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本书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整体考察对象，在以批判性反思进入“百年文学”此一大变局时，超越常见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思路，着重以中国的视点会融新知，审视一个求新求变的文学世纪；且以当代人的目光回首来路，整厘传统，检点得失，选择20世纪文学进程中有关键意义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将“经历”积聚为“经验”，采取横切竖排的结构模式，进行了深细的论述。其中，从中国特有的文情出发，对“文学现代性”的真实缘起及内在复杂性，做了深一层的开掘；从社会思潮与方学资源的向度，对“左翼——延安”文学与一个时代的新文化构建，进行了新的考量；从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视界，对文学与政治、城市与乡村、性别与写作、传媒与生产等关系，做了另有新境的梳理；从历史语境与精神状况的角度，对现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策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还从一个世纪大中国文学的时空之间，对台港文学和留学生文学做了新的解读和探悉。全书按照“本土立场、问题意识、还原历、打通迷断裂”的著述理路，既有学院专著严谨厚实的特点，又兼具反思与创新的活力，由浮世而见精神。

作者简介
杨匡汉（1940-），上海宝山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当代文学、诗学，现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61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年9月～1969年12月在内蒙古日报社工作，1973年2月～1979年10月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工作，1979年11月至今在本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代表作有：《心灵和鸣》(专著)、《矫娇不群》(专著)、《诗学心裁》(专著)、《唐山流寓话巢痕——论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中国人文精神》(论文)、《飞鸟犹知恋故林——论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母题》(论文)等。

说明 应该是高中时读的书。

总评 很不错的文学入门书。

4页
每一个文学家对历史有感情上的责任，对价值有理智上的义务。

25页
从社会生活到文学艺术，“道德”的相对化与“信仰”的个体化，使以往统一的“道德标准”消解了，道德话语变成与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相联系的东西。

55页
“现代性”（modernity）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语言概念。它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们，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过程，去不断地赋予内涵与意义的“后设”（meta-）概念，因而它的意义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现代”的不同“语境”（context）变化的，从而也是“历史”的。

68页
我们这里所以重提中国传统“历法”和相关的时间概念，是因为中国的两种纪年法——即政治性的时间概念（如根据皇帝的轮替而改变的光绪纪元）和文化性的时间概念（如循环的甲子纪年）——蕴涵着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经验、历史经验和自然观。“改正朔，易服色”，标志着政治时间的变化；而六十甲子的变更，则象征着万事万物的循环往复。这种关于时间的经验，与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经验、历史经验和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
批注：谈论“进化论”的无限发展。

103页
想象——异邦，“天下”的瓦解。《山海经》与《镜花缘》——把“近代”的经验和眼光植入古典的文本，从而使过去的经验在改写中“复活”并得到充实。（P103）

119页
中国的“转型”特殊性：被迫性（其“转型”要求并非由本国固有历史文化自发地产生）；模仿性（一切思想和措施尽由师法而来，自己并无创造性可言）；摇摆性（“转型”并非根植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理性而增加了难度，集中体现为对所做选择的善恶判断不明，往往具有权宜的意味）；矛盾性（非原发以及异己的特性，令“转型”必以自身历史文化的“断裂”为代价，使其本质无法是和谐的）

175页
作家诗人为自己拿惯了笔的手指感到羞愧，似乎这样一双手比之于擅长挥舞锄头熟练使用锯子刨刀的手，要来得低贱，似乎从事脑力劳动不单不是人类更进步的表现，反之却要比从事体力劳动不体面，有寄生虫之嫌。
批注：我更愿意联结帝国体千年历史来考察此种现象，即“文化”成为帝国体千年以来人民的终极幻想，而面临“现代化”转型之际，不论是出于民众深层心理——对“文化”的渴望与无法成功的交织矛盾，还是对政治系统打破文化系统的主导地位，都需要将原有的文化系统践踏至最低级，而文化的主要体现者——知识分子则成为历史的牺牲品，群众在践踏文化的过程中建立原有的自尊与自信，使无法成功成为一种“光荣”，使自己满足。由此，原有的“士农”关系颠倒位置，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体所能成功的，而是整个中国全部人在进行的“壮烈牺牲”与“悲剧”。——即“从心理上、精神上击垮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让他们从狂妄走向平凡”（P175）。整合阶层之间的融洽，必须让某个阶层作出牺牲，而狂妄且人数占劣势者则被选取。

178页
整风使知识分子陷入的是道德危机，而非政治危机；在政治上，他们其实并不怀疑自己，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对革命对党的忠诚有问题，但是，他们道德上的自我却不能不懂要了。

192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如何在中国建立起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模型的党对文化的领导权，而这一领导权自孔子以来就无疑一直掌握在传统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排除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这个障碍。
批注：请农民担任作家“裁判”，让农民提意见.

214页
组织化给文学注入一种超级力量——政治隐喻，任何单独发生的具体的文学现象，都可能与党的整体意志无缝对接，都可以被这样解读，至少预置了这种解读的期待视野。
批注：这无疑是原有政治系统顺服于文化系统的反动，即文化系统必须服从政治系统，文化特征不再成为动摇政治的合法性，而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它不再具有独立性，不再具有原有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原先为“道”，是全体人民的无意识赋予，而如今政治系统就代表着全体人民，而文化系统不过是进一步融洽全体人民的工具，它不再具备原有的功能与地位。——中国近代，文化系统-政治系统的大众化趋势，五四运动总体而论还是知识分子的“平民化运动”。

243页
作为一种即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政党意识形态，“延安体”不动声色地大量置换了民间形式的话语，充分利用语言能指的模糊性，将其语义指向政党意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体系独特的“组织化”架构也适时地发挥其整合作用，使民间形式与民间文化的固有传统相剥离，转而成为一个特定政治集团的精神的代言体。
批注：创作、改编——知识分子的工作。

253页
尽管几十年中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不遗余力，但均贫富、崇农抑商、忠君之道、圣王之治、道德中心主义……基本的传统理念，借民间文化这个管路，反而完好无损且大行其道，对整个社会起着支撑作用。

277页
文艺创作只能以工农兵这一群体为描写对象，而且在具体描写中，必须在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到艺术上的高大和完美。

426页
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尽管学者们对其性质和定义仍争论不休）和20世纪中国的文学革命均代表着一种对秩序、理性、程序化（schematixation）、仪轨化（ritualization），以及生活的组织化的古典主义传统的反叛。它们均导致了对真挚（sincerity）、自然（spontaneity）、激情、想象以及个体能力的宣泄——一句话，导致了对人的主体情感和能量的强调与渴求。（李欧梵，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