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柏林——当今世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它不仅是德国首都，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文化重镇之一。进入此书，仿佛自己静止站立在柏林的街市，几百年的历史事件、声色犬马、白日、黑夜、浪漫、血腥，都风驰电掣般从眼前掠过。对历史的回顾使内心充盈，思想活跃。那些曾经走在柏林城中的人，如中世纪的民谣诗人、建筑师申克尔、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电影巨星黛德丽等人的故事，如小说般迷人，衬托出真实而宏大的历史叙事。城与人在历史中彼此形塑、影响、交融。这个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这座矛盾之城，如黑熊般憨拙而凶猛。

作者简介
罗里·麦克林（Rory MacLean），集英国皇家学会文学奖、加拿大评委会、英格兰评委会荣誉奖，温斯顿·丘吉尔旅行奖，并获得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提名于一身。这本《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是其定居柏林后的杰作，荣登华盛顿邮报十佳读物。至今为止他已有九本著作，其中包括 十分畅销的《斯大林的鼻子》和《巨龙之下》。他给予了非虚构类社科作品创造性的写法，不仅学识深厚，且文笔优美，令人喟叹。他的作品广受青睐，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学识征服了学界与大众。除此以外，作者还为BBC写广播剧本，以及创作电影剧本。

说明 应该是大学本科时读的书。

总评 翻译太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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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歌谣鲜有书面记录，大多是口头相传，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注重准确和外在的形式：音节数量，传统韵律,全靠死记硬背。古登堡出版社(Gutenbergpress)虽然十几年前就开始出版书面歌谣，却依然没有完全取代这种口头相传的传统方式。柏林的藏宝阁里，为数不多的手稿都是出自方济会和多明我会的成员之手。学识渊博的抄经文者是不会劳烦记叙古老诗歌的。此刻，在这个破落不堪的墓地，康拉德放胆想象自己正记叙古诗，劳拉则陪伴左右，红袖添香。

38页
远古时期，条顿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在沼泽平原上相互征战厮杀之时，死神就已经在场。公元七世纪，死神将定居在河岸两边沙地上的文德人、斯拉夫人挨个收拾掉。文德人、斯拉夫人按照波拉布语将这里取名为贝尔(Berl)——“沼泽”的意思。这片土地上的人，先是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继而又反对波兰的国王，于是，死神昂首阔步地穿梭于这片蛮荒之所，将勃兰登堡藩侯的封地变成欧洲最后一块皈依基督教的地方。年复一年，死神通过饥荒.瘟疫和强盗般的王公贵族造访人间“这些王公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为所欲为，横征暴敛，直到它枯竭成贫瘠的不毛之地。三十年欧洲混战期间，死神行走于哈布斯堡王朝和瑞典的军队之中，士兵的尸体肆意抛洒在泥泞不堪的大街之上。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死神目睹超过一半的人口要么被活活烧死，要么被丢进油锅里煮死，或是直接用柳条捆住手脚扔进河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伤寒病,他们的鼻孔里散发着烂肉的恶臭。到1638年，柏林仅有845户人家，数量还不到原来的一半.而古老的柯林城则遭到彻底的毁灭。死神把这些四分五裂、流离失所的灵魂聚集起来，听他们哭泣，听他们绝望地呼喊一个伟大领袖的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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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1922年6月24日上午，拉特瑙坐进他的敞篷车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忙着准备演讲稿，不停地与人商谈如何减少作为战争赔偿的煤炭输出量，还时不时地把玩那尊青铜雕像，弄到大半夜才睡。眼下上班也要迟到了。他的司机加速驰离格鲁内瓦尔德别墅区，进入去外交部上班的大道。国王大道两侧种着古朴的橡树和栗树，拉特瑙乘坐的轿车右转时，一辆深灰色的轿车靠了过来停下，从车里走下一名右翼组织的士兵，名叫尔文•科恩。只见他端起机关枪对着拉特瑙一阵扫射，他的同伙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Fischer)随后向外长的车里丢进了一颗手榴弹。

“一起凶杀案只是一起凶杀案，那不真实。”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斯后来写道该凶杀案疑团重重，无法忘却，也无从报复。”

魏玛政府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人自危，拉特瑙遇剌只是三百五十起政治暗杀事件的一起而已。就在拉特瑙遇刺当天，德国马克汇率跌了10%,两周后跌去一半。到了夏末，货币大幅贬值的趋势还是无法停止，导致极度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政治体制岌岌可危，几百万人命垂一线。十一年后，经济大萧条助推纳粹党掌握政权。科恩和菲舍尔被追认为英雄，拉特瑙遇刺当天成为法定国民节日。1933年，AEG公司总裁与希特勒秘密会晤后，向纳粹党捐助了六万马克。颇具辛辣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该公司还遵照合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了电力设备。

132-133页
“柏林并非处处动人可爱。”泊梅写道。她的话不仅揭示出柏林不为人知的弱点，还道出了德国普遍存在的双重标准。“至少总有一扇门为男人们敞开着。”她愤愤不平地宣泄道，“男人的一生，不会像我们女人那样,一失足就毁掉一生。这个世界属于男人。我们女人只是男人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已。”这本日记卖出了一百多万册，孵化出一个剧本，催生出六本类似的仿作，还两次被搬上银幕。在这本日记的序言中，泊梅指出：“小说中轻描淡写的日常琐事，毫无意义，或者说看似毫无意义，却真实地涉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39年，泊梅去世。直至她去世，她坚持认为《迷失少女日记》并非虚构小说，而是她编辑的、由瑟米安・哥特巴尔(ThymianGotteball)写的真实故事。

但是，这本日记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已经并不重要，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给柏林乃至德国带来的变化。几百年来，保守力量一直利用陈腐的条条框框来控制妇女：少女必须保持贞洁，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要为男子生育后代：妓女既是受害者也是别人家庭的破坏者。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像基希纳（Kirchner）和格罗兹（Grosz）这些画家，像布莱希特（Brecht）和伊姆加德·库能（IrmgardKeum）这样的作家，以及像黛德丽和布里吉特·赫尔姆（BrigitleHelm）这样的女演员，都把妓女当做是重新定义女性性行为的一种手段。的确，有少数命运不济的妇女曾经（将来也会）被迫从事妓女这一行业。但是在柏林，越来越多的性工作者得到解放，她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将其视为正当的谋生手段。无论是在书本里，还是在舞台上或是在银幕上，她们变成性解放的典型，成为这个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首都的化身。她们不一定非得是天使或妓女，女儿或妻子。相反，她们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完全可以积极地表达她们的欲望。

191页
在伊舍伍德的书中，异性恋的道路也很少一帆风顺。像简•萝丝一样，莎莉也怀孕了。（莎莉是被虚构的克劳斯•林克弄怀孕的，萝理的杯孕则是由魅力十足的真实人物彼得•冯・艾克促成的。冯・艾克在温德米尔夫人家弹过钢琴〉。随着纳粹党执掌大权，两个男人都逃离柏林，前往好莱坞。在好莱坞，冯•艾克后来主演了电影《恐怖年代》（wagesoffear）以及有关冷战的经典电影《冷战中的间谍》，跟萝丝一样，莎莉最后也流产了。伊舍伍德的出版商试图将有关流产的章节删除，以免引起英国读者感情方面的不安。

对于大多数非徳国人来讲，莎莉有着典型的柏林市民特征：性感且不安分，可怜且粗鲁无礼。但是，正如莎莉这个角色令人难忘一样，伊舍伍德的书，以及由这些书改编的戏剧和电影都影响深远，因为他书中的人物都扎根于柏林这个大舞台。

“这是一个风云世界酝酿成型的时代。”他后来在一半虚构、一半纪实的自传《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伴》中这样写道，“在这个酝酿过程中，所有政治理论的真实性都将得到检验，正如实际的烹饪操作检验烹饪的书本知识一样。在柏林的酝酿成型中，失业问题，营养不良问题，股票市场带来的阵痛，对《凡尔赛条约》的憎恨，以及其他种种不満情绪，这些都充斥于社会。“我就像是一个快门己经开启的照相机，只是相当被动地拍摄，却没有思考。我拍摄下对面窗户后刮胡子的男人，拍摄下身穿和服、正在洗头的女人。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被冲洗出来，印制出来，公之于众。”

215页
斯登堡也渴望震撼寰宇。他想打造一个性感魅惑而又柔情缠绵的意象，同时想在有声电影的早期获得未经雕琢的原始自然声音。他要让观众陶醉于他所谓的清脆之音中，比如硬鞋跟踩在鹅卵石上的声音，狗的叫声，金丝雀的吟唱声，当然首先是黛德丽的声音。

斯登堡完全陶醉于这个女人以及这部电影。他对黛德丽的歌舞表演倾注了大量心血，长时间不间断地对它们进行拍摄。他确信，她那欲擒故纵的歌声会深深地打动观众的心扉，感动观众，让观众不能自拔，彻底地征服观众。自视甚高的埃米尔•强宁斯，作为主角在剧中扮演教授，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他的风头抢走。因而在拍摄他勒死歌厅女郎的镜头时，他怒火中烧，假戏真做，真的在黛德丽的脖子上留下血痕。

只有一群人不为该电影所动。电影厂的头头们，包括后来担任希特勒政权中的财政部长胡根贝格，他们对这一电影深恶痛绝。在德国新时代伊始，当权者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劳拉•劳拉征服并羞辱了像教授这样一个恪尽职守、遵纪守法的模范人物。这在当时必定会造成某种后果。为了突出歌女的堕落与邪恶，同时也给国人某种激进民族主义的信号，电影的结局最终被篡改。即便如此，胡根贝格还是余怒未消，政治野心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未能发现黛德丽激情似火的表演所带来的作用。他终止与黛德丽签订的合同，使得黛德丽脱离了巴贝斯堡电影厂的束缚。

243页
《意志的胜利》并非天才之作，而是坚持不懈地埋头苦干的结果。它的成功,意味着里芬斯塔尔可以选择她的下一个拍摄计划。而她作为一个永不乏野心之人，选择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国际奥委会就将1936年的奥运会举办权交给柏林。为了充分展现徳国的宜传攻势，希特勒命令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馆。其主馆可以同时容纳100000名观众。奥运村可以接待5000名运动员。一旦他征服欧洲，它将成为未来千年的奥运会家园。希特勒对里芬斯塔尔说：“拍摄一部以奥运会为主题的纪录片，舍你其谁？"

在为奥运会准备期间，柏林城为迎接八方来客进行了全城卫生整治。流浪汉和少数民族都被迁往郊区。反犹太人的海报，比如那些画着长鼻子的强奸犯玷污日耳曼少女的海报，都被藏匿起来。就像过去不关心第一家犹太人的商店被关闭一样，里芬斯塔尔也根本不关心眼下的这类伪装。她把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她开始游历古希腊城，寻找希腊远古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拍摄纪录片所需的片头外景。她拍摄了古代的经典雕塑，这些雕塑形象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在裸体的运动员和跳舞者身上体现出来。神话色彩的象征性再一次令她心醉神迷，就像柏林竞赛场的选手表现优异之后的心情一样。她特别喜欢拍摄那些充满朝气的运动员胴体。她拍摄的角度多种多样，水下拍摄，将摄像头挂在马拉松运动员的脖子上，甚至将摄像头安装在飞船或者气球上。

对柏林而言，奥运会具有政治意义，是向世人展示其“新政权的壮丽宏伟，永世长存，神圣崇高。”受德国政府邀请，英国议员亨利•香农，绰号“薯条香农”作为嘉宾观看了本次奥运会。他是位日记作家，在日记中记叙了他的想法。“每当有人获胜，整个体育馆的观众都会站起来，高举右手，唱响获胜方的国歌。由于德国人频繁获胜，体育馆不断响起国歌《德国高于一切》以及霍斯特•维塞尔谱写的歌曲，即纳粹党圣歌。我个人觉得，纳粹党党歌《旗帜高举》的节奏旋律还是比较欢快的。”

283页
戈培尔从来不对自己的种族主义思想产生丝毫困惑，也无需任何鼓励就会攻击犹太人，时不时地还会怂恿希特勒实施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行动。

他担任部长后的首次演说就开始疯狂地攻击犹太人。他说：“你们（犹太人）无权代表徳国人民在舞台上、电影里或者报纸上侃侃而谈。你们无权代表徳国。“1933年，他领导了全国范围的抵制犹太商店运动，并称此次运动为“一次伟人的道德胜利”。1938年，他“煽动民众的怒气“。就在制造了“碎玻璃之夜“的那天晚上，他命令所有警察不得“妨碍自发的公众游行”。将近破晓时分，四分之一的男性犹太人被捕。柏林几十家犹太人经营的百货商店，餐馆酒店，包括威尔森大酒店、杜布林咖啡厅、维也纳咖啡厅等，都被群情激昂的群众无情摧毁。戈培尔在日记中自鸣得意地写道：“太好了，正中要害。”

戈培尔想肃清德国所有的犹太人。他建议在公众场合犹太人应该在衣服上别上一颗黄色小星。所有的犹太人，男的应该叫“以色列”，女的就叫“撒拉”。他还及时让人拍摄偏激的、反犹太主义的电影，如《永恒的犹太人》，居心叵测地将波兰犹太社区中饿殍遍野、狂欢作乐、聚众淫乱的场面搬上银幕。还有一部臭名昭著、极具煽动力的古装戏《犹太人苏斯》，戏中一个恶毒的犹太人强奸了一位天真纯洁的雅利安女孩。女孩不堪羞耻，投河自尽。电影放映后的三年里，观众人数达到两千多万，成为纳粹党制作的票房最佳的电影。纳粹党二号人物希姆莱还将该电影定为党卫军和警察必须观看的电影。电影放映多次后，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开始到大街上袭击犹太人。

415页
我们的记忆并非固定不变，也并非需要重新拼凑的无序碎片，更不是图书馆中积满灰尘的书籍。相反，记忆促使我们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对话。我们的整个历史记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都在想象中得以重新构建，成为不断延伸发展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得以理解眼前纷繁嘈杂的新生事件。

同样，柏林的身份并不是建立于石头，也不是建立于砖瓦。它的故事仍在传诵。这个城市一次又一次地重塑自己。在它神话般的沾沾自喜中，融合着苦涩、血腥与好战的历史。随着德国变成了欧洲的财主，柏林的城堡再次高耸入云。梅尔•布鲁克斯的《制片人》在海军总部隆重上映，颂歌《希特勒的春天》在元首曾拥有私人包厢的大剧院响起。每次演奏完冷战歌曲《地平线后方》，观众们沿着曾经的死亡地带纷纷离场，用口哨吹着《东柏林的女孩》。

418页
“所有的艺术都是捉模不定的。”大卫•鲍伊曾经说过，“艺术的意义并不见得只是由创作者赋予。意义并非确定。没有什么意义是言之凿凿的。同样的艺术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个人的经验背景不同，他们对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的阐释，甚至对于科学的阐释，都会绽放出不同的光芒，都会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阐释中融入主观性。换言之,正是在柏林，爱因斯坦着手修订他的理论，认识到现实并非固定不变，提出了他的相对论。

摘录 转引
往事并不如烟，甚至从未远去。 The pat is never dead，in fact it’s not even past ——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