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标题“天下之极”与副标题“世界枢纽”，是同一问题在古今不同场景中的表述。“极”与“枢纽”，在古代天学中都可以指北极附近区域诸星，大体可视为同义，天下和世界，则有古今中外之别。“天下”出自中国，“世界”出自佛教，近代被用来对译world（cosmos）。天下默认有天地上下结构，虽不排斥“诸天下”，但单数意味更强；“世界”在佛教观念中，本身即指“诸世界”，且一般没有明确的上下指涉。因此，主标题中的“天下”与副标题中的“世界”并不完全一致，也可以说，从“天下之极”到“世界枢纽”，本身也是一种“古今之变”。

另外，“极”兼有中心和边界两种含义，对本书特别重要的是，马王堆帛书本《周易》“易有太极”异书为“易有大恒”，提示“极”有“恒”的含义。您提到古代思想中的“永恒回归”主题，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大恒”（“永恒运动”）都以天体的圆周运动为象，直到近代早期天文学发现天体运动轨道实际上是椭圆前，一直都是这样。

但意外的是，当我在微博发出私信后，有九成得到了回复。尽管其中有的回复是「？」和「滚」，但最后有七成女孩愿意和我聊一聊。第一个答应我采访的女孩幻彩，微博主页看上去是大众印象中标准的「厕妹」⸺她的 ID 叫「在悬崖边」（注：该名字经过模糊处理），发表过「死全家」式的语言，也会关注心理疾病类的「厕所」账号。

真正接触后，我发现幻彩是一个很有礼貌、条理清晰的 17 岁女孩，几乎有问必答。聊天过程中，每当我表达关心和安慰，她都能敏感地捕捉到并给出回应，「你说话好温柔」「你的情感很细腻呢」「希望你越来越好」，还会在句子末尾加上可爱的表情符号「(>^ω^<)」。有很多瞬间，我感觉她和别的青春期女孩没有太大不同⸺会讨论美漫、美剧、cult 片，喜欢小猫小狗。

有人发言说，「我生病了还要去打工。命好苦。有钱人给我钱」。下面几个群友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安慰她，「有钱人是死全家了吗，不知道回馈社会给我点个奶茶」。另一个人发言说，害怕自残的伤疤被同学发现，群友表示感同身受，「遮住还要一直看，还抱团窃窃私语」「想把他们眼睛抠下来」。一个人说，自己因为被霸凌而辍学，只有初中学历，群友纷纷重复「霸凌的死了」。到了深夜，有人说自己一到晚上总是很难受，「睡觉前都要靠幻想才睡得着」，群友们立刻列队附和，「晚上坏」「晚上坏」，像是安抚 3 岁的孩子。

她们话题中的「公敌」是有钱人、幸福人、女明星，每当讨论到这些的时候，就会突然爆发出攻击性，「暴毙」「去死吧」「jprw」，有时还会发出大段不堪入目的脏话。但在群里观察几天之后，这些看似恶毒的言论不再让我惊讶，因为我发现它们其实没有太大含义，更像是「厕妹」们发明的、用来安慰自己的咒语。

而她们也清楚这一点，「就算我们发了这么多也没有一个有钱人因此死亡，甚至有钱人连一杯奶茶也没有损失，因为群里根本不会有有钱人」。

在「厕所」文化中，被公认网暴最严重、最频繁的是绘圈。在二次元爱好者中有不少喜爱画画的人，会根据游戏、动漫创作新的作品，被叫作「画师」，这也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交易圈子⸺人们会向画师约稿，定制自己喜欢的漫画，而大量的画师会通过特定的平台接稿赚钱。相比大部分「厕所」不会指名道姓，绘圈「厕所」吐槽的都是具体的作品，所以很容易就能定位到作者，达到羞辱本人的目的。大部分投稿是在嘲笑画作，包括人体比例失衡、画风过时、审美不符合观感等问题，大多是讽刺的语气，「亮瞎眼」「两眼一黑」「这一坨居然要 200 元」「想害死谁」。

「厕妹」的圈子与绘圈存在高度重合，不少「厕妹」也是画师，有的画师也关注「厕所」。这也导致绘圈「厕所」对于画师的攻击，很快就会传到画师耳中。卡卡是一名画师，会兼职在约稿平台「米画师」上接单，她曾两次被顾客挂 (即「投稿」) 到「厕所」，第一次是 2023 年初，她因为意外推迟交付，与顾客沟通并退还了部分稿费后，对方还是将她投稿到了绘圈「厕所」。

多位画师告诉我，绘圈被『投厕』已经成为常态，无论是不是顾客，只要对画师稍稍感到不顺眼，都可以发到绘圈「厕所」，「价格贵了一点可以挂，画得不符合预期可以挂，沟通语气稍有不满也可以挂」。一位画师提到，绘圈「厕所」还会有不少「亲友投稿」，指的是画师身边亲近信赖的朋友，将其私密的言论和作品投稿到「厕所」，供他人取乐，还有人会「潜伏在你的粉丝群里，把你没有公开发表、只分享给粉丝的私人稿件拿去『投厕』」。

在「厕圈」的逻辑里，画师是有粉丝追随的创作者，而且收费不菲，理应接受一部分负面评价。但卡卡不认可这样的逻辑，她每单的收入只有 100–200 元，一个月画二三十单也只能赚 3000 元左右，「很多『厕妹』说什么日入 300 比我进厂都多，挣这么多钱挂你怎么了。可画师连五险一金都没有，都是个体户，月收入还赶不上摆摊的，也要和明星对标吗？如果是摆摊的人被吃了一顿米线的客户挂到『厕所』，大家肯定会说『底层何苦为难底层』」。

画师阿乔一共被「投厕」了四次，看到「厕所」评论区有人说以前喜欢过她，感到非常不适，「我很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喜欢过我的人，我宁愿相信他们从来没喜欢过我」。第一次被「投厕」的时候，她情绪波动很大，一度很伤心，「有人一直监视着我、讨厌着我的感觉，真的很糟糕」。

回忆起启航学校，15 岁的王子韬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那扇紧闭的大红门。王子韬去年 11 月因持械斗殴被抓，随后被警察送入启航学校。王子韬说，大红门后，迎面是一道高墙，从墙左侧开的小门进去，才算进入了学校内部：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是学生平常的训练场地，操场左侧有一个凉亭和礼堂，右侧是食堂、厕所和办公楼，正前方是两栋楼，楼下寝室，楼上教室。校内到处都是监控，窗户均用铁栅栏封死，寝室门从外面锁住，上了三把锁。晚上还有教官陪寝，「很压抑」。

魏薇告诉本刊，启航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株洲本地，分为警送生和家送生。根据相关规定，警送生主要为因年龄原因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和检察机关决定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政府承担学费，矫正时间为三或六个月；家送生主要为存在不良行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法有效管教，需要求助专门学校的未成年学生，每月学费 7000 元。在魏薇的印象里，学校里九成以上学生为警送生，他们多数因为盗窃进来，少数是因为斗殴。

魏薇说，学校有学生 100 余人、10 名教官、1 名心理老师、3–6 名实习心理老师，以及几个文化课老师。平常主要课程是训练，包含蛙跳、俯卧撑、跑步、做操、打拳等。魏薇在学校的日子里，早上 6 点打起床铃，学生起床后整理内务，7 点半集合早训，8 点吃早饭。上午和下午均为训练。下午 5 点晚饭，饭后晚训或者看电影⸺看电影时也不能放松，得坐得笔直。今年 3 月中下旬开始，学校才零星开了几节文化课。

与王子韬感受到的压抑不同，作为较早入校的学生，魏薇对学校和教官印象不错，甚至感叹学校伙食好，在学校里胖了五公斤。魏薇回忆，去年 9 月开学时，学生只有三人，教官有六人，训练时严格但不乏耐心，一遍遍教他们训练动作。教官多当过兵，有的还在针对叛逆学生开设的特训营待过。休息时，教官「跟我们像兄弟一样相处，给我们买冰红茶、可乐，陪我们跑操、打篮球，没有教官打人」。 在学生的记忆里，教官开始打人，是在去年 11 月。那正是王子韬入校的时期，当时学校的学生已经有 22 个，教官也增加了两名。「学生多了，又有不听话的，教官就没那么有精力和耐心。」王子韬告诉本刊，入校第一晚，他被要求做了 1000 个俯卧撑和上下蹲，一直做到凌晨 1 点。第六晚，晚上就寝时，因不小心笑了一声，王子韬被拽下床，五名教官摁住他，总教官拿戒尺在他屁股上打了重重十几板，「像摁鱼一样」。四个室友则站军姿列队在旁边看着。

去年 12 月底，六名学生翻墙逃跑。为了加强管理，老生陆续被任命为班长，辅助教官管理。训练时，教官会安排新生穿插在老生中间，老生监督新生。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一种隐形的权力格局就此形成：教官、班长、老生在权力的顶端，中间是家送生，底层是新生。班长通常由与教官关系好、训练能力强且待的时间久的老生担任。进入学校最早的魏薇在去年 10 月成了班长。她说，新生若想跟教官搞好关系，首先得跟班长处好。在学校里，魏薇身旁总围着一群人，甚至有专人为她提水杯。魏薇说，教官曾暗示过要对家送生好些，他们是学校盈利的一大来源。

「专门学校殴打问题的存在，与近五年专门学校扩张过快，对专门学校监督机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苏明月从 2005 年开始研究专门学校。她告诉本刊，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工读学校设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面向有轻微违法的未成年人，采取半强制入学方式；1991 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工读学校」写入法条，确定其为对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方式。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唐稷尧长期致力于刑法学、少年法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告诉本刊，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工读学校的招生范围逐渐扩大，一些具有学校难以管教的青春期越轨行为（比如逃学、抽烟、喝酒、网瘾等）的未成年人也被纳入了招生范围，工读学校的入学方式也改为自愿申请入学。「绝大部分家长都不愿意把小孩送到工读学校，到本世纪初，工读学校因为招不到人，萎缩了。」为了消除社会的误解，2006 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 2012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将条文内涉及「工读学校」的部分，改名为「专门学校」。根据教育部 2010 年 12 月 29 日公布的《工读学校基本情况》数据，低谷时，2009 年全国专门学校数量仅 72 所。

唐稷尧说，专门学校数量的增长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2023 年，最高检公布的信息提到，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多元，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增长，且呈现低龄化趋势。2018 年至 2022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 32.7 万人，年均上升 7.7%；其中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 2018 年 4600 多人上升至 2022 年 8700 多人，年均上升 16.7%。唐稷尧说，对于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除了少数几个法定的刑事不法行为类型之外，他们所实施的大部分不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无法予以刑罚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难以对其处以拘留等行政处罚。如将这些孩子不加实际干预地放任于社会中，一方面可能成为社会危险性因素，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从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利的。

具体到启航学校，教官与学生比例为 1:10，教官多数是 20 多岁的退伍军人，大多缺乏教育经验。正式的心理老师只有一位，魏薇说，几位实习心理老师才 19 岁，是一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复杂的生源结构，也让老师的神经紧绷。王雪曾在湖南某民办专门学校担任心理老师。她告诉本刊，她感受到学生普遍缺爱，最初她是抱着关爱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但学生常常在背后骂她，有次还开黄腔，「我感觉自己也需要心理辅导」。王雪多次提到，她「无法接受」这些学生曾经厌学、早恋、怀孕甚至挑过别人脚筋，「稍微处理不好，就会惹祸上身」。负面情绪不断积压，她最终选择辞职。魏薇说，半年时间内，启航学校一开始的六名教官，离职了四位。

苏明月提到，2021 年收容教养制度被废止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改由专门学校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如何将他们与专门学校里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分类有效地进行教育矫治，避免「交叉感染」，是目前专门学校面临的一大挑战。唐稷尧告诉本刊，专门学校一方面要对孩子的不良行为进行矫正，对他们人格的成长进行干预，一方面要促使他们完成义务教育基本学业，同时还要给予他们一定的职业教育。但关于如何开展专门教育，现行法律制度尚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各个地方操作方式不同，大都处于摸索阶段。「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专门教育在实施中具有一定的约束性甚至惩戒性。通过适当的约束和惩戒，可以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让他们明白犯了错误会面临不利的后果，需要承担责任，以帮助其建立起责任感。但惩戒又必须选择适当的方式（如一定期限的禁闭），并需要一定的限度，尤其是不能够使用殴打等体罚方式，如果用体罚，实际上就涉及侵犯未成年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在专门学校调研时，苏明月接触过不少越轨少年。她告诉本刊，当孩子无法在家庭和学校建立亲密关系时，他们就会投入帮派团伙，在同龄帮伙的交往中获得存在感、依恋感甚至成就感。在这个圈子里，金钱是维护友谊的方式。在王凯印象里，周希军「有钱、有摩托车、有苹果手机」，每天的零花钱 10–20 元，是其他同学的两倍。他抽 18 元的利群香烟，打每小时 25 元的台球，吃每包十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槟榔。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提及，对待朋友他十分大方，经常请朋友吃零食、喝饮料。朋友不清楚他父母的工作，但都相信他家境富裕。

不过，一旦父母切断了金钱来源，一切就会往着不受控的方向发展。有朋友曾亲眼看见周希军使用手机赌博，有时也会骗钱。周希军和朋友以合伙购买摩托车的名义，骗过一个学生几百块钱。进入启航学校前，他开始跟人去「扒车门」。魏薇说，「扒车门」就是去忘记关车门的车上偷盗。参与者分工明确，一人拉车门和放哨，两人迅速坐进车里，关好车门，在驾驶室快速翻找。魏薇说自己最多一次，拿了 2000 元，还有三四包烟。

引燃这场险些变成全面战争的冲突的导火索，依旧是克什米尔。虽然已经快一个世纪，克什米尔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并依旧是两个核大国之间随时点燃的「火药桶」。

1947 年英属印度独立，分治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作为一个英属印度邦国，需要决定加入哪一个新生成的国家。人口上，克什米尔地区有大量穆斯林，但亦有不少的印度教信徒。政治上，当地的统治者则是印度教王公。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加之政治上的混乱，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决定动用武力确认克什米尔的归属。从 1947 年至今，克什米尔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实控区。

围绕克什米尔，两国曾经在 1947–1949 年爆发第一次印巴战争，也曾在 1965 年爆发第二次印巴战争。1972 年双方签署《西姆拉协定》，确认两国在克什米尔的实控线。50 多年来，除了 1999 年的印巴卡吉尔战争和 2019 年的克什米尔空战，克什米尔没有再爆发什么大规模的战事，但最为损耗和平的，其实是那些持续不断的冲突、袭击和小规模战争。

持续不断的袭击和治安战，是克什米尔危机的特征之一。1980 年代开始，印控克什米尔的武装袭击的「水温」就越来越高。这中间，克什米尔的民族主义者率先发难，接着又是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加入混战。印度的回应则是多次解散克什米尔当地政府实行中央直接管理，并派出大批军警用强力维持稳定。可想而知，这种模式带来的副作用，是当地的经济凋敝，人口外流，暴力冲突不断，巴基斯坦方面也不断指责印度在治安中采取了大量私下杀戮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手段。而克什米尔内部对印度的不满和反对，在这种局势下也显然不可能缓解。

克什米尔的暴力冲突在 1990 年代一度达到顶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书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苏联–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出现了阿富汗圣战武装渗透印控克什米尔的风潮，令印度军警疲于应对；印度政府此前承诺克什米尔居民的普选也不断跳票。二者叠加带来的血腥冲突和混乱，是当地极为惨痛的记忆。

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倾向认为，这些抗议、冲突，乃至恐怖袭击，背后都是巴基斯坦官方在支持。印度还认为，部分针对印度本土的恐怖袭击和克什米尔武装组织有联系⸺如印度政府指控称，2008 年发生在孟买市中心造成 166 人死亡的恐怖袭击案，背后是巴基斯坦支持的「虔诚军」，而其目的则是实现印控克什米尔脱离印度。

而巴基斯坦则一直否认这些指控。巴方还不断提出，这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印度对克什米尔人的错误对待，令当地一直有反抗印度管治的心态和行动。

莫迪政府对克什米尔的印度本土化改造更激化了双方的对立。

2019 年，随着克什米尔发生恐怖袭击以及印度对巴发动的越境军事报复，莫迪在大选中借助安全议题高票获得第二任期。确认连任后，莫迪随即废止了印度独立以来在宪法中赋予克什米尔的特殊自治地位，并修改了克什米尔的政区设定。

显然，莫迪是想让克什米尔彻底变成一个印度省份。这一行动被视为政府的重要政绩⸺废除自治地位后，印控克什米尔的治安似乎也变好了，2024 年还恢复了邦一级立法机构的选举。2024 年初，莫迪访问克什米尔时就表示，克什米尔在宪法修改后安全局势大幅改善，他「赢得了克什米尔人的心」，因为人们「现在可以自由呼吸了」。

但这样的局面，在巴基斯坦看来是印度在不断单方面改变现状。巴方也质疑莫迪试图在克什米尔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议程。

「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有一种『这是自家事情』的执着。印度国内特别在意的是不能让它国际化。」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来自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毛克疾告诉本刊。

国际社会曾经尝试过调停克什米尔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更是在 1948 年通过第 47 号决议，指出克什米尔的未来应当通过当地民众投票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则应为投票创造条件，先从当地撤出军队和人员，投票交由国际社会监督。然而，这份决议至今已有近 80 年，其执行的可能性也近乎渺茫。

木易一家的敏感来自于她和丈夫的工作经历。她曾是一位从业 10 余年的科技媒体记者，她的丈夫常年从事网络安全工作，两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网络，但也因此对互联网产品的运作逻辑多了几分谨慎。她当时识别出那个学习 App 所鼓励的分享、点赞和链接模式，就是社交媒体最基本的吸引用户的方式，「我天天都在跟产品经理打交道，太知道互联网平台吸引用户的策略了」。

一般而言，社交媒体被定义为供人们创作，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及经验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乔纳森・海特总结的社交媒体四大特点分别为：用户建立个人档案、用户生成内容、发展人脉网络、互动性（比如点赞、留言、分享）。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学习 App 也可以算作一种社交媒体。而这也是很多青少年在接触互联网时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在这里，社交是无处不在的，你可以在听歌软件上社交，可以在看视频时社交，在学习时社交，甚至在改错题时社交。

社交为什么如此重要？其实，它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能。美国社会与消费者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卡尔·D. 马尔奇 (Carl D. Marci) 指出，人的大脑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渴望，当我们在与伙伴面对面交谈时，当遇到那些双方都感觉到有意义的时刻，两人的生理反应会变得相似。而在和他人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渴望时，大脑会分泌令人感到愉悦的多巴胺。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征，在原始部落时代，善于社交合作让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最早的社交媒体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长期研究社交媒体，他告诉我，不管是美国的 Facebook（脸书）还是中国早期的人人网，人们注册并登入其中，一开始都是为了复制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同时与陌生人建立联结。但很快，「分享文化」开始流行了起来，「关于 Web 2.0 时代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叫作『Sharing and Web 2.0: The emergence of a keyword』。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分享 (share) 是一个有指向性的词，而在这之后，分享 (sharing) 本身成了一种道德和伦理。互联网鼓励『share you with the world』（向世界分享你）的行为，后来的很多数字平台，都是在这个逻辑上建立起来的」。

而从大公司内部来看，这种鼓励分享的机制是他们商业模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20 年，Netflix 推出了一部名为《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的原创纪录片，许多 Google、Facebook 等大公司的原始开发者出镜，展示了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和算法机制。其中，Facebook 商业化的早期负责人蒂姆・肯德尔 (Tim Kendall) 介绍，为了使公司实现盈利，他们最早引入广告模式，即将用户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来获利，但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平台意识到，广告主需要更具确定性的投放。他们发现，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个体数据和交互行为生成预判模型，从而更加精准地出售用户的「认知改变」。

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2025 年 4 月，一家头部短视频平台第一次公布其算法原理，在当时发布的新闻通稿中提到，「推荐算法核心目标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点击、浏览、喜欢、转发、收藏等），构建个性化的推荐模型。系统会基于用户历史动作、对象特征和上下文环境，采用算法模型，预测用户可能会对什么样的内容产生什么样的行为。算法已几乎不依赖对内容和用户打标签，而是通过神经网络计算，预估用户行为，计算用户观看这条内容获得的价值总和，把排名靠前的内容推给用户」。

如今的社交媒体背后，有无数互联网工程师在想尽办法实现以上目标。和很多硅谷的产品开发者一样，特里斯坦・哈里斯曾在斯坦福大学的「劝服技术实验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 学习，在那里，科学家们专门研究如何利用人类心理学知识来改变、影响人的行为。他们学会在产品中使用最原始的「成瘾机制」，比如积极的正向强化、无法预测的奖赏等，增加用户的停留和使用时长。可以说，接入互联网后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像一台老虎机。

分享、点赞等社交行为既可以成为一个吸引用户的「钩子」，促使他不断打开 App，也可以为预判模型提供数据。在那部纪录片里，导演专门模拟了一个美国普通家庭成员使用手机的情况，当大儿子上课时，算法系统根据孩子们的实时定位和之前的交友申请，确定现实中的人际网络，向他推送一条心仪的女孩在照片中「圈」他的推送，于是，他很快在课桌后点开了屏幕，给对方留言。而在屏幕那一侧，算法拟人的小人们开始庆祝，再后来，根据精准的数据模型，他们先给男孩推送了一条视频，又在后面附上了运动鞋的广告。

对青少年而言，出现在同伴社交圈层里的渴望，要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脑科学研究发现，人在青春期发生的大脑发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社会脑」中的改变，这个脑区会调控我们对他人的反应。曾经担任美国青少年研究学会主席的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 (Laurence Steinberg) 在他的书里指出，当青少年看到他人情绪的照片，或是被要求思考他们的友谊，判断他人的情感是否受到伤害时，这部分脑区就会被激活，因此，「在任何年龄被拒绝都是痛苦的，但青少年会比其他任何时候更痛苦」。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发现自己的朋友们拥有一个自己无法触及的线上世界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社交焦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旦接入这个世界，他们反而会迎来更多的焦虑和不安。在和我聊天时，新迪已经恢复了平日稳定的状态，关于假期里的争吵，她也向妈妈道过歉，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当时的做法有什么不对，那天她想要帮忙拍「带 ID 打卡」的朋友是班里关系不错的一个同好，对方也给她在展会上带过小卡，「如果她知道我在瓶邪（《盗墓笔记》里一对组合的名字）旁边拍了照却没跟她说，她肯定会不高兴啊」。

除了「带 ID 打卡」，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社交活动还衍生出了很多日常生活不会出现的行为，比如点赞、礼貌互关，以及班级群里发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大家要去围观，小圈子里有矛盾，也要去解释、修复关系，更不用说假期里，人人都在分享着各自好玩好看的东西。新迪觉得自己哪怕离开五分钟，就可能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事。这些社交行为还附加着许多原本不存在的指标，进一步增加了社交焦虑。 但如此忙于社交，是否真的会让青少年感到更强的联结感？答案常常是否定的。新迪有时会觉得，在网上和朋友交流经常会变成一项任务。「扩列」似乎是个不错的隐喻。形式丰富的社交模式，反而让原本很简单的聊天都成了奢侈品。扩列群里，大家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属性，却不能只是友好地打声招呼，开启对话。如果对方要求「躺列」，你甚至想要单向删除他都是件不礼貌的事。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 (Robin Dunbar) 曾经提出一个「邓巴数」的概念，即人类社会群体规模的上限为大概 150 条的社会纽带，我们往往会和 3–5 人关系密切，剩下的时间则会分配给剩下的 100–200 人。超过这个上限，人的大脑其实已经很难管理社交网络，因此整体社交质量也会随之下降。

中国艺术史上可追溯的屈原图像始于南北朝时期。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六载录有南朝刘宋画家史艺的《屈原渔父图》，这是目前较早见于文献记录的，该画虽评价一般，却开创了以视觉艺术诠释屈原的先河。此外，据明末萧云从《楚辞图自序》所言，南朝梁代大画家张僧繇作过屈原像。事实上，此时的屈原形象尚未定型，多依附于《楚辞》插图或宗教壁画中，功能大于艺术性。

宋代以降，历朝均有画家为屈原画过像。如宋《历代帝王名臣像》里，有屈原的形象。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画有《九歌图卷》，卷首也有屈原画像，这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和张渥都曾临摹过。元代张渥临摹李公麟的《九歌图》中，屈原首次以独立形象出现：宽袍长袖、面容平和，似忠厚长者，但忧思不足，体现了元代文人隐逸思想对屈原形象的“柔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