高度复杂和精巧的观测椅上面了，他们现在坐的椅子很可能与我此刻在电脑前坐的椅子没有什么区别。

马上回到《天文学家的椅子》。这部著作告诉我们：“在19世纪许多关于天文学家的图像中，占据显眼位置的除了庞大的望远镜，往往还有各类专门设计的椅子。透过目镜注视星空的天文学家在可调节的观测椅上或坐或躺，表现出一种机械化的舒适感。借助眼前的望远镜和身后的椅子，观测者的身体与宇宙运行联系在了一起。众多图画、印刷品和照片显示，比起前人，19世纪的西方天文学家似乎尤其热衷于设计、制造并展示他们的观测椅。他们试图借此传递什么信息？同时代的观者又如何解读这些行为？科学史学家奥马尔·纳西姆发现，这些有专门用途的椅子是机械设计时代的产物，是支撑天文观测的重要技术，椅子及其图像还是建构他者和自我形象的力量。在那个天文学服务于航海、贸易、帝国扩张的时代，资产阶级喜爱的舒适椅子和坐在观测椅上的天文学家被嵌入了更宏大的时空网络，西方人在对东方和他者的想象中参与着建构西方自我的历史进程。在纳西姆的笔下，世界的联系和不平等铭刻在像座椅这样看似平凡的物件及其图像中，它们构成了一张指示性网络，从科学到艺术，从男子气概到启蒙运动，从殖民扩张到历史主义，从帝国文化到全球关系，多视角增进了我们对于19世纪的理解。”（该书简介，见勒口）

这是对该书内容比较精准的概括。由此可以说，天文学家的椅子不仅是科学史中的椅子，同时也是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家庭史中的椅子，实质上也是政治史、经济史上的椅子——最后应该说就是一部从椅子看出去的人类文化史。正如作者所说的，“《天文学家的椅子》首先是一部文化通史，它与天文学等科学中椅子的表现形式有关，尤其关注视觉（有时也包括文本）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关于视觉文化的研究。19世纪的人在面对新设计的机械椅时，有意描绘并阅读了与历史有关的资料。本书推动了关于这些史料的解释。我试着剖析在德国和法国，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传播得相当广的图像是如何应运而生的。我的任务是根据一组与现代性和帝国相关的文化符号来解释这一现代景观。”（序言，Ⅲ）“文化通史”听起来好像有点虚泛，在本书的论述中却非常具体和扎实。纳西姆从天文学家的观测椅的独特设计、技术细节和使用者的别致姿态中，翔实地阐释了观测椅是一种为天文科学观测而服务的具有特殊构造与功能的用具，从而揭示了这些被专门设计和制造出来的特殊椅子是如何与天文观测的认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与观测者的身体舒适度、姿势有关，又与知觉联系在一起。但这还仅仅是属于天文观测史研究中的一项议题，而作者的研究视角和主旨显然还更开阔和更深刻：将天文学家的椅子置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视角和特定历史以及帝国政治的框架中继续考察，天文学家对观测椅的使用方式、在上面摆出各种姿势、在各种图像中营造出来的情景氛围等等，都展示出当时人们对于特定的科学研究的理想状态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表达了在天文学家与中产阶级观众之间形成的文化共识。

因此，作者的学术目标是很明确的：“我将天文观测椅置于这种混合视角进行考察，能为更加成熟的19世纪科学、设计、文化和帝国的历史叙事与文献记录贡献一些新的内容。……我的跨学科和综合性尝试旨在为未来的科学史和设计史研究开辟并激发出新的领域和方向。……我希望能够通过椅子及其图像这种看似平凡的视角，来增进我们对于19世纪的理解。我将展示这些实物和图像是如何作为一种指示性网络（ indexical nets），帮助我们找到从康德到病人之椅，从科学探险到牙医的椅子，从历史主义到温莎的椅子，从殖民主义到扶手椅上的科学，从精能到启蒙运动，从资产阶级的餐厅到盘腿的东方人等一系列观点、范畴和臆断。这部著作揭示、列举并追踪了大量关键线索，正是这些线索将天文观测椅的意义编织成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象征。”（同上，Ⅳ-V）所谓的混合视角当时是来自跨学科的视域，这很重要但不难理解。比较困难的是如何把实物和图像看作一种“指示性网络”，实际上就像是面对一张用特殊药水书写的联络图，需要找到恰当配方的药水使之显影，从中发现和找到接着列举的这些研究对象。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计划，纳西姆自己说，“我将投身于一种学术史上的首次尝试，即专注于阐明椅子在19世纪天文学和设计学中的诸多表征的文化意义。”（8页）

图1-3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的图像中经常看到的天文学家坐在观测椅上工作的情景。这些观测椅作为天文观测的专业设备，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真正出现，是由天文学家、家具商和木匠一起进行创新设计的产物，并且把它们纳入新式望远镜和天文台的建造方案之中。天文观测椅的出现与同时代的其他技术进步与发明紧密相关，而且很快被视作展现这种进步与发明的有吸引力的标本。因此，当导游带领观众参观天文台的时候，肯定会介绍那些观测椅子；在大众书刊上关于著名天文台的介绍文章中也会被详细介绍，甚至在明信片和名片上也可以发现坐在观测椅上的天文学家形象。因此作者说“我们需要敏锐地把握这些图像的多样性及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开始书写涉及科学图像、科学劳动的本质，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天文学家的人格等内容的图像史（iconographic history）。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图像在历史上的轨迹不断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欧洲研究主题。”（7页）

这里谈到的“图像史”（iconographic history）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放在本书的研究语境中，更准确来讲应该说是“天文图像学”（Astronomical iconography）。这当然是我很感兴趣的议题。纳西姆在书中谈到的两位研究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学者对于表现坐在观测椅上的天文学家的肖像画的不同观点颇有意思。视觉文化史学家卢德米拉·约尔丹（Ludmilla Jordanova）认为这类“肖像画是在复杂过程中被冻结的那些瞬间；因此，它们揭示的是社会性的协商，而不是个体性的特征”。但是纳西姆认为：“对待今天的肖像画，历史学家和观者确实应当采取这种视角。但是，她关于‘个体性的特征’的说法并不适用于过往的时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时那些科学家的图像确实有意向19世纪的观者展示些什么，特别是这些科学家的性格和他们的职业。”（16页）其实即便在今天，也不能说对肖像画只能采取“社会性的协商”而不是“个体性特征”的视角，纳西姆只是在他的研究对象语境中提出这种看法。接着他引述了艺术史学家玛丽·考林（Mary Cowling）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时期的观者基于一些普遍的预设，特别倾向于将那些视觉类的表现形式看作‘个性’和‘类型’的符号。考林写道：‘发现这些预设到底是什么，可能有助于我们用时人的眼光来接近这些人物，并让我们再一次阅读和理解它们。’”（16-17页）这两种不同观点所涉及的是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肖像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问题，严格来说这的确是十九世纪科学殿堂正式建立起来之时产生的视觉文化心理问题。就十九世纪艺术史的丰富情节和质感来说，“现代”与“现代性”是其中的关键词和剧情主线，意味着对变化、独创、进取的高歌（参阅曲培醇[Petra ten-Doesschate Chu]《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丁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导论）因此，应该说在肖像画中的社会性与个体性都有可能同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雇主与观众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倾向而已。

无论是实物还是图像，纳西姆都不是专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更关注两者共同建构起来的那种具有明确的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表征之场”（representational field），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全书的关键词。他说，“我致力于描绘由图像和实物所共享的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表征之场。毕竟，天文观测椅不论作为一幅图像还是天文台里的一种实物，它们被感知的方式都会与特定时间里特定阶层的人们主导的惯习所塑造的一系列意义产生共鸣。换句话说，观者和使用者共享一个场景，场景本身是由一组共同的历史、资源和关系实现的。我会表明，这些带有条件和价值负载的感知与叙事同样宣告了天文观测椅的功能和设计。这部文化史将会研究潜藏在当时的表征之场的效应——一种暗中达成共识的视觉制度。”（20页）在我看来，“表征之场”可以作为在历史图像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概念，所揭示的也不仅仅是视觉制度，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建构于物质与图像纽带基础上的文化权力。结果就是出现作者所反复论述和强调的文化景观：从天文学家的观测椅上产生的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等不仅与自我、家庭、阶级、性别和国家等多种表征意义紧密相关，而且这种关系与影响还可以跨越国境、族群，与“他者”相遇、相斥，最后成为自我认识和调整的文化战略中的一部分。“在本书的结尾，读者会发现天文观测椅将被用来讨论后殖民主义、性别和科学是如何相互交叉的，从而进入一些角度更广泛且更新颖的讨论。”（27页）

最后第六章，从天文学家的观测椅转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关于这两种椅子之间的联系，纳西姆解释说，“我在为弗洛伊德的治疗椅的图像、功能和设计提供情境化的解释时，是以本书中已概述的元素或宇宙论为基础的，这种宇宙论会将历史主义、东方主义、家具和能量联系起来。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就源于这种宇宙论，并以改良的形式呈现，它是一个东方化的观测椅。它没有将丰富洋溢的精能向外导向天空（及其时间深度），而是将被压抑的能量——弗洛伊德的患者与19世纪末的特征——导向人的精神（及其时间深度）。”（47页）所谓以“宇宙论”为基础，也有点虚泛了，但是在第六章开头的具体论述中首先指向十九世纪末欧洲人的精神状况，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在他看来，两种椅子在“表征之场”的意义上是相通的，只不过发生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弗洛伊德的观测椅——精神分析椅——是一种东方化的仪器，它可以促进对内心的观察而不是对外部的搜寻，他通过这种观测椅进入的，是人类灵魂的历史，而不是恒星的过往。”（310页）这的确是可以让人把脑洞打得更开一些，尤其对于从未坐过天文观测椅的文科生来说，或许还能够在自己的椅子上发现投射向不同方向的新的“表征之场”。

最后，作者把全球史作为一个更宏大的研究背景与天文学家的椅子联系起来，很符合全球史研究的潮流。“融入天文观测椅之中的，正是无声又鲜有人知的相遇，它揭示了一个涵盖广阔但东西方彼此共享的全球史。与那些更成熟的全球流通物品（如茶叶、棉花、火药、橡胶、香料、烟草等）研究类似，本书已经证明，被舒适地放置在帝国权力、精密计算和利润交织的核心地带的相对静止的椅子，并非单纯受控于复杂的电路和传导装置的物品，它可以在其持久稳固的内在属性中，具体表现大量的文化迁移、转译、能量和强制要求等内容。尽管天文观测椅是被驯化的产物，但它并不一定来自别处，也并不经常离开。然而，这些实物中充满各种联系和不平等。这些实物之所以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意义，正是因为它们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被孕育、被表达和被使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表征之场’，一套由权力和历史经纬交织构成的宇宙论。”（323页）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没有比这更能概括这部研究对象极为微观—— 一把椅子——的专著所具有的极为开阔和深远的文化史意义。重要的是，要在其他同样微观的研究对象中也发现那些“无声又鲜有人知的相遇”，并且进而揭示其“表征之场”，这些才是真正具有开创性价值的研究。

读博期间，小游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在无人倾诉的情况下，找了心理咨询师，才熬过了一段艰难时期。后来小游进入待业阶段，无法再承担心理咨询师的费用，再遇到情绪问题，她选择对 AI 聊天机器人倾诉。小游尝试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 AI 聊天机器人，包括 ChatGPT 等通用 AI 和一些主打「情感陪伴」的软件。

有一次，她和最好的朋友发生激烈冲突，被对方指责。她极度焦虑，向一款「情感陪伴」软件倾诉烦恼。AI 不光理解她、肯定她，并且询问她：「一般都是默默忍着吗？」最后安慰她：「你在自我反思时都这么小心谨慎，让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为他人着想的人。」小游如释重负，不再自我怀疑。

麻酱则是在生病后开始和 ChatGPT 聊心事的。2023 年，35 岁生日那天，麻酱被确诊子宫内膜癌，觉得「人生已经完蛋了」。但她生性要强，不想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也不愿向朋友袒露软弱，而是选择向 ChatGPT 倾诉情绪。

回到家乡前，麻酱曾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压力很大。2016 年，她因为失恋，去医院精神科就诊过。到了 2018 年，因为常被情绪问题困扰，她开始做长期、系统的心理咨询。麻酱说，她至今很感激那位心理咨询师，帮她梳理了过往人生，跟母亲达成和解。此后，当她在生活中再遇到一些重大难题时，都会跟心理咨询师聊聊，来稳住阵脚。

但回到家乡后，她的收入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一，不再能轻松负担每次动辄「大几百」的心理咨询费用。使用 ChatGPT 后，她发现 ChatGPT 虽然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也会安慰麻酱「慢慢来」，有时还能展现出回应视角，将她从情绪的低谷拉回现实。比如，当她沉溺于接连受挫的情绪中时，ChatGPT 会告诉她，很多人都有类似感受：让麻酱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独。

对麻酱来说，现实中这样的回应太少了。麻酱患癌症后，有朋友告诉她，「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静一静」，就没了联络。也有朋友在麻酱的恢复期打来电话求助，诉苦说自己年薪降了 8 万元。当时的麻酱第一反应是，「我现在年薪才 8 万块，而且我连子宫都没有了」。麻酱得出结论，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反而是 ChatGPT 让她感受到陪伴。

而当时间、金钱或心理门槛阻挡了人们走进咨询室的脚步时，AI 聊天机器人又成了替代性出口。2024 年 5 月，社交平台 Soul App 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 3956 名职场人士进行了调研，随后发布《2024 年 Z 世代职场心理健康报告》。报告显示，约有 22% 的受访者看过心理医生，还有近五成受访者向 AI 聊天机器人咨询或讨论过心理问题。其中，「00 后」、北上广深打工人对 AI 聊天机器人进行心理疏导的期待值更高。男性期望能通过 AI 聊天机器人获得一些心理咨询帮助，而女性则期望通过 AI 聊天机器人宣泄负面情绪、进行心理问题对话。

心理咨询是一件高度个性化的事，即使找一个「合拍」的真人心理咨询师也并不容易。小游出现情绪问题后，曾见过几个咨询师，有的轻率归因，有的敷衍了事，试到第三位，她才觉得「相对合拍」。而她的很多朋友，在一次糟糕的咨询体验后，再也不愿踏进心理咨询室。

晓东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大厂负责技术研发，这两年辞职做了一款「情感陪伴」AI 聊天机器人。晓东告诉我，这类产品通常都是借助已有的大语言模型完成开发，步骤并不复杂：第一步，选择一个合适的大语言模型；第二步，收集特定领域的数据集，比如互联网上公开的、专业心理咨询的案例材料，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到模型之中；第三步，设置提示词 (Prompt)，对输出格式进行规范。

采访中，我接触了好几个「情感陪伴类」AI 团队，他们通常在半年内就能完成产品的初步研发。但这些产品并未经过临床验证，也没有医疗资质，严格来说，不能被视为「心理咨询」服务。涉及真正的心理干预的软件，开发流程需要非常严谨复杂。为了确保 AI 回应的专业性和安全性，团队往往需要花大量时间打磨数据集。在产品正式落地前，还必须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与医疗审核。

目前已问世的 AI 机器人中，来自美国的一款产品 Therabot 是为数不多的「辅助治疗工具」，Therabot 专为心理干预而设计，聚焦于缓解临床水平的心理症状，且经过随机对照试验。2025 年 3 月，其研发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发表论文称，已进行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经过 Therabot 八周的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平均减轻了 51%，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的症状平均减轻了 31%。

有多年独立执业经历的心理咨询师崔庆龙也曾找 AI 做过咨询，最终被 AI 的「油腻」劝退。「它什么都认同你、肯定你，」他说，「但事实上，在人与人的对话中，如果对方过早地给予肯定，你的表达反而就停止了。我们真正渴望的是对方继续发问，这意味着对方不仅接收了我的信息，而且还愿意陪我深入下去。」

在崔庆龙看来，这种区别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本质：「真实的人是有偏见的，是带着自身价值观和信念与他人相处的，哪怕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咨询师。也正是这种偏见，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温度。如果一个人完全客观、没有任何缺陷，反而无法被感知为一个鲜活的存在，也无法让来访者产生真正的连接感。」

海因茨和团队也注意到，如果 AI 总是顺应用户的想法，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你说『我今天感到非常沮丧，只想整天待在家』，它就回应『是啊，待在家里很舒服』」。因此，在构建训练集时，他们特别注重引导 AI 进行适度挑战性的回应来引导用户，比如尝试将「暴露疗法」融入对话系统，帮助用户面对引发焦虑的情境，而非逃避。

谈及市面上 AI 心理产品的现状，海因茨表示，自己也观察到越来越多创业团队在做「情感陪伴类」工具。然而，许多聊天机器人并没有针对心理干预的目标调整回应，而且缺乏专业人员监督，可能会提供错误、不完整甚至有害的信息，「我们常将这种风险比作使用搜索引擎（如 Google）来获取医疗建议：虽然有优质信息，但也夹杂着大量错误信息，普通用户往往难以分辨。因此，我建议在使用 AI 工具时应格外谨慎」。

目前，麻酱并不指望 AI 能改善自己的心理状态，她把 AI 的陪伴看作一种新型关系的想象，虽然没有现实互动，却真实存在于日常体验中。麻酱说，她生病后，曾有一位朋友经常陪她聊天，但后来工作繁忙，渐渐不再回应她，让麻酱的情绪一度很低落。而 ChatGPT 则会永远在场。

明清时期的访察体制，堪称地方治理的双刃剑，表面上是朝廷监控地方、体察民情的利器，暗地里却成了贪腐横行的遮羞布。这套体制分为两大主线：一是官治，通过吏部、都察院层层考核官员，用“访单”（12页）给地方官打分；二是民治，由巡抚、巡按御史微服私访，号称要“博采群情、广求民瘼”（20页），但他们的“考语”往往真假参半。更讽刺的是，地方官的好评，竟掌握在“窝访”“访行”之手，这些无赖奸民一边收钱“删帖”，一边捏造罪名，把访察体制玩弄于掌股之上（40页）。作者指出，“贤者举之，庸劣者刺之”的理想（18页），最终沦为“进士优先，举人靠边”的出身歧视（27页）。说到底，访察体制的崩塌，暴露了明清官僚系统的致命伤，制度再精巧，也敌不过人性的贪婪。正如作者指出：治法还需治人（43页），但现实却是“有治人，无治法”（15页）。当权力成了生意，访察成了敛财工具，最好的政策也只能沦为纸上谈兵。不过，作者也留了一丝希望，像祁彪佳、张慎言、秦世祯、李森先这样的“铁面巡按”，曾用雷霆手段整顿吏治，证明只要用人得当，制度仍有回春之力（44页）。

若说官方试图用访察体制垄断真相的话，那么民间谣言则是对真相不明的反击。第二章生动地展现了谣言如何成为民间舆论的暗流。作者从浩繁史料中钩沉出“选秀女”谣传这一经典案例，每逢朝廷点选宫女的风声乍起，民间便上演“鸳鸯错配”的荒诞剧，从元代“采童男女”（51页）到清代“满汉联姻”（58页），百姓闻风丧胆，仓促成婚，甚至寡妇连夜改嫁，锡工睡眼惺忪被拖去拜堂（53页），滑稽中透出辛酸。这些谣传如同病毒般蔓延，不仅因官方言路及信息传播不畅（71页），更因市井“喜讹尚怪”的文化土壤（73页），三姑六婆传闲话、老鹅头造声势（77页）……简直是官宦与愚民百姓上下其手（88页），制造古代版的“热搜”。谣言不仅是愚民的狂欢，更是权力博弈的“软刀子”，东林党争中的政治诽谤（67页）、白莲教借流言煽动叛乱（64页），甚至世家子弟因“倭寇谣言”卷入大狱（63页），皆暴露出谣言的双刃性，既挑战官方权威，又沦为权力倾轧的工具。书中以鲜活案例与多维分析，揭示谣言不仅是民间恐慌的放大器，更是底层表达焦虑、对抗不确定性的另类话语权。因此，只有朝廷与地方、官与民甚至上与下之间的信息渠道通畅，方可讹言、谣传不兴（85页）。

不仅明清访察体制、信息畅通操弄于形形色色的无赖手里，诉讼世界更是把明清这种“横逆”社会（128页）的特征揭露无遗。尽管儒家知识人追求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现实状况却是一个“好讼”的世界。作者不仅列出诸如袁钧所言“今有父在，而兄弟交争，至于经官者”的基层实录（108页），更将丁日昌“江北好讼图”（93页）与潘月山“讼棍教唆论”（104页）并置，如同给诉讼社会架起了多棱镜，福建泉州从“佛国”沦为“日收百状”的诉讼工厂，绍兴的刀笔吏把法律条文玩成了“文字游戏”（102页），江西“讼油子”甚至发展出职业化讼师群体（94页）……这些鲜活案例和“好讼”社会的诸面相，被串联成“诉讼内卷生态链”，直指商业化浪潮下“礼教秩序”的沦丧（128页）。面对这场全民告状运动，明清官员祭出“息讼”三板斧：家族调解、道德感化、快速结案。陆陇其化身情感调解员，让兄弟跪在太阳底下和好（123页）；汪辉祖的“断案不如息案”哲学，主张用亲情牌代替法槌（124页）。但这些操作治标不治本。最终，这场无讼与好讼的拉锯战，成了传统伦理与近代转型中利益博弈的缩影。不过，换一个角度，这种好讼之风的流行，正好符合“讼”的原始精神，通过“讼”这一程序而“攻乎不公者”，亦即对现实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反抗（130页）。

若这种反抗得不到世间的公正对待，那就转向阴曹地府，那里有东岳天齐大王、阎王、城隍等处可诉。最闻名于世者，当然莫过于包青天“日则判阳，夜则判阴”（151页）。人们给予了忠臣、清官死后成神的设定，苏州城的城隍神，从汤斌、陈宏谋、吴坛继、顾光祖到陈鹤（136页），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种清官“永动机”想象，本质是百姓对现实法律公正丧失的绝望补偿，也是从“人治”向“神治”的转变历程（139页）。城隍、关神、海神乃至祈梦、喊冤，轮番登场，无非是要建立一个“天道”与“人心”互补、“无人怨之业，并消天谴”的均平社会（182页）。不过，地府也非净土，牛头马面照样收黑钱，地藏王侍卫接客也要“门包”（157页），简直把阳间官场潜规则搬到阎罗殿。作者进一步点破了“因果报应”的隐藏功能，当法律沦为橡皮图章，百姓只能把诉单寄给鬼神。烧纸钱贿赂阎王、赌咒发誓求雷劈恶人（144页），看似荒诞，实则是弱者反抗的最后武器。因此，这种“阴阳互补”的小说叙事，既缓解了民众对司法不公的焦虑，又反衬出世俗法律体系的局限。明清社会的法治理想，似乎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不在法典而在话本。

当我们来到中编，作者给出了制度渊源的标签，按照传统明清制度史的研究取径，照理应是政治、经济、法律等“正统”制度史的内容。本书则另辟蹊径，主要集中在“江湖”层面的制度创新，截取了兴起于明而勃盛于清的幕府、镖局、会馆、秘密社会等四个代表了明清时期最具社会张力的组织，考镜源流，穷究底蕴，成为最具颠覆性和创新性的部分。

明清官场有句俗语：“无幕不成衙”或“无绍不成衙”，讲的是幕府人事在政务运作中的重要作用。第五章首先考辨幕府概念的源流，指出其从军事帷帐演化为地方衙署的轨迹，揭示了明代总督、巡抚因缺乏法定属官而私聘幕宾的制度诱因。进而论证幕宾、幕友、师爷、相公、先生这些幕宾群体，通过承担刑名、钱谷、书启等核心政务，他们不是督抚，却能主持文稿、誊写削稿（218页）；他们不是将军，却能参赞军事、畅晓谋略；他们不是学使考官，却能充当阅卷、定人高中（220页）。更为世人所知者，他们通过私相授受的“刑名秘本”与“钱谷要诀”，垄断了地方政府的核心业务，他们不是县令，却能决定判词、掌握税赋，成为地方政府的操纵者（224页）。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主幕关系”的双重性分析颇具洞见，幕宾虽以“宾师”自居，实则受制于“东翁”权力网络，其“佐治检吏”职能既是对胥吏权力系统的制衡，又成为官僚体系隐性扩张的载体（226页）。这种公私交织的权力运作模式，折射出明清地方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机制的复杂博弈。

武侠小说里的镖局，总带着江湖浪漫，历史中的镖局，其实也非常精彩。第六章从浩繁史料中抽丝剥茧，提出镖局起源于军事系统的标兵和商业领域的标客，这一观点犹如打通任督二脉，将武侠文化中的镖局传奇还原为真实历史。更精彩的是对标客的词源学解谜，从贩运松江标布的商客，到竖红标护赀的镖客，一词多义的嬗变暗含经济与武力的合流（251页）。作者进一步用杨嗣昌奏疏、吴甡护敕印等案例，佐证标兵职能向民间护卫的自然延伸（248页），这标志着社会治理从“垂直控制”转向“横向协作”，而这一转变的背后推手，正是商业资本的世俗欲望。当然，作者并未止步于史实考据，更以社会学视角剖析镖局文化，镖车插旗走镖的“妥协艺术”，虽被日本学者桑原隲藏视为中国人“国民性”的缩影（267页），实则暗合“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的生存智慧。值得玩味的是，书中将镖局与票号并置讨论，揭示明清经济生态的暗线，当标客扛起红标穿州过府时，山西票商已在酝酿金融革命。这种“武装押运”与“银票汇兑”的时空交错，正是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生动侧写。

说完镖局的精彩，会馆又从帝舜时代的迷雾中走了出来。第七章开篇即抛出会馆兼具地缘与业缘的双重基因，既像老乡抱团的“同乡会”，又似商人合谋的行业“俱乐部”。作者以侦探般的笔触，从传说与史实两条线索溯源：传说中将会馆的“族谱”上溯至帝舜时代（269页），甚至搬出“盲人会”保存有汉高祖时所定章程的趣闻（270页）；而史实则以汉代“郡邸”作为官方驻京办的雏形，却又犀利点破其官设非民办的本质，与民间会馆的草根属性划清界限（271页）。真正的会馆，与元末明初直至明中叶广泛兴起的“文会馆”“经馆”“讲学会馆”“公馆”“试馆”“同善会馆”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试馆”与同乡会馆有着直接渊源（274页），并得出同乡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而非嘉靖三十九年的定谳（287页）。嘉靖、万历年间，会馆迎来勃兴时代，北京的歙县会馆、福清会馆、莆田会馆、青阳会馆、延陵会馆如雨后春笋，功能也从“文人雅集”转向同乡互助加科举“后勤”，甚至出现“不得寄存货物”的傲娇馆规（295页），生怕铜臭味玷污了斯文地。最精彩的当数会馆的“变形记”，名称百花齐放：“三皇殿”实为药材行帮公所，“鲁班阁”实则工匠集合之所，“孙祖阁”又为鞋业公所，“五聚堂”里梨园弟子祭唐玄宗，堪称行业祖师爷的神仙打架现场。另外，作者也点出了会馆从北京向上海、汉口迁移的“资本南下”现象（297页），或与通商口岸崛起相关联，至于晚清列强经济侵略与会馆转型的暗线，则未完待续。

这种暗线，在秘密社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秘密社会因其隐蔽性、秘密性和极为突出的政治色彩，其历史更加扑朔迷离。第八章揭开天地会起源的迷雾，作者剑走偏锋，挑战主流“乾隆起源说”，通过对天地会文化渊源和文化符号两套系统的精彩解读（323页），提出天地会实为明代秘密社会的嫡传血脉，并将万历七年“天地三阳会”定为创设标志，得出天地会起源于弘阳教的结论（355页）。在探讨天地会的过程中，顺势勾勒出明清江湖的众生相，从横行运河的“喇唬帮”到专事斗殴的“打行青手”，从私盐贩子结盟的“长布衫”到乞丐结党的“茶会”，从罗教到青帮，从啯噜到哥老会，俨然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黑道版本。这些横行江湖的各式教门会党，实则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与文化土壤，土地兼并催生游民大军，漕运码头孕育江湖文化，市井小说《三国》《水浒》成为反叛者的行动指南。这些分析跳出传统帮会史研究的窠臼，将秘密社会置于经济、文化、军事的立体网络中，当官方无法保障权益，底层民众便以虚拟血缘重建秩序。因此，秘密社会并非反体制的怪兽，而是世俗化进程中“制度替代”的产物。末尾留下开放式结局，承认万历以后至清乾隆中期以前天地会活动断层难考（355页），转而引用陈旭麓先生“档案可以证明已载的事情，但不能排斥已经出现而未载的内容”，为后续研究埋下“彩蛋”，相信天地会传说阶段的历史，终究会被破译（356页）。

第九章开篇便抛出“穷不读书，富不教书”的民谚（360页），将塾师定义为科举制度下的“教育民工”。篇中“穷”“苦”二字贯穿始终，塾师年收入多在三十两白银以下，不及京城八口之家的温饱线（368页），这逼得他们兼职堪舆、写春联、当婚庆司仪，堪称斜杠教师的“鼻祖”（367页）。而束脩拖欠维权记载更是精彩，从“亲去门前要束脩”，到清末田石生因欠薪闹上总督衙门（367页），活脱脱一部“民工”讨薪血泪史。更有甚者，还要面临“舌根无地口无粮”而“沿街求弟子”的失馆风险（368页）。而对塾师形象崩塌史的剖析，尤其讽刺，从尊称“先生”沦落为“学匠”“教书匠”（372页），再到笑话中的“鼠先生”“狗教师”（375页），堪称古代知识分子的“社死”现场。这种形象崩塌实为因科举而使师生关系异化的恶果，学生追捧“保举之师”如亲爹，却对启蒙恩师弃若敝屣（377页）。塾师用微薄薪资点亮蒙童的智慧烛火，却在历史长河中活成了冷笑话里的丑角。这种反差，是传统社会知识阶层结构性困境的生动注脚。文中最后温情提示，在塾师全员“恶人”的叙事中，这般“清正如松柏”的塾师，恰如清流闪现，他们安贫乐道、克己育人，证明师道尊严尚未全然泯灭。不仅如此，作者还指出，塾师群体对普及教育、提高明清教育整体水平和识字率功不可没，为这群教育界的“无名英雄”正名（378页）。

塾师之外，还有一群披着斯文外衣的“寄生虫”，这些被称为“清客”“帮闲”的无赖知识人，既是科举制度下的失意者，也是城市消费文化的产物。他们游走于官宦富户之间，或卖弄诗画附庸风雅，或陪酒狎妓凑趣取乐，虽顶着文人头衔，却成了道德模糊的职业闲人。当士大夫还在纠结“义利之辨”时，他们已用生存智慧解构了千年道统。作者巧妙串联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叙事，既有对“篾片”（380页）“老白赏”（381页）一类俚俗别称之考证，让人忍俊不禁，又穿插如女帮闲吴卖婆以色谋财等鲜活案例（386页），将这群无赖知识人的生存伎俩与堕落轨迹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高明之处在于，并未将清客、帮闲简单视为道德批判的靶子，而是将其嵌入更宏大的社会转型图景中剖析。商业化、城市化浪潮催生的城市娱乐需求，科举制壅塞导致的士人过剩，共同孕育了这一群体的畸形繁荣（397页）。他们得志时，就想充当豪杰丈夫，失意时，则只能算是个臭局小人（399页）。

豪杰丈夫，自然不属于“清客”“帮闲”之流，而明清侠僧的出现，则为中国侠客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光头僧袍下竟藏着一颗颗躁动的侠客之心。这场佛教世俗化与侠客化的双重变奏，简直比武侠小说还要精彩，世俗化的“恶”与侠客化的“义”交织在一起。书中那场“石灰殿混战”堪称行为艺术，段七借暗夜飞梁的轻功戏耍三十武僧，将禅宗的机锋妙悟化作武学智慧（411页）。这种“武中带禅”的暴力美学，让佛寺成了江湖与朝堂之外的第三空间。更值得称赞的是“煎海僧”的抉择，这位本可青灯古佛的武学宗师，却在国破之际率五百僧兵血战清军，用铁血丹心诠释了“杀生为护生”的佛理悖论（423页）。作者以“大小之辨”解构僧侠现象，尤见卓识。所谓侠之小者，就是恩怨分明，行侠仗义，保护忠良。所谓侠之大者，每当国难之时，挺身而出，“能执干戈以捍疆场”，也就是唯有视“王事”为“佛事”的行径，方称得上侠之大者（432页）。这种分层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僧人的刻板想象，更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深层逻辑，当“四大皆空”遇上“家国大义”，佛门弟子竟在入世与出世间走出第三条路，深刻反映了佛教思想与儒家忠义精神的融合。尤值一提的是，这一章让学术考据颇具一些江湖气息。从俞大猷夜授少林剑经的武学传承（421页），到憨头陀酒肉穿肠的另类修行（428页），史料中的武僧群像比金庸笔下的“扫地僧”更鲜活。这种“以史证侠”的写法，不仅让佛门侠客走出话本传奇，更让我们看见，原来真实的历史，永远比虚构的江湖更精彩。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即故事性、画面感和可读性俱佳。

与僧人相对者是尼姑，那么，这些明清时期的“优婆夷”，是否如峨眉“灭绝师太”一样？当然不是。本书最后一章让我们看清了明清佛教世俗化最荒诞的切片，原来应该清寂的尼姑庵院，竟然变成了楚馆秦楼（434页）。作者以尼庵的世俗化转型为切入点，揭示了宗教伦理与市井欲望交织的复杂图景，通过江浙、广东、山东等地尼庵的个案分析，展现了尼姑群体从“清净修行”到“花禅娼尼”的蜕变过程。江浙尼庵里的妙龄女尼们，顶着“带发修行”的幌子，把观音殿改造成了“会所”（459页）；洞庭山湘公庵的阿巧“风致嫣然”（456页），广东慈云庵的“三十六花神”竟随时出应盐商之召（459页）；最绝的是泰山姑子，朝圣者下山后直奔尼庵“开荤”（458页）。这种“公然为妓”的行径（459页），均指向了多维的世俗化动力：经济逻辑的渗透。如洞庭山妙庵住持“积金巨万”（453页），无锡尼庵以“山庄”之名行营利之实（457页），凸显宗教场所的资本化运作；士林文化的转型，文人通过“禅房雅集”重构身份认同，将佛门净地异化为道德越界的试验场（458页）；性别与权力的共谋，被收养孤女、官宦弃妾构成娼尼主体（445页），其“自甘堕落”实为父权与佛权双重规训的结果。所有这些，大抵证明了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明显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461页）。因此，所谓世俗化，绝非单向的宗教衰落，而是权力、资本与人性在神圣空间的动态博弈。不过，当我们在猎奇佛门“艳史”之时，事实上仍有诸多禅房深处恪守清规的木鱼声，她们“苦行终身”，过着“一炷香消两卷经”的清修生活（439页）。

过往史家研治明清史，似常陷入两种窠臼，要么沉溺于“鼎革断裂论”，将甲申年（1644年）渲染成“天崩地解”（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的文明断层；要么困守于“制度沿袭”说，将清代法典与明代条文逐字比对，便宣告完成“清承明制”之论证。《清承明制》另辟蹊径，以制度与社会两个层面切入，通过对各种概念起源及其演变之缜密考证，兼顾“庙堂”与“江湖”，牵引出源于明而盛于清的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和人群流动，搅动着“江湖”创建了一系列的新制度。兹作一不恰当的比喻，若将黄仁宇的“大历史”比作航拍中国的话，《清承明制》的笔触则像手持照相机穿越明清街巷，镜头里少却了巍峨宫阙，更多的是幕友佐理的秘本、镖师押银的汗渍、讼师翻案的冷笑、塾师教书的辛酸、清客帮闲的谀态、侠僧禅武的血性、娼尼数钱的指尖……所有这些，或许才是“清承明制”的真相。“庙堂”里的玉玺固然重要，但真正推动社会运转的，或许是“江湖”中的算盘声与杀伐声。当然，《清承明制》最深刻的揭示，或许在于明清国家治理存在先天性的结构通病，重“国计”而轻“民生”，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维系国家与政权的稳定，民生主要依靠民间自治的力量维系，导致明清民间社会组织与自治力量的蓬勃发展（456页）。这种来自民间的世俗化力量，正是推动中国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它既是进步的，催生了职业分工、市民文化与制度创新的蓬勃发展；又是溃烂的，道德解体、权力寻租与身份焦虑如影随形。这种双重性，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预演。因此，作者在后记谈到了关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问题，明清两代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如何看待作为传统社会思想基础的儒家伦理，简言之，就是：一要拥抱世界，二要呈现本土化特色（466页）。本书正是从明清“烂熟期”中呈现“内在性研究”思路的典范。

此外，我还要赘言的是，陈宝良教授虽然注意史学理论新动向及其运用（见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但“论丛史出”才是他最看重和遵循的原则，这一特点被高寿仙教授称为“得鱼”与“忘筌”（高寿仙：《陈宝良的“得鱼”与“忘筌”》，《博览群书》2018年第九期）。《清承明制》更是把“论丛史出”发挥到了极致，特别是第二篇“制度渊源”中对幕府、镖局、会馆、天地会之起源的精彩考辨，既承继前人之旧说，又敏锐地开掘新史料、另辟蹊径地提出新见解，读之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辨析中也勇于承认自己偶有“疏于查考”之处，并“新加订正”（317页），这既是“认真做事”（第5页）的态度，也是将学问视为日常生活的意义所在（467页）。此正是所谓E考据及AI难以企及者。行笔至此，我想借用书中后记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读书笔记：“学问之事，高下不一。高之者，旨在‘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卑之者，视之为‘生意’，计功较利，甚或借此发家。当然，更多者，不过以此为‘生计’，穷矻终生，借此糊口。别有一类，视学问为‘生活’，日常不可或缺，一日不埋首书海，一日不伏案写作，内心即焦虑不安，顿生光阴虚度的负罪感。”身处社会、知识、观念、道德不断变化的变革时代，生意、生计与生活，不可遽作高下、是非之判，其实都是求得心安而已。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或文明的程度，往往取决于观念与价值的多样性。每一个人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角色与定位。

面对「智能・自然・人工・集体」这一复合主题，如同总策展人拉蒂解释的那样，需要各种领域的专家而不只是建筑师。拉蒂组了一个跨学科的策展团队，呼吁自下而上地选择参展人和艺术家，从 90 岁仍在创新的专业人士到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应届毕业生，跨越了好几代人，身份既有普利兹克奖得主、前建筑双年展策展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皇家教授，也有新兴建筑师和研究人员。更和各种机构主动合作，包括联合国的 COP3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40（C40 国际城市联合组织）、达沃斯建筑文化联盟、软实力俱乐部等。

威尼斯小城空前「满座」：这里挤进了自然系统公用事业公司、德国气候工程办公室、二星厨师，人们讨论可持续水上交通、传统冷却技术、人造洪水和空气旋涡、土著知识武装的亚马孙住宅……其中有 500 个以上项目，占整个展览的一大半，都是跨学科的。主办方更强调了参展者的多元性，包括不同代际的（350 个以上展览项目）、女性主导的（250 个以上展览项目）和跨国的（375 个以上展览项目）。不难看出，从运河水制作的浓缩咖啡到官方推崇的其他项目，建筑双年展已经不复是精英建筑师展示职业雄心的宣言。

2025 年 4 月 9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北方向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黎刹省罗德里格斯镇 (Rodriguez)，一位当地居民在一处偏僻草丛中发现了用尼龙袋包裹的两具尸体。尸体的脸部缠绕着胶带，手臂和胸口布满勒痕，身上仅穿着内衣，头上沾满鲜血。随后赶到的警方发现，两名死者分别是菲律宾华商郭从愿（Anson Que，又称 Anson Tan）和他的司机阿玛尼・帕比洛 (Armanie Pabillo)。

两人最后一次被外界看到，是 3 月 29 日，郭从愿乘坐帕比洛驾驶的黑色雷克萨斯轿车离开他位于瓦伦瑞拉市的办公室。根据菲律宾警察总署调查，两人原本要在 3 月 28 日前往布拉干省梅卡瓦延 (Bulacan Meycauayan) 的一栋房屋，和一名中国籍女犯罪嫌疑人会面。但实际会面延至 3 月 29 日才进行。29 日后，没有人再看见过两人。

《菲律宾商报》报道，3 月 30 日，郭从愿的家人在微信上收到绑匪消息，对方要求支付 2000 万美元的赎金，以换取郭从愿的性命。家人随即向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反绑架大队 (AKG) 报案。郭的家人称，他们分三次向绑匪共支付了总额高达 2.1 亿比索（约超 2600 万元人民币）的赎金。但郭从愿仍然没有音讯，直到 4 月 9 日尸体被发现。

4 月 18 日，菲警方在巴拉望岛逮捕了两名菲律宾籍犯罪嫌疑人理查多・奥地利 (Richardo Austria) 和雷马特・卡特奎斯塔 (Raymart Catequista)。次日，一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戴维・谭·廖 (David Tan Liao) 向反绑架小组自首。

经过菲律宾司法部的初步调查，三人被指控「绑架勒索致人死亡」。卡特奎斯塔负责看守郭从愿和司机遭挟持、禁锢并最终遇害的房屋。戴维・谭·廖租用该房屋，他曾在 3 月 29 日进入便利店购买湿纸巾和塑料袋，疑似用于擦拭受害者车辆上的指纹，随后将车辆弃置于奎松市 (Quezon)。警方称，案发现场共有五名犯罪嫌疑人，另有两名中国籍主脑在逃，分别叫乔宁・林 (Jonin Lin) 和龚雯莉（Gong Wenli，音译），两人「在受害者遭囚禁期间全程在场，和已经落网的嫌犯戴维・谭·廖共同行动」。

5 月 17 日，在菲律宾长滩岛的一家豪华酒店，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龚雯莉被捕。警方称，被捕时，一位身份是「美发师」的中国籍男子吴某正准备用一个金发头套帮龚雯莉乔装打扮。

警方将龚雯莉视作这起绑架杀人案的「关键嫌疑人」：正是她负责将郭从愿约到布拉干省梅卡瓦延的公寓，实施绑架，并在绑架后和家属联系赎金事宜。根据其供述，龚雯莉以买房为由，约郭从愿见面，将其控制后，用郭的手机和家属联系进行谈判，之后将赎金兑换成加密货币。

菲警方透露，郭从愿家人支付的赎金先以比索支付给两家赌场中介公司⸺九王朝集团 (9 Dynasty Group) 和白马俱乐部 (White Horse Club) 的电子钱包账户，然后一部分被兑换成美元，再兑换成加密货币 USDT（泰达币），其中大部分金额（总额超过 136.5 万美元，约 7558 万比索）已通过位于柬埔寨的金融平台 Huione Pay（汇旺 App）账户提现。汇旺 App 的总部设在柬埔寨金边。就在今年 5 月，美国财政部以「汇旺 App」涉嫌洗钱为由，禁止美国公司为其开设或维护代理银行账户，以禁止其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部门 (FinCEN) 表示，「汇旺 App」涉嫌为包括「杀猪盘」诈骗在内的一些组织的巨额加密货币进行洗钱，但「汇旺 App」否认该指控。

截至 5 月 11 日，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反网络犯罪小组 (ACG) 表示已在境外发现了价值 20.59 万美元（约 1140 万比索）的加密货币，并将其冻结，但至少 140 万美元的赎金都已从柬埔寨提现。 5 月 1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菲警方说，接下来的任务重点是追踪和追回赎金，并调查出「谁是最后的收款人」。

自去年开始，菲律宾屡次发生针对华人的绑架杀人案。去年 1 月，居住在德国的中国籍男子和一名奥地利华人受邀前往菲律宾进行商务考察，抵达后即被绑架。家属在支付了约 130 万元人民币的赎金后，两人失联至今。绑匪要求家属使用数字货币支付赎金，并通过微信进行威胁和勒索。去年 6 月，供职于中国医疗器械企业的一名中国籍男子和一名美籍华人收到自称为「李娜」的经销商的邀请，在前往菲律宾洽谈业务时被绑架杀害。犯罪嫌疑人本名陈妤瑄，来自中国台湾，后在韩国被捕。

和这些遇害者相比，郭从愿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头面人物，他的遇害尤其令菲律宾华人社会震惊。

公开资料显示，郭从愿 1957 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的一户普通农家，小学毕业后辍学回家务农。28 岁时，郭从愿来到菲律宾，进入一家钢铁公司打工，每天搬运钢材、清理仓库。他从基层起步，在掌握钢铁经营的规则后，于 1990 年离开企业，创办了自己的钢铁贸易公司 Ellison Steel。

郭从愿赶上了时代的机遇。1992 年上台的菲律宾总统菲德尔・拉莫斯 (Fidel V. Ramos) 与菲南部的激进组织和解，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还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外资投资的经济开放与改革举措。随着业务扩展，郭从愿的商业版图延伸到了房地产、矿业、养殖和餐饮等多个行业，其中钢铁业务遍布东南亚。

郭从愿遇害后，他被媒体冠以「钢铁大王」的称号，但《菲律宾商报》执行总编辑蔡友铭告诉本刊，郭从愿主要涉足钢铁贸易而非生产，规模并不及其他华裔钢铁制造商，因此菲律宾华人社会很少将他称为「钢铁大王」，而更多地称他为「侨领」。他提到，郭从愿在马尼拉的粤菜餐厅很受欢迎，菲律宾华裔社区常常在那里聚会。

一名接近郭从愿案的消息人士告诉本刊，在菲律宾，绑架不是公诉罪，因此若被绑架的受害人或家属不愿意出来作证，没有原告，很难证明绑匪的罪行，警方就可能会释放绑匪。以往华人被绑架后，为了增加警方的积极性，推动破案，在菲华人都会组织捐款作为悬赏资金，而郭从愿遇害后，华人社区筹集的捐款数额尤其大，「如果没有这笔钱，警察可能就没有破案的动力，因为作案者和受害者都不是菲律宾公民，他们认为，你们中国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我们菲律宾人来解决？」

郭从愿的中国公民和侨领身份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警方对案件的调查。这名消息人士说：「郭从愿今年 3 月出席过福建省政协会议，因此中方公安部门、中国驻菲大使馆都非常重视这个案子。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 (Marcos Jr.) 也发表声明要求破案，各方压力之下，郭家又提出赏金，警方就很积极（破案）了。」

在涉及菲律宾的新闻中，针对「华人」的绑架勒索案并不是件新鲜事。蔡友铭对上世纪 90 年代初自己上中学时的治安局面记忆犹新。「那时候几乎每隔一天都有一桩针对华人的绑架案。父母禁止我们去同学聚会，不让我们出去玩，放学以后必须马上回家，不能到处乱跑。社会上的谣言和假新闻也很多，搞得人心惶惶」。

蔡友铭说，他的一位家人也曾在放学途中被绑架，「绑匪确定目标前会跟踪多时，会根据你上学乘坐的车来判断你家的财力。如果绑架了一个孩子，绑匪会和你套话，问你家是做什么行业的，再判断应该勒索多大数额的赎金。绑匪多会先说一个很大的数字，再通过谈判确定具体金额。」蔡友铭说。

1992 年，菲律宾国家警察局统计的绑架案数据是上半年共 30 起，但警方估计每周都有平均 10 起「未被报案」，其中 90% 的受害者是华裔。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菲律宾研究中心主任代帆告诉本刊，那时菲律宾社会出现的绑架潮主要针对的是华人群体，是 20 世纪上半叶动荡年代期间，或者更早以前抵达菲律宾并且扎根在此的。上世纪 90 年代，华裔仅占菲律宾人口的 1%，但控制了该国 500 强企业中的三分之一。

有钱，又是少数族群，使菲律宾华人成为犯罪分子眼里的高回报目标。华人社会组织「恢复治安运动」(MRPO) 领导人洪玉华 (Teresita Ang See) 说，当时针对华人的绑架是一种「完美犯罪」：华人不报警，不与警察合作，每个被绑者家属都会付钱，付款速度也很快。

当时，华裔们过起了「防御性生活」：避免和陌生人来往，筛查自己的员工，减少夜里出门；马尼拉唐人街所在的岷伦洛 (Binondo)，商店傍晚五六点就关门歇业，华人将年幼的孩子送到新加坡等国留学，没有让孩子出国的家长则限制孩子前往商场、电影院等娱乐场所。

但这些做法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解决治安问题仰赖的执法力量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洪玉华在《恢复和平与秩序，捍卫人权与人类发展的菲律宾经验》一文里写道，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的独裁统治在 1986 年被推翻后，曾在军事戒严时期（1971 年到 1986 年）被优待的军队和警察系统权力被削弱，他们赚取外快的机会不再。1995 年警察管理办公室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当时一级到三级警官中有 6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于是，警察逐渐成为犯罪组织的一部分。1992 年，时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解雇了国家警察局局长塞萨尔・纳扎雷诺 (Cesar Nazareno)，原因便是其手下的高级警官涉嫌参与绑架、赌博和其他犯罪活动。华裔律师蔡威廉 (William Chua) 用一句话总结菲律宾「警匪勾结」的程度：「在纽约，警方对绑架案的反应时间为七分钟；在伦敦，警察只需三分钟就能抵达现场；菲律宾的警察反应速度是最快的，犯罪发生时，他们就能到达现场。」这也是为什么马尼拉成为举世闻名的「绑架之都」：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哪怕是在「阿布沙耶夫组织」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不断制造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武装活动的棉兰老岛 (Mindanao Island)，每年发生的绑架案都没有首都地区多。

1993 年 1 月，15 岁的华裔女孩夏玲（Charlene Mayne Sy，音译）在上学途中被绑架，在解救行动中被绑匪主谋当成「人盾」，在警方与绑匪的交火中被射杀。夏玲之死使菲律宾华人意识到，必须主动争取自己的安全和权益。洪玉华组织起「恢复治安运动」，领导华裔民众在岷伦洛举行了声援夏玲的游行和罢工罢课活动，那场游行队伍蔓延了 10 公里，有 2 万多人参加。人们印制了 10 万张写着「夏玲之后，下一个是谁？」的海报，举在人群中，贴在车上、商店门口，希望菲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犯罪，保障华裔社区安全。不久后，又有两起绑架案发生，三名受害者都是菲律宾人，让全国范围内都点燃起了针对治安问题的愤怒。

局面直到 1999 年开始才有所好转。时任菲律宾总统格约瑟夫・埃斯特拉达 (Joseph Estrada) 撤换了原有的国家警察局局长，任命了常年负责反绑架和反腐败工作的潘菲洛・拉克森 (Panfilo Lacson) 担任这一要职。拉克森着力消除警员中的「贿赂文化」，他拒绝收受大集团的贿赂，也禁止警察勒索小贩，并将财政和后勤 85% 的资源分配给警察一线部队，仅 15% 留在警察总部。蔡友铭记得，拉克森的执法风格也非常「铁腕」，他允许警员在执勤中直接打死有反抗行为的绑匪。这一做法虽然存在法律争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犯罪分子。

此后，在华人社会的压力下，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还在 2003 年宣布成立国家反绑架特别工作组 (NAKTF)，国家警察局也组建了总统反犯罪紧急响应小组 (PACER)，对绑架事件进行打击。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也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2019 年起，菲律宾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绑架事件。蔡友铭说，当时，由于受害者基本都是中国籍人士，和菲律宾本土华人没有交集，因此「华裔也不太关心」。在马尼拉从事跨境电商的中国人阿军几年前曾在一个商会饭局上认识了郭从愿，但后来和他来往不多，他告诉本刊，对方作为知名侨商，可能不愿意和他来往，「因为一方面他生意体量大；另一方面是，他是在这里多年的华侨，都觉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是『搞诈骗的』」。

后来者，指在菲律宾离岸博彩热的大潮中大批到来的中国人。作为菲律宾华裔中的一员，蔡友铭证实了阿军的直觉。2024 年，蔡友铭到印尼万隆参加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他在会议论文里写到，他不把博彩业者看作「移民」，「他们形成了一个『泡泡』，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一些人连马尼拉的中国城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当地有中文报纸、中文学校」。至于来菲律宾的原因，「不是来赚快钱，就是来钻菲律宾社会的漏洞、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老华侨和华裔们的「偏见」事出有因。事实上，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郭从愿和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戴维・谭·廖、龚雯莉就曾经在某个活动场合同桌吃饭。

2016 年，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当选菲律宾总统，推动了离岸博彩业的合法化。所谓「离岸博彩」(POGO)，是指在菲律宾境内注册运营但服务对象为境外客户的博彩公司。根据规定，菲律宾本国居民、身在海外的菲律宾公民以及来自禁止博彩国家的居民，均不得参与其中。博彩公司的合法运营牌照由总统办公室控股的国有企业「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PAGCOR) 发放。从 2016 年起，PAGCOR 开始大规模处理离岸博彩执照申请。据其统计，截至 2019 年，菲律宾共有近 300 家获得执照的离岸博彩公司，其中大多数（POGO 公司）主要服务中国客户。

对菲律宾政府而言，离岸博彩业自从申请执照起就能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据《菲律宾星报》报道：线上赌场需向 PAGCOR 缴纳 15 万美元申请费和 20 万美元牌照费，体育博彩的两项费用则分别为 12 万美元和 15 万美元。仅牌照费就能占到 PAGCOR 收入的 2%。根据菲律宾财政部 (DoF) 数据，2017 至 2022 年间，该行业共缴纳了 538 亿比索的税款。

离岸博彩业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远不止税收。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局 (NEDA) 数据显示，2019 年该行业营收达到 1045 亿比索，占全年 GDP 的 0.67%。这一数字包含运营支出、员工工资与福利以及办公场所租金，极大地带动了房地产业和其他配套行业的发展⸺仅 2019 年前九个月，离岸博彩业便租下超过 38.6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占全国写字楼总需求的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了菲律宾传统的出口支柱行业⸺业务流程外包 (BPO) 业。代帆在菲律宾的房产中介友人告诉他，一些博彩公司为了「安全」，要给员工提供住宿，「买房租房都是成栋成栋地去买、去租」。

在 2019 年，有超过 47 万人在离岸博彩行业找到工作，因统计口径不同，其中中国籍员工的数量在 4.4 万至 13 万之间。一些电信诈骗集团看中了合法离岸博彩公司提供的「掩护」，也以「高薪」诱骗中国劳工来菲后扣押护照，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并强迫其参与电信诈骗。

罪恶就在重重灰色地带下悄然发生。高调反对离岸博彩的华裔参议员张侨伟 (Sherwin Gatchalian) 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菲律宾的许多绑架案，都与离岸博彩业相关，这些运营者「最初参与绑架，后来参与人口贩卖、虐待、洗钱」。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底，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反绑架大队报告了 67 起绑架事件，受害者几乎都是中国人，都是试图从博彩公司离职的员工。当时洪玉华接受采访时说，相关案件的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以前，每月一次、两次，后来变成了每周一次、两次。（2019 年底）马尼拉大都会每天发生两到三起涉及中国人的案件」。

蔡友铭说，2019 年柬埔寨禁止网络赌博，进一步促成了犯罪组织和犯罪分子向菲律宾聚拢。后来，犯罪的形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绑架目的也不再是强迫受害者从事电信诈骗等活动，而是奔着大笔赎金而去。代帆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博彩公司倒闭，博彩从业者内部开始「失序」，失业后生存压力剧增，加上因博彩而起的复杂的财务纠纷，社会上开始出现大量的绑架勒索、暴力伤害等恶性事件，幕后黑手是一些跨国犯罪集团。他指出，从案件细节通常能看出绑架事件主谋来自何方：「菲律宾本地的绑匪要求的赎金通常较小，犯罪手段也很『拉胯』，甚至出现过绑匪睡着了、人质逃走了的现象。但一些涉及大额赎金甚至撕票的绑架，通常有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的犯罪团伙卷入其中。」

2022 年小马科斯当选总统后，开始整顿离岸博彩行业。菲警方在 2023 年 10 月公布，当年上半年警方统计到的离岸博彩相关犯罪受害者就达到了 4039 人，犯罪者 903 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2023 年起，菲警方多次突袭了班班 (Bamban)、波拉克 (Porac) 等地的博彩园区，关闭了大量公司，遣返了中国员工。

菲律宾德拉萨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马修・奥尔多内兹 (Matthew Ordonez) 向本刊分析，小马科斯打击离岸博彩业，一方面是通过攻击杜特尔特的政治遗产为自己增加政治声望，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打击离岸博彩业，来解决这个产业带来的网络诈骗、贩卖人口、走私等犯罪问题。

然而，这场打击并没有完全改变菲律宾错综复杂的犯罪生态。奥尔多内兹提到，在大型 POGO 公司被打击后，一些没有及时离境的博彩从业者会转入地下，以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运营博彩。他们仍然作为影子说客，对菲律宾政坛产生影响。

他解释说，菲律宾有一套非常去中心化的政治制度，市长 (city mayor) 的权力非常大，可以决定与外国商人合作、交易，甚至与外国城市结对成为「姐妹城市」，而一个外国商人在任何一个城市进行投资和建设，在土地规划、建筑许可等决策上仅需要获得市长的批准。「地方选举中，政客们需要钱来作为『战争基金』（war chest，候选人或政治家为竞选准备的大量资金储备）进行竞选，有时候仅仅几百票就可以改变结果，因此政客们需要离岸博彩业运营者的资金，博彩公司也能受益于他们资助过的政客，两者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这也就给犯罪活动留下了可乘之机。

比如，班班市长是近年来菲律宾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最为戏剧性的人物之一，她常年自称爱丽丝・郭 (Alice Guo)，自诩一名从小被母亲抛弃的中菲混血儿，2021 年在距离马尼拉 99 公里处、人口不到 8 万人的小城班班竞选市长，2022 年以 500 票的微弱优势当选。

2024 年 2 月到 3 月，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 (PAOCC) 突袭了位于打拉省班班市的宝富园区，警方从园区里的宏盛科技 (Hongsheng Gaming Technology，Inc.) 和尊元科技 (Zun Yuan Technology，Inc.) 两家公司中，分别解救了 800 多名和 600 多名工人，其中仅尊元科技的 600 多名员工中就有 202 名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士。被解救者称，他们在园区里目击了诈骗等非法活动，外国工人多为非法移民，在园区期间曾遭受虐待和折磨。

媒体和参议院调查发现，宝富园区的水电费和物业费是班班市长爱丽丝・郭交的，而园区的地理位置恰好紧邻班班市政府大楼。园区的地块曾被爱丽丝・郭买入，宏盛科技的博彩牌照也由她申请，且她与几位商业合伙人共同成立了拥有宝富园区的地产开发企业。甚至爱丽丝・郭的身份本身就是假的。事实上，她 1990 年出生于中国福建，12 岁时持中国护照入境菲律宾，护照上的名字是「郭华萍」。2024 年 6 月，郭华萍一度潜逃出菲律宾，当年 9 月在印尼被捕后被引渡回菲律宾。

这个光怪陆离的故事或许能解释郭从愿案件中的种种离奇之处。在警方公布的郭从愿案犯罪嫌疑人中，许多人都使用多个名字，如此前被抓获的理查多・奥地利，也被称作里查德・谭·加西亚 (Richard Tan Garcia)；雷马特・卡特奎斯塔则有个外号「胖子」。而龚雯莉除了阿欣 (Axin)，在警方通报中，还有多个别名，包括凯利・谭·林 (Kelly Tan Lim)、鲍文丽 (Bao Wenli)、和黄燕玲 (Huang Yanling)。

蔡友铭解释说：「菲律宾并没有统一的身份证制度，民众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各种证件作为身份凭证，比如驾照、社保卡等。虽然申领这些证件通常需要出生证明，但在一些偏远或贫困地区，人们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仅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能申请。」这种制度漏洞，给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在生活中，甚至被警方逮捕时，都可能轻易使用不同身份，从而混淆视听、掩盖真实背景。

警方发言人让・法哈多表示，郭从愿案件中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戴维・谭·廖除了郭从愿案以外，还涉及另外五起绑架案，其中一起案件所使用的红色福特 SUV，正是抛尸郭从愿和他司机的那辆车。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以不同的身份远离牢狱之灾：有时候，他是杨建民（Yang Jianmin，音译），有时候是萧长江（Xiao Chang Jiang，音译），有时候是迈克尔・阿加德・杨 (Michael Agad Yung)。

拉史考奈克是鎮上公立醫院的消化外科醫師，執業經驗據稱已超過40年。儘管在鎮民眼中，這名老醫師行事風格有些孤僻，但行醫風評相當穩健，也未曾聽聞與人發生糾紛。因此，麗莎的父母雖然對醫師家門不時傳出的髒亂異味頗有微詞，也對他常衣衫不整、在院子裡發呆的模樣感到訝異，但從未對這位「有點古怪」的資深醫師抱有什麼具體的厭惡感。

然而那天下午，麗莎見到鄰居的態度卻有些畏縮，與平常有禮貌的打招呼方式截然不同。感到訝異的媽媽，回家後正準備提醒6歲的女兒要注意禮節，不料卻從她的口中聽到了為人父母所能聽見最為絕望和駭人的犯罪控訴。

當夜，麗莎的父母帶著女兒前往鎮上的（以下簡稱警方）報案。幾天後，警方突襲了拉史考奈克的宅邸將其逮捕。檢方當時指控：包括6歲的鄰居女童在外，這名即將屆臨退休的資深醫師至少性侵了4名兒童，其中包括他的兩名姪女以及另一名年僅4歲的住院病患。該案最終在2020年12月一審判決，法院判定犯下加重強制性交罪的拉史考奈克有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

然而，這只是拉史考奈克案的冰山一角。在調查過程中，法國檢警不僅從拉史考奈克的住所和醫院辦公室，查獲超過30萬張兒童色情照片，更發現大量的「犯罪筆記本」──這些筆記鉅細靡遺，載明了拉史考奈克從1989年至2014年間犯下的數百件性侵案經過，甚至被害人的姓名、戶籍地址、病歷紀錄等個資。

「這無疑是法國史上最大規模、單一加害者傷害人數最多的兒童性犯罪案件，」一名參與拉史考奈克案的法界人士私下向法國保守派大報《費加羅報》（Le Figaro）感嘆表示，這些罪行之所以能被曝光，讓重罪犯人繩之以法，「我們全都得感謝麗莎，幸好她勇於說出了實話。」

拉史考奈克的「犯罪筆記本」其實由一系列USB、硬碟與手寫筆記本組成。他不僅極為仔細地將這些資料加密、歸檔，甚至特別整理在一起，並貼上「請全部直接銷毀，不要閱讀」的預留遺囑，似乎早已預期要把這些犯罪檔案一同埋進墳墓裡。

「這些筆記記錄了這些犯罪最黑暗、最邪惡的細節。我的一名調查同事因此罹患嚴重身心症，無法繼續執法工作，就連我這樣有著豐富調查經驗的刑警，也花了很長時間才恢復過來，」在法庭上，一名參與調查的警官表示，「沒有任何調查員能從這場直視黑暗的駭人經驗中全身而退。」

檢方表示，拉史考奈克的犯罪筆記本中，至少出現了343個「可被辨識的受害者身分」，但由於拉史考奈克的，作案足跡又遍及多個省分、至少5間醫院。因此儘管檢查官隨即立案啟動調查，但光是交叉驗證資料、聯絡並確認受害者身分的第一步動作，檢警就花了整整7年的時間。

根據檢方在2024年9月提出的正式起訴書，拉史考奈克在1989年1月至2014年1月之間侵犯的被害人，已確認身分並仍在追訴期者共299人，其中包括158名男性與141名女性；85%的受害者當時未滿15歲，平均受害年齡為11歲。

若按犯罪情節區分，拉史考奈克的筆記本中至少記錄300起性犯罪事件，其中189起涉及加重強制猥褻罪、111起為加重強制性交罪。絕大多數案發地點集中在拉史考奈克任職的幾家醫院──包括診間、兒童住院病房，甚至是有其他醫師與護理人員在場的外科手術台上。

「被告的筆記詳實記錄了大量猥褻與強制性交行為──嚴重時幾乎每日發生，地點包括病房與手術室，常以『醫療檢查』為名進行。」檢方起訴書指出，拉史考奈克身為外科醫師，經常以虛構醫療理由掩飾行為，以避免孩童、甚至家長與其他成年人起疑。

拉史考奈克在醫院內的犯罪行為，主要分成兩大途徑。針對幼兒與10歲以下兒童的犯罪，他多以單獨查房為由行動。若房內有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在場，拉史考奈克便會轉身離開，以避免引起注意；若只有兒童患者單獨在場，則以檢查身體與例行看診為名，命令被害人配合侵犯。

「於是，白袍象徵的專業符號、成年人的權威，以及被害者所面臨的疾病痛苦，都讓孩子們不疑有他地服從於拉史考奈克的犯罪行為。」負責起訴拉史考奈克的主任檢察官凱倫伯格（Stéphane Kellenberger）在法庭辯論終結中如此控訴：「（拉史考奈克）你就是魔鬼，而魔鬼有時穿著白袍。」

至於年紀較大、特別是接近青春期的受害者，拉史考奈克實施犯罪的地點則多在手術室。他通常等到被害人被麻醉、失去意識後才進行侵犯。「手術室是一個非常封閉且節奏快速的工作環境，但被告卻總能在5名專業人員的監督下犯罪得逞，」檢方指出，拉史考奈克在筆記中反覆為自己「偷襲式的手法」和「逍遙法外」沾沾自喜，但更讓調查團隊感到吃驚與憤怒的是：法國醫界老早就知道拉史考奈克具有針對兒童性犯罪的高風險，卻因為行政苟且與制度怠惰而「刻意選擇不作為」。

事實上，早在2004年，拉史考奈克就因涉入網路兒少性剝削而有「案底」在身。2004年12月底，美國財政部與聯邦調查局（FBI）聯手的跨國反洗錢行動，破獲了一個位於白羅斯、販售兒童色情影像的非法網站，並掌握了來自世界各地上萬筆購買金流──其中3筆資料，就來自拉史考奈克的信用卡。

當時，FBI依國際合作慣例，將購買性剝削影像的犯罪名單轉交法國警方處理。但負責的法國國家憲兵隊未第一時間發起搜索，反而打草驚蛇式地通知拉史考奈克「主動到案說明」。

儘管拉史考奈克到案後隨即被捕，並接受對其住所與個人電腦的搜索，但警方並未查獲其他犯罪資料，審訊更只持續25分鐘便草率結束。於是，拉史考奈克雖然坦承下載兒少性剝削影像的罪行，但檢警和法官卻都接受他「一時好奇犯錯」、「生活壓力過大才會尋求刺激」的自辯理由，最終僅判處緩刑4個月及罰款90歐元（約新台幣3，100元）。

事實上，在警方通知到案的同一時間，有所警覺的拉史考奈克就已先一步將犯罪日記與性剝削圖像轉移藏匿於任職醫院──儘管在FBI轉交的犯罪證據中，拉史考奈克購買兒童性剝削影片的IP位置正是他在醫院的個人辦公室，當時檢警卻從未考慮搜索醫院，而錯過逮捕這名重大性侵犯的關鍵機會。

除了搜索疏漏，法國的司法系統和醫界的犯罪風險通報機制也明顯出了問題。儘管清楚拉史考奈克的醫師工作經常會接觸到未成年者，法院、國家衛生部、醫院和醫師公會之間卻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風險通報機制。

凱倫伯格在起訴書中指出，在被FBI跨國通報並遭法國警方逮捕的同時，拉史考奈克正在申請調職。但他的新東家──坎佩萊公立醫院（Hospital Quimperlé）──卻未接獲任何檢警通知。直到同院精神科醫師邦瓦洛（Thierry Bonvalot）因緣際會從一名曾協助法院鑑定拉史考奈克精神狀況的同業醫師口中得知本案，拉史考奈克涉及兒少性剝削的潛在風險才終於為醫界所知。

在2025年4月的庭審上，邦瓦洛以證人身分回憶：當時這名同業之所以特別提到拉史考奈克案，是因為他在鑑定報告中，曾明確指出「拉史考奈克有高度再犯風險」，並建議法院應判決被告接受強制治療，但法院最終不僅予以輕判，也未附帶任何定期治療及職業限制。對此感到震驚與憤怒的邦瓦洛，立刻寫信給坎佩萊醫院院長和省級醫師公會，質疑「聘用一名觸犯兒少性剝削罪的外科醫師，是否會對院內兒童患者的安全與醫療倫理帶來風險」。

官僚主義的諉過淵藪自此現形──在收到邦瓦洛醫師的檢舉信後，省立醫師公會隨即向判決拉史考奈克有罪的瓦訥地方法院（Vannes Courthouse）申請調閱前科資料，卻收到法院回覆「查無紀錄」。 原來，雖然拉史考奈克涉及兒少性剝削罪，但因僅被判處緩刑4個月，不符合刑期5年以上自動登入性犯罪者司法資料庫的條件；加上地方法院待歸檔案件過多，導致直到拉史考奈克被定罪7個月後，法院書記官仍未完成補登錄。等到法院終於手動歸檔資料，並回函通知坎佩萊醫院和醫師公會時，拉史考奈克早已被坎佩萊醫院正式聘用為外科部主任。

終於收到前科紀錄的醫師公會與坎佩萊醫院管理高層，此時卻認為：雖然拉史考奈克涉及兒少性剝削犯罪行為是事實，但「購買並持有兒童色情影像」與「實際侵犯行為」仍有區別，況且當時法國醫療體系對於兒少性剝削影像的處理並無明確規定。因此，考量到「地方醫療需求」與「當事人已具悔意」，全案自此被冷凍擱置，不再有任何人提起。

但根據起訴書的統計，在已確定身分且仍在追訴期內的299名被害者中，至少有70人是在2004年以後──也就是拉史考奈克被判緩刑、前科風波爆發之後──才在醫院遭這名外科醫師性侵。因此當時司法系統、醫院管理層與法國醫師公會的處置失當，也成為2025年拉史考奈克審判的庭外焦點：所有知道他前科卻消極作為的人，是否也應該為犯罪結果承擔責任？

法國自由派大報《世界報》（Le Monde）指出，法國醫界對待拉史考奈克案的態度，明顯陷入了菁英專業主義的偏誤──因為，不只是坎佩萊醫院，拉史考奈克後來申請的其他醫療單位，也都曾聽聞這名外科醫生的犯罪前科與日漸偏離常理的「外顯行為」，但所有醫事同業卻不約而同地以「醫療專業更重要」為由，選擇對連串警訊視而不見。

例如，在2005年以後，拉史考奈克的生活習慣明顯惡化。他經常數星期不洗澡，每天飲用超過1公升烈酒，就連看診時身上也散發著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同時，許多同事發現，在問診或院內社交場合接近兒童時，拉史考奈克經常出現呆滯緊盯、無法與人溝通的不尋常反應，同院醫師們甚至因此避免將自家小孩帶到拉史考奈克面前。但即便如此，眾人也只是「保持個人層面的警覺」，卻再也沒有出現針對其醫師適任性的公開質疑與投訴。

這是因為從1990年代開始，法國醫療體系長期面臨健保資源不足與城鄉醫療失衡的結構困境，許多中小型醫院陷入長期虧損、無法招聘醫師的惡性循環。像拉史考奈克這類資歷完整、手術執刀經驗豐富的資深外科醫師，對於非都會區的綜合醫院來說，根本是可遇不可求的「天外救星」，所以院方即便知悉拉史考奈克有兒少性剝削前科，才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限制他接觸兒童病患，甚至讓他主導小兒外科。

「當時我們以為，下載兒童色情影像和實際出現性侵行為，是沒有關係的兩回事。」在法庭上，一名曾與拉史考奈克共事，且知悉他因持有兒少性影像被捕的資深醫師，語氣淡定地向法庭作證：

「（作為同事醫師）我們更在意他的開刀手法俐不俐落，如果由他手術的病人在術後出現很多併發症，對我們才是嚴重的負面宣傳。至於他有沒有下載性剝削影片，當時我們反而沒那麼在意。」

該名醫師表示，自己既不在意同事的「私生活」，因此從未考慮通知院方深入調查，「更別提他後來轉換醫院──既然不是同一單位，那他是不是有犯罪風險，也就與我何干。」

檢察官在起訴書裡寫下，在本案調查期間，檢方曾個別訊問和拉史考奈克在不同時期共事過的100多名醫師，但他們所有人都不約而同給出了一致的答案：「我不知道。我為所有受害者感到難過，但我與本案毫無關聯。」

諷刺地是，拉史考奈克本人似乎早就料到了醫師同僚們的反應。因為在日後被檢方查獲的犯罪筆記中，他就曾對於這起「緩刑風波」留下「很得意自己能逍遙法外」的自評：

「沒有人看到任何事。我認為如果曾有哪怕一點警訊，他們都應該用某種方式封殺我，或至少向更高層通報──但現在我確信，沒有人真的看見我做的事。」

雖然拉史考奈克的犯罪筆記本留下了極為仔細的作案紀錄，但檢方團隊的調查仍面臨另一個難以迴避且矛盾的考驗：我們該如何判斷，拉史考奈克的犯罪日誌究竟是真實發生的犯罪事實？還是僅存在他腦內的邪惡幻想？

因為絕大多數受害者在被侵犯當下都只是年幼的孩子，他們最初無法辨識這些行為是性侵，甚至以為那只是醫療檢查。尤其是那些在麻醉、恢復或鎮靜狀態下的兒童，他們更不「記得」自己當年曾遭受侵害──這種記憶斷層，不僅是拉史考奈克的院內犯罪長期未被發現的原因之一，也成為調查過程中，法國檢警所面臨的最大倫理困境。

以證人身分出庭說明的國家憲兵調查負責人馬丁上校（Cyrille Martin）表示，由於拉史考奈克案的「犯罪性質惡劣且極度特殊」，因此檢警不得不採取與常規相反的調查策略，意即透過分析拉史考奈克的筆記內容，主動聯繫那些「大多並不知自己曾遭性侵」的潛在受害者。

然而，由於受害者人數眾多，且在成年後多有地址、甚至姓名變更，因此搜索被害者的任務也被打散，交由各地國家憲兵隊分頭進行。

其通常程序如下：確認當事人位置後，憲兵隊首先會在不透露原因的前提下，要求對方「到案說明」，接著在單獨訊問中提出13個固定模板問題，從出生年月日和兒時戶籍地址，到「你小時候生病住院過嗎？」、甚至是敏感的「你的性生活曾經遇到任何困難嗎？」。最後，在確認基礎資料與「犯罪筆記」相符後，負責訊問的警官才會告知當事人「你其實是兒童性侵案的害者」，並讓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的狀況下，閱讀作案筆記裡，關於拉史考奈克侵犯自己的那一段文字。

然而調查規模過於龐大複雜，檢調又未取得足夠的支持預算，而無力聘請專業心理師到場支援，於是警方的通知訊問，反而成為眾多受害者身心崩潰的痛苦起點──其中一名受害者在開庭前夕選擇輕生，另一名則用藥過量身亡。

馬丁上校表示，在299名當事人中，只有不到30人還依稀保有當年被侵犯的記憶。有一部分受害者拒絕接受自己曾被性侵的事實，也有人因閱讀犯罪筆記，出現極為嚴重的身心症反應，必須緊急送醫⋯⋯但在受害者陷入情緒衝擊時，專注於辦案的檢警單位卻未準備足夠且即時的心理醫療與諮商後援。因此，絕大多數受害者在接受真相的第一時間，只能孤立無援地自行承擔排山倒海而來的憤怒、悲傷與受辱情緒。

更糟的是，雖然法國刑法針對未成年者的強制性交罪，追訴期從被害者18歲成年之時起算，時效為30年──也就是說，當年還未成年的性侵受害者，直到48歲之前都能提出刑事告訴──但由於本案案情複雜，且犯罪總歷程超過30年的特殊性，至少有15名受害者是在被憲兵隊通知「自己曾遭性侵」後，才又被複雜的法庭程序確認「個案已過追訴期」，而被排除在刑事起訴的被害者名單之外。一來一往的連續衝擊，不但帶來難以想像的創傷壓力，更讓被害者感到「被司法正義二度背叛」。

「讓受害者因我們處理方式不當而受到二度傷害，我們真的感到很遺憾，」馬丁上校表示，「但那絕非調查團隊的本意。」

出庭作證的法國心理學家庫德萊（Jean Coudray）指出，讓被害者閱讀犯罪日記的過程，造成了一種「揭露的創傷」──其不僅讓檢調單位在確認被害者認知時陷入兩難，對於受害者來說也有差異極大的不同意義。

一名代表受害者參與訴訟的律師向《世界報》（Le Monde）表示：拉史考奈克的犯罪筆記，原本就因為淫穢、甚至邪惡殘虐的敘事文字而令人不忍卒睹，「被害者就像被丟進瘋子的腦袋裡，被迫看見在他的眼中受虐、如物品般任他摧殘的自己。」於是，有些人兒時的噩夢記憶被喚醒，但卻不敢想信自己的記憶究竟是真實發生的犯罪經過？還是被拉史考奈克惡魔筆記所植入的瘋狂幻想？

這種記憶模糊性所帶來的爭議，也在開庭審理中多次重現。在無法確定是良心發現、爭取減刑、為了保護可能涉及包庇犯罪的前妻，抑或只是加害人為了滿足心理控制效果的最後慾望，拉史考奈克在審判開始的一個月後，突然全面坦承對299名被害者犯下所有罪行。然而，認罪後的拉史考奈克，並未對被害者們展現任何「堪具人性的反省態度」，而是對每一個被害案件重複著一模一樣的機械式應答：「這是強暴，我承認。但我什麼都不記得了，很抱歉。我請求你的原諒。」

許多被害者因為這種「道歉機器」式的回應而更感痛苦，因為拉史考奈克的道歉並沒有伴隨著對於犯罪真相的全面坦白，他仍舊拒絕回應對他童年回憶和家人包庇犯罪嫌疑的任何提問。但在某些場合，他卻毫無預警地丟出讓全法庭震驚的全新犯罪細節──其中，就包括突然在自己毫無準備的大兒子面前，坦承對長孫女的強暴過程，這不僅讓他的兒子當庭崩潰緊急送醫，更引發外界批評，被告是否仍利用庭審機會繼續傷害被害者？

但創傷揭露的衝突過程，對於另一部分受害者──特別是對那30位仍保有模糊記憶的受害人而言──反而帶來另一種出乎預期的結果，因為這讓那些長年折磨他們的無名痛苦，帶來了一個難受但等待已久的解釋。

例如40歲的受害者Ｏ女士在法庭上自述，10歲那年因為闌尾炎手術，在住院期間被拉史考奈克強暴，但當時沒有人相信她的懷疑，自己甚至被家人當成精神異常而強制送醫。因此當接到憲兵通知時，Ｏ女士反而如釋重負地表示：「這通電話，我已經等了30年。」

被害者證詞中，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同樣的一句話──「腦袋記不住的，身體卻還是記得。」有些人在兒時住院後，一直不自覺地慣性憋尿、找不到理由地反覆尿道發炎，每當靠近醫院時，身體就會不受控地發抖，最終因此罹患腎臟病，甚至被認為精神異常而無法繼續升學、工作、享受正常生活。

「我一直覺得自己被誰強暴了，但卻說不上來這種感受從何而來，或是誰傷害我。我很痛苦卻找不到答案，因此一直想要結束生命，」另一名受害者表示，「直到憲兵隊通知、告訴我當年發生了什麼事以後，我才終於感到巨大的解脫──我終於能確認這一切不是幻覺，這一切不是我的錯。」

拉史考奈克案受審的3個月裡，來自法庭的各種故事引發了法國社會的高度討論與爭議，許多報導震驚於他犯罪筆記本裡的瘋狂內容，又或者好奇於這名外科醫師為何會犯下滔天大罪的原因。更甚者，關於拉史考奈克一族極為駭人的家庭亂倫，更成為法國輿論震驚且熱議的焦點。

像是拉史考奈克坦承的第一起性侵案件，受害者就是自己姊姊的女兒；兩名受害姪女，曾向母親控訴拉史考奈克的犯行，但兒時也曾被熟人侵犯的姊姊雖然憤怒，卻接受了弟弟「不會再犯」的說法而選擇隱忍「家醜」。在犯罪日記裡，拉史考奈克的前妻明明早已知道丈夫的犯罪行為，但在法庭上她卻矢口否認知情，甚至還當庭嘲諷受害者「意圖誘惑大人才會自招犯罪」而引發社會批評。在法庭的證言上，拉史考奈克的次子，第一次向家人坦白自己兒時曾遭祖父性侵，但在同一個法庭裡，拉史考奈克卻又向長子認罪，承認曾動手強暴自己的孫女。

「知道父親犯下的罪行之後，我們的世界就此徹底崩潰，也讓我變得極為偏執。」拉史考奈克的三子對法庭表示，自從父親被逮捕以來，他無時無刻不處於戒備狀態，也從不讓自己的小孩與他人獨處：「我再也不知道能相信誰，對我來講，每一個認識的人都有風險──下一個傷害孩子的人，可能是我的家人、鄰居、朋友，甚至我的伴侶。」

「如果拉史考奈克案在美國受審，一罪一罰、超過299名受害者的罪責，將讓被告被判處4，111年的監禁──這一誇張的數字，也反映了被告的犯行嚴重，在任何地方都天理難容。」5月23日，負責起訴拉史考奈克的檢察官凱倫伯格，在法庭上提出檢方的結論：「但我們在法國，現行法律採數罪併罰，加重強制性交罪的刑度上限就是20年──我們不是立法者，所以只能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要求司法系統給於被告最重的可能懲罰。」

凱倫伯格認為，74歲的拉史考奈克犯行惡劣，求處最高20年徒刑是必然的結果。但本案受害規模龐大，因此檢方除了承諾繼續清查潛在受害者、不排除發起第三次拉史考奈克案調查以外，也向法院請求對被告施以「最重的附加限制」，例如將假釋門檻提高到刑期三分之二，刑滿出獄後也必須接受「安全拘留」（Rétention de sûreté）──也就是在特定的隔離設施內，無設限期地與社會隔離，直到各方確認「當事人已不具備傷害社會的安全風險」為止。

「安全拘留」是法國《刑法》在2008年增訂的特殊條款，主要針對高再犯風險的重刑犯。當他們刑滿出獄後，如果經評估仍被認定存在重大再犯風險，法院可以在「預防社會免受極端犯罪危害之可見風險」且沒有其他替代手段的前提下，將之繼續拘留於特別設施，無限期限制其人身自由。

對於檢方與眾多受害者而言，安全拘留是法國法律目前對拉史考奈克案所能做出最嚴厲的懲罰。但對於法界主流意見來說，判決安全拘留的前提是「別無替代方法」且「明顯具有再犯風險且將傷害社會」，因此辯護律師團也主張：「考慮到拉史考奈克確實當庭認罪，坦承所有犯行的前提，法院有必要認可被告的改過意圖與認錯誠意。」

最終，法院在2025年5月28日作出判決，拉史考奈克對299名患者的醫院性侵案全數有罪，但他「只」被判刑20年，檢方求處的安全拘留條件則被駁回。此一宣判不僅讓法院一片譁然，許多被害人更再次崩潰，不理解地質問：為什麼搶劫罪判30年，強暴幾百個孩子卻判這麼輕？

「法院完全聽見了受害者希望被告永不出獄的訴求，但要讓他終生監禁是不現實且不負責任的，因為現行法律不允許，」法官強調，考量到拉史考奈克的年紀、健康狀況與認罪事實，無論他是服滿刑期還是提前假釋，離開監獄時都將超過80歲，就現實層面而言「很難認定其有傷害社會的再犯風險」。

小熊英二：所谓“差别即平等”，实质上是承袭了东乡实之等批判同化主义学者的理论立场。东乡提出通过分区治理，例如对住宅与学校进行分别规划，以此塑造出彼此隔离的群体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化安排并非认同等级制度，而是试图在拒绝同化的前提下建立某种形式的制度性平等。从本质上看，这种治理理念更接近文化自治模式，而非传统的同化主义路径。

关于在日朝鲜人的社会排斥现象，需要从双重维度进行解析：一是制度性排斥：1981年日本加入《难民公约》前，非日籍朝鲜人在教育权、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领域面临系统性障碍；二是社会性歧视：在就业市场、婚姻选择等日常生活领域存在的隐性排斥至今持续存在。这种排斥现象的深层逻辑必须置于冷战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战后日本的国籍政策强制在日朝鲜人进行身份选择，这种政治抉择直接衍生出教育选择等现实困境。多重排斥机制的交织作用，最终形成了在日朝鲜人群体独特的社会处境。这种分析框架不仅具有现象解释力，更为理解跨国移民群体的结构性排斥提供了典型样本。

小熊英二：关于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这正是我在本书中想要探讨的核心议题。不可否认，民族主义确实存在诸多值得批判的面向：它常常成为滋生歧视的温床，也可能沦为权力角逐的工具。然而，当我们追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时，不难发现其蕴含的构建共同体意识与凝聚团结的积极倾向，这一面向显然不应被全盘否定。同样值得珍视的，还有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人格尊严以及文化自豪感。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以集体名义主张正当权益也具有其合理性。因此，面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表现，我们是否应当一概否定？我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的。

具体到日本的民族主义，我在书中特别指出：战后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包含诸多积极因素。无论是追求民主价值的努力，争取民族独立的诉求，还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珍视，乃至消弭阶级对立的团结意识，这些都具有重要的肯定价值。但问题在于，当这种民族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往往会产生异化。其中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当民族主义与领土概念相结合，并试图通过领土来构建政治共同体时，各种问题便开始显现。反过来说，若民族主义能够与领土诉求保持距离，不直接介入国家权力运作，其负面效应就会小得多。这正是我在书中所要表达的抽象思考。因此，我们或许不必执着于“民族主义”这个特定标签，但对于集体认同、文化自觉、正当权益这些基本价值，理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肯定。这便是我写作的根本意图所在。

小熊英二：关于在日朝鲜人后代与历史事件的关系问题，我认为需要明确几点：首先，这些二世、三世确实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上的朝鲜人迫害事件。他们通过援引历史（比如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来表达自身感受的做法，虽然并非基于直接受害经历，但这种表达方式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这种表达不是在声称自己是直接受害者，而是一种情感认同的选择。关于歧视问题，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原则：个别朝鲜裔人士的犯罪行为，绝不能成为歧视整个群体的理由。同理，在日朝鲜人后代将自身与关东大地震时期的屠杀事件相联系的做法，从事实层面看确实缺乏直接依据——他们既非亲历者，也难以证实家族成员是否受害。这种关联本质上是将“民族”作为集体认同的象征标记。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我的基本立场是：集体性分类本身不应该被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利用集体性分类来助长歧视断不可取，但如果是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争取正当权利，那么这种集体身份的运用就具有其合理性。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集体性分类本身，而在于使用者的目的和方式。当这种分类被用于恶意目的时，那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是为了正当诉求，我认为完全可以接受。具体到关东大地震时期的“朝鲜人屠杀”这一表述，虽然有人指出当时受害的不只是朝鲜人，这个称呼在史实上或许不够精确，但更重要的是，即便某些在日朝鲜人后代与这一历史事件没有直接的个人或家族关联，他们通过集体记忆来表达尊严诉求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该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小熊英二：我认为，受害者及其亲属主张自身权利的行为理应得到尊重。最无可争议的情况是直接的受害者——那些至今仍健在的受难者，他们发声维权是理所当然的；同样，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提出诉求也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问题在于，当这种诉求被政治力量所利用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例如在韩国，我们确实能看到某些政客将历史认知问题工具化，以此作为争取选票的政治筹码。这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当有人以“整个民族都受到伤害”为由提出主张时，我并不急于否定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但关键在于探究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每个案例都需要具体分析：这种集体性的诉求究竟是出于维护民族尊严的善意，还是隐藏着其他目的？这才是最需要审慎判断的核心问题。我认为，评判的标准不在于主张者是否亲身经历伤害，而在于其诉求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尊严，还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或其他不当目的。这种区分虽然微妙，但至关重要。

先来看看这只憨态可掬的商代玉熊，绝对是隐藏C位——古朴的线条、呆萌的表情，千年前的匠人居然这么会拿捏可爱。

据山西博物院官网资料，这件作品高5.1厘米，宽4.5厘米。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出土。出于晋侯墓地63号墓，商代遗物，共两件，造型略同。玉熊以圆雕手法展现，熊团身蹲坐，前掌抱抚于膝。商代玉熊通常被用作王室和贵族的珍品，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玉熊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也是研究古代文化和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书画成为收藏品，接踵出现市场、利益、赝品、鉴定等事物，鉴定则助推书画成为藏品。这个逻辑链在东晋、南朝时期就渐渐地被建立起来了。绘画进入收藏领域，就有了作伪和鉴定两个行业，特别是文人介入鉴定研究和作伪活动，甚至暗暗合并为一个行业，使书画鉴定在扑朔迷离中变得更加复杂。恰如沈德符所言：“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张凤翼），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王穉登）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类似这样的“骨董”留给后人无数谜团。

与古书有原本、拓本、抄本、伪本一样，古书画也有真迹、临摹本和伪本，历代朝野都有许多临摹古书画的活动，在唐宋相继出现了由宫廷组织的大规模临摹先贤书画的活动，精心制作了许多复本，在当时是出于延长原件寿命和研习的目的。由于历史上人为和自然的因素，传世的东晋卷轴画已荡然无存，唐代的卷轴画亦存世无几。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学者们基本甄别了文博机构的藏品，重新查证了先贤及皇家的鉴定结论，将临摹本与原件、真迹与赝品区别开，是二十世纪中后期研究古代书画的重要课题。

唐、宋、明末和盛清是书画收藏与鉴定的四个高峰，每一次高峰都出现了对鉴定理论与方法的探索。鉴定古画真伪的方法大致有两种：“望气”与“解画”。

以经验为主的鉴定方法，俗称“望气”。主要是依靠长年积累的经验和谙熟鉴定对象的能力，如通过大量阅览熟悉某个画家各个时期的作品和相关流派、时代作品的语言习惯特性（构图、笔墨、造型）以及款印等“气息”，从中找出其艺术形成和演化的规律，并结合画中的题跋、印鉴，形成一整套具有经验性的“望气”标尺，判定其真伪。如面对吴昌硕的梅石、齐白石的虾蟹等，这类绘画中的“气息”与社会历史人文的时代性没有直接的联系，一般不直接构成图像考据的人文元素，只能对其真伪作出经验性的判定。因而传统的经验性的“望气”是不可或缺的鉴定方法，其传授面相当小，主要方式是师徒之间的心口相传，有些是难以言传的感性经验，学习者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和感悟，方能意会，渐渐形成一个属于个人感性经验的风格鉴定谱系，而在这个谱系之外的古画，则难以应对了。文人们据此形成的鉴定结论，以三言两语的形式出现在题跋或笔记里，难以详尽阐发其理。

望气最大的局限性在于难以解决元以前绘画的鉴定问题。早期绘画的鉴定方法不同于明清到近现代绘画，早期绘画遗存不多，其中有作者自署名或钤印者甚少，此外，小部分无款印的画迹被断为某朝佚名之作，大部分被委以某名手之作。更有甚者，明、清两季的造假者将当朝的人物画混为早期古画。因此，今人难以用“望气”的方法解决早期绘画的鉴定问题。

在解决了笔墨风格的真伪问题之后，在对其思想内涵、创作动机、艺术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时，感性的笔墨经验和风格鉴定难以展开跟进研究，这就需要理性的考据方法，借鉴相关学科揭开图像背后的一切，这就是另一种以考据图像为主的鉴定方法。南朝以来俗称“解画”，类似今人的学术鉴定，即根据画中事件、物件等图像所反映出社会历史人文的时代特性，以及有关著录收藏史，判定其作者和时代归属。当面对数量极其有限的早期古画，很难完整认知某个画家各个时期的风格，大多是借鉴一些同时期的画作。图像考据来自早期“解画”的学术鉴定，整理成除“望气”之外可以传授的一种鉴定方法与研究手段。这个过程是汇集一切可以利用的文本和图像，按照图像考据的系统性程序即取证、查证、分析、判断、验证等，得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结果，最终以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整个考据过程并不排斥“望气”的方法，其前提是接受经过验证后的“望气”结论。

凭借感性经验的“望气”和理性考据的“解画”是两种不同的鉴定方法，互为补充，互不可替代。两者有着相同又不同的社会目的和作用，经验鉴定的目的是在书画市场中获得经济利益，在现代社会还增加一个社会功能即为博物馆的入藏等工作提供基本的信息服务，涉及时代、作者、流派、著录、递藏等。学术鉴定具有更多的社会功用，如对博物馆的陈列、宣教、出版等进行跟进性的专项深入研究，并扩展到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研究。

书画鉴定信奉的通识是“在比较中鉴别”，其鉴定活动是在大量的图像、款印的真伪比较、真真比较、伪伪比较中展开的，图像考据则远远不满足于图像之间的多种比较，更注重的是以图像为中心，去寻找多种事物之间的联系。

何谓古画鉴定？启功曾一言以蔽之：鉴真伪（确定古画的时代和作者等）、定高下（判定古画艺术水平的高下等）。图像考据是要解决图像鉴定后更深一层的问题，如启功所解决的董源《龙袖骄民图》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他完成鉴定其真伪、高下之后，进一步研究了画中的人物、事物和地域风俗等一系列问题，率先进入了考据图像的深度。

面对某古画内容丰富而复杂的图像群，为了各个击破，考据工作的方式可采取分解式研究的方法，就如同医学治疗是“统筹协调、分科诊治”的方式。不同的画科有不同的考据方式，如人物画较多地受到朝廷政治和社会风尚的制约，神像画更是受到宗教的影响，山水和花鸟走兽画则较多地受到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的滋养，不同的图像内容亦是如此。为了解决图像问题，不能拘泥于一两种方法，只要方法科学并能找到答案，百无禁忌。这就需要以分解画面和图像的方式进行分类研究，可以视图像而定，常用的有三种，亦可融合起来使用。

（1）按照图像涉及的学科领域，将图像及其内容进行分科研究。如传为五代胡瓌的《卓歇图》卷，鉴定界对其时代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对此图的研究可以切割成若干个单体图像，借鉴不同的学科分别研究不同的图像组，如以古代的外交史推定画中二人对坐图像的内容，以民族学和民俗学辨识画中髠发、服饰等民族归属问题，以陶瓷史分析画中瓜棱壶的时代和流行地域，以民族音乐史辨识画中的竖式箜篌的来源和舞蹈的传播，以染织史探究画中地毯和鞍垫纹饰的民族特性，以古代养马史考证画中的马种，等等，把每一类图像分解成一个个单体研究后，找到了涉及时代、地域、民族的共性因素以及互证关系，以验证过去对该图作者、时代和内容的鉴定结论。

（2）按照图像涉及的历史类子课题，将图像及其内容进行分题研究。根据阎立本（北宋摹）《步辇图》卷中出现的鸿胪寺译官、宦官在宫廷涉藏活动的形象资料，可以综合多个学科对一个个专项子题进行细化研究。如其一，联系唐代宫廷仪规、后宫历史和宦官制度等研究帝王与后宫的关系；其二，结合唐代的册封与婚嫁事宜研究宫廷之间的通婚制度；其三，通过唐代的民族政治和翻译事务研究唐代的民族关系；其四，结合初唐艺术史的发展探讨人物画的叙事方法。还可根据该图系北宋摹本的特性，研究古代宫廷摹画的历史以及北宋摹此作有无特殊背景等。

（3）按照图像涉及的艺术史专项问题，将图像及其内容进行分项研究。如通过考据图像中的细节与文本材料的佐证，解决画家及其图像与时代的关系，这涉及古代社会和艺术史等一系列微观和宏观的问题。就人物画而言，小到证实当时社会物质文明的程度，大到揭开某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的预兆或结局等；就山水画而言，小到查证所绘地域是实景还是想象、融合了哪些地域特性及在艺术语言上的建树，大到画家或授意者对当时社会的政治信心以及思想动机等。对古画艺术影响的研究，如研究鉴藏本身，其目的不仅证实该图如何流传有绪，而且通过跟踪藏品的足迹，进入考据图像影响的地域和范围的程序。如根据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的题跋、收藏印分析，该图的收藏路线是北宋徽宗（一进宫）→蔡京→北宋钦宗（二进宫）……→南宋高宗朝吴皇后（三进宫）……→金代高汝砺……→元代溥光→大都胜因寺……→明末清初梁清标→清宫（四进宫）→伪皇宫溥仪……→现代靳伯声→靳蕴青→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五进宫）1，据此，可以展开该图对南宋初宫廷内外、元代和清代宫廷艺术的影响。研究某件古代书画在历代的艺术影响，应该顺延着该藏品的鉴藏路线沿途查询一个个收藏家和交友圈，捕捉到该图对哪些人、哪些地域产生过多大程度的艺术影响，哪些影响是直接的，哪些影响是间接的，一些直接的和间接的证据可以在鉴藏路线里找到。

2021年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关闭了迈克尔·C·洛克菲勒展厅（Michael C. Rockefeller Wing），对其进行翻新。这一展厅的故事可追溯至20世纪初。当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获得了大量的前哥伦布时期艺术藏品，并用卡车将这些藏品运过中央公园，运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人们认为它们应该与矿物标本和恐龙骨骼混在一起。“原始”艺术是一种没有日期的艺术，由没有名字的工匠在广阔的世界中创作的。

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时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大都会博物馆董事纳尔逊·A·洛克菲勒 (Nelson A. Rockefeller) 试图引起博物馆的兴趣，展出他收藏的大量前哥伦布时期和非洲藏品。不过，纳尔逊未能说服大都会博物馆，于是在1957年开设了自己的博物馆，名为“原始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Primitive Art）。该馆坐落在西54街一栋不大的联排别墅内，位于如今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后方）。纳尔逊的母亲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

这些看似行为乖张、令人难以理解的孩子，其实可能是一些特殊的神经发育人群，名叫「阿斯伯格综合征」。1944 年，奥地利的儿科医生汉斯・阿斯伯格在论文中描述了四个男孩在语言、认知和社交方面的典型症状，将这类障碍总结为「自闭式的精神异常」。1988 年，英国精神科医师洛娜・温引用「阿斯伯格」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些人群的特殊临床表现：这些孩子在幼年时可能有典型自闭症的特质，但随着年龄增长，会发展出流利的语言能力，想要和人互动，可他们又缺乏进一步的社交技巧，在对话时容易发生困难。1990 年之后，「阿斯伯格症候群」逐渐进入儿童精神科研究者的视野，与之相关的研究和讨论也越来越多。据 2010 年的一份全球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发生率约为千分之七，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可能有上百万名阿斯伯格综合征人群。

工作坊的发起人之一徐凌子是北京大学的临床医学博士，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出诊期间，她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她告诉我，如今，阿斯伯格综合征在学术上被归类为「孤独症谱系障碍」。所谓「谱系」，是一种理解这类疾病的模型，「它不能作非黑即白的二元分类，而是一个连续的谱，如果一端是严重的自闭症，另一端是我们所谓的『普通人』，那么按照其社会交往能力画一个谱系，阿斯伯格综合征就位于靠近自闭症的一端，但它的表现在自闭症中又是最轻微的」。

「我有时在想，为什么如今孤独症谱系障碍诊出率越来越高？一方面肯定是因为医学的进步，我们对孩子的精神健康状况越来越关注了。但另一方面，好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遇到过这样不善社交、行为刻板的同学和朋友，但为什么这种障碍最终没有影响到他的社会功能呢？」张立臣反思，「其实是我们现代社会生活所能提供的社交复杂度大大降低了。城镇化比例越来越高，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关起门可以自己生活。社交挫折减少了，但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所能接受到的社交资源、群体生活能给他们提供的社交机会也越来越少，他们不再能从同伴、从社会他人那里学习交往，于是这种融入社会的能力也就永久地缺失了。」

为此，在每周一次的社交课程上，老师们都非常注意孩子们之间的互相支持、情境扮演，还给他们留课下作业，要求他们回家后继续练习。他们还会在课堂上展示不同的社交场景，请孩子们分析、讨论，其中的角色哪一点做得不对，还有哪些调整的余地。当孩子们跳出情境，以第三方视角观看同龄人的互动，就能很快学会「正确的做法」。这也是他们想要帮助孩子建立的一些社交复杂度尝试。 研究阿斯伯格综合征多年，面对孩子们，徐凌子现在更提倡一种名为「神经多样性」的认知框架，正如我们一开始聊到的「谱系」概念所昭示的那样，这种理论认为不论是社会行为、学习能力，还是注意力等各个方面的多元和少数，对人类整体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如果大家都是感性的诗人，谁来写代码呢？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应该是丰富多样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有各种各样的特质，其实都是好的。」 除了孩子，另一个需要被支持的群体是父母。张立臣告诉我，正如每一位遭遇哀伤和灾难的人那样，当孩子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时，父母们往往会经历几个阶段：否认、愤怒、恳求、沮丧、接受。每个阶段又会有重复和回环，如果此时再有家人的埋怨、外界的不理解，再加上对孩子未来的担忧、经济上丧失支持，很多父母也会陷入焦虑和抑郁状态。

更令人感伤的是，属于孩子的孤独，最终也会成为笼罩在全家人身上的阴影。不止一位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家属告诉过张立臣，因为孩子社交和发展的特殊性，他们很难在其他的父母面前展开对话，「听同事朋友聊孩子，别人都在说学习说生活，我呢，我该说什么？那是一种在人群里的巨大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