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深入历史看苏联成败，世界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隐秘情节。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和大饥荒的多重打击，如何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姓社姓资的冲突秘密警察对合法经营的干扰，苏联与美国的公开与暗箱交易，传奇领导人的悲惨结局。1930年前后，爆发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国际市场上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作为苏联主要外汇收入的粮食、木材和石油的出口所得大幅减少，远远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对机器设备和各种物资、技术的进口需求；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大饥荒也使大批民众面临断粮的危险。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多次提到的“外宾商店”就出现在这个危机的年代。这是苏联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允许自己的民众在“外宾商店”这个“苏联的商店”里使用外汇、沙皇金币和其他贵重有价物品进行支付，以换取他们生存所需的粮食和其他物品。
1933年，外宾商店收集的贵重有价物品的价值相当于当年苏联工业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外宾商店也完成了另一项重大社会使命，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撑过饥荒岁月提供了机会。外宾商店的盛衰历程展现了苏联应时而变的生动历史。它不仅揭开了苏联国内史不为人知的一页，对外宾商店经营情况的分析也有助于就苏联的经济运作原则、日常生活特点和消费文化发展路径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最初，作为莫斯科贸易公司办事处，外宾商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外国游客出售古董并在苏联的港口向外国海员提供补给，以此换取外汇。但工业化需要资金，于是，外宾商店在 1931年6月向苏联公民敞开了大门。开始时，苏联公民可以在外宾商店使用沙皇金币购买商品，之后可以使用日 用金器、白银、宝石、外汇现金以及境外汇款进行交易。为了在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推动工业化，苏联领导层贷款购买了进口设备和原料，用于建设中的大型工业企业，急剧拉高了外债。1931年是疯狂进口的巅峰。向苏联公民开放外宾商店是为了借此偿付工业化外债。

作者简介
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Еле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Осокина，1959-），历史学博士，教授。出生于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市。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工作多年。目前为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俄罗斯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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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值得一读。

最初，作为莫斯科贸易公司办事处，外宾商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外国游客出售古董并在苏联的港口向外国海员提供补给，以此换取外汇。但工业化需要资金，于是，外宾商店在1931年6月向苏联公民敞开了大门。开始时，苏联公民可以在外宾商店使用沙皇金币购买商品，之后可以使用日用金器、白银、宝石、外汇现金以及境外汇款进行交易。

在全盛时期，在莫斯科拥有38家外宾商店。

外宾商店不是用普通卢布计价，而是用“金卢布”计价。“金卢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这是货币结算标准单位。人们在外宾商店上交有价物品后会获取流通券或结算券，凭此可在店内购买商品。在外宾商店用“金卢布”兑换有价物品的逆向操作是不被允许的。

外宾商店券的式样因年份不同而不同。最初是外宾商店的流通券或商品册。由于易于伪造，1933年取消了流通券，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防伪的记名商品册，人们称之为“购货证”。照片所示为最早的外宾商店“金戈比”。外宾商店券背面的规定提醒人们，其不得换回有价物品。

这些照片为1930年代上半叶苏联人在普通的非外汇商店用来购物的货币(此系米哈伊尔·哈利多诺夫和叶列娜·奥索金娜的藏品)。根据官方汇率，1外宾商店“金卢布”可以兑换6卢布60戈比的普通苏联货币，但这个兑换价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在黑市上，1外宾商店“金卢布”可以兑换60—70苏联普通卢布。

从1935年1月1日起，苏联取消了面包配给卡。随后，在10月份取消了肉类、糖、油脂和土豆配给卡。在原先品种单一的封闭式配给单位出现了美食商店、百货商店、食品杂货店、鞋类和服装商店。这些商店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人们不需要使用有价物品去购物。顾客对外宾商店的兴致大减。此外，随着苏联采金业的发展，也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外宾商店。当时，外宾商店已经完成了从苏联人手中收购大部分外汇积蓄的任务。1936年初，外宾商店关闭停业。

外宾商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把苏联公民的黄金和其他值钱的储蓄转移到了国家手里，换回五年计划早期企业所需要的车床、涡轮机等设备和原料。

“全苏外宾商品供应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外宾商店”，1930年7月18日一1936年2月1日）出现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严重外汇危机的年代。最初，外宾商店只是莫斯科市执委会贸易总局下属的一个不起眼的办事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外国游客出售古董，并在苏联各个港口为外国海员供应补给，以此换取外汇。1930年12月，外宾商店的顾客已经扩展到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人。1931年1月4日，外宾商店获得全苏地位4当年6月开始，苏联公民可以在外宾商店使用沙皇金币或通过跨境外汇转账购买商品。

真正革命性的转折发生在1931年末——苏联领导层允许苏联民众使用黄金制品（饰品、家用器具）购买商品。渐渐地，外宾商店可以收取民众手中的银、铂金、钻石、宝石和艺术品等。 1932年至1935年，苏联民众为外宾商店贡献了大约100吨黄金！这大致相当于苏联同期“公民”5黄金开采量的40%。而同期古拉格管理总局下属的“远北建设”的黄金开采量略多于20吨。由于这些经济活动的指标，外宾商店对于国家和历史的意义不会消失。外宾商店完成了重大的社会使命，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撑过最初两个五年计划的饥荒岁月提供了机会。

这是苏联领导层第一次，也是唯——次允许自己的民众在苏联商店（外宾商店）内使用外汇、沙皇金币和其他贵重物品进行支付。

几十年来，外宾商店一直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虽然挂着“外宾商店”的招牌，但它的主要顾客根本不是外国人，而是那些自愿或被迫向国家献出积蓄的苏联公民。外宾商店的秘密包括：以低于国际售价的价格从民众手中购买艺术珍宝，以高出境外采购价数倍的价格向自己的同胞出售食品和商品。外宾商店充斥着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使用“资本主义”（市场）的方法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外宾商店于国有功，但却得不到斯大林领导层的嘉奖，而是沦为当时政治语言中庸俗作风的象征。

在外宾商店成立前，外宾商品供应涉及很多机构。外宾商店的出现成了1920—1930年代之交国家中央集权和垄断进程的组成部分。政府成立外宾商店就是为了将针对外宾的外汇贸易业务集中到一个部门。外宾商店的任务很简单——不能让到苏联来的外国人把外汇带回去。

最初，只有在苏联短期停留的外国人可以在外宾商店购物。根据政府制定的操作规定，在苏联定居或者长期停留的外国公民不得在上述商店内购物，包括外国驻苏联使馆和使团的工作人员、在苏联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外国人、外企职员、数以千计因为意识形态或者为了逃脱西方大萧条而来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外国专家和工人。向这些外国人提供商贸服务的是另一家国家商贸企业“外国专家供应社”，这家企业有自营的封闭分配网络。21在1930年代上半叶实施配给制的那几年间，“外国专家供应社”的销售都是定量的，而且仅接受苏联货币。

外宾商店的出现导致苏联合法外汇交易的范围得以扩大，所以所有外汇相关部门都参与了关于外宾商店经营活动合理性和边界的讨论，首先就包括政治局及其“黄金委员会”，还有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外贸人民委员部，以及格别乌。财政人民委员部不是唯一反对扩大苏联合法外汇交易范围的部门。格别乌的一些全权代表处在某些地区将外宾商店视为“不必要的机构”加以反对35，表面理由是“政治适宜性”——面向外国人的精英商店会引起工人们的不满。

文件显示，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导致苏联合法外汇交易的范围得以扩大。1931年8月，国家银行乌克兰分行向莫斯科通报：“城里（哈尔科夫——作者注）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外宾商店’将向包括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人开放使用外汇购物。因为这些传言，很多外汇收款人坚持提取外汇，而拒收等汇款（卢布——作者注）。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让客户相信，他们并不需要外汇（这是我想强调的——作者注），那么随着外宾商品供应商店的开张，我们就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我们将不得不为所有的外汇汇款毫无例外地发付外汇现金。”莫斯科的答复是：如果汇款收款人威胁将外汇退回，就把钱转入外宾商店的账户。国家银行在敖德萨、列宁格勒、基辅、梯弗里斯等地的分行发来的报告证实，人们日益强烈地要求“货真价实”的外汇，几乎所有人都拒收卢布，未支付的汇款慢慢积累，国家银行的外汇流入锐减，甚至完全停了下来。银行没有等来上面的指示，而是按照“擅自制定的规则”把境外汇来的外汇转进了外宾商店的账户。1931年9月18日，财政人民委员部就此问题做出正式决议。

事实上，决议只是把夏天时各个地区自然而然形成的做法合法化了。名下有境外汇款的苏联人有权把所有金额或者部分金额存进外贸银行的“75a号专用集中账户”，之后可以凭银行票据在外宾商店购买商品。他们在外国的亲戚朋友可以给他们转账，也可以把外汇直接转至外宾商店的账户。这一决议允许从在海外工作的苏联公民的外汇账户把钱划转到外宾商店。扣除转到外宾商店的金额后，余下的外汇以卢布发付给苏联公民。财政人民委员部在专门解释时再次重申，只有在强烈要求之下，苏联人才可能领取“货真价实”的外汇，而且不得超过转账总额的四分之—。对于有境外汇款的外国人会稍微宽松一些，他们可以自行选择领取卢布或者外汇。42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这一决议还允许外国游客在外宾商店使用外汇现金购买商品时，可以使用外汇找零。此前，收银员只会用卢布找零。

1920年代货币体系核心要素之一的合法货币交易市场的瓦解是对“新经济政策”原则的严重打击，也是其重大损失。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地位的巩固导致了1927年新一轮的工业化加速，也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终止。从维持稳定货币体系政策到信贷通胀政策的转变得以完成。随着货币干预的终止以及通货膨胀的加剧，自由市场中切尔文券兑外汇和黄金的牌价日益脱离官方定价。随着1927年在某些地区开始加速工业化，10卢布沙皇金币的价格比其面值上涨了一倍，而美元汇率比官方汇率高出30%—40%。1930年代初，赤字和通胀快速增加，导致了切尔文券流通崩盘。在1920年代中期货币体系稳定以及信任切尔文券的时候，很多人在交易所购买国家的有价证券，比起购买外汇的黄金，此举更倾向于赚取利息收益。在通胀和赤字加剧的情况下，已经很少有人想在国家银行存钱或是购买国债，购买黄金和外汇更为有利。领取境外汇款时更加坚持要求发付“有效货币”，而不是切尔文券。集聚中的工业化进程迫切需要外汇，但是通过经济方式吸引个人储蓄以服务于国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外汇从国家的鼻子底下流向黑市。结果，暴力货币干预得以增强：搜查、没收有价物品并逮捕其持有者。

格别乌的手段起码能取得大笔的储蓄，但在苏联还有其他形式的宝贝。这些宝贝不会藏在地下暗格、通风管或者床垫里。在每个人眼里，这些宝贝闪闪发光——手指上的结婚戒指、耳垂上的普通耳环、脖子上的十字架。很难告诉一个少了一件黄金小东西的人，只要乘以苏联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这些零散的钱就会构成一笔巨大的财富。随着国家黄金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以及工业化需求的增长，苏联领导层强烈希望收集这些唾手可得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首饰盒、橱柜和抽屉里的宝贝。问题在于该怎么做。强力手段未必奏效——工作人员不可能追到每一个耳环。

1930年外宾商店诞生的时候，苏联已经处于半饥半饱的定量配给之中，正走向灾难——大饥荒。那么，用什么换取民众手里值钱的东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人民“提示”了苏联领导层答案是什么，但是官僚机器扭转方向的动作是缓慢的。1931年5月，外宾商店敖德萨办事处向莫斯科报告：“我们碰到一些请求使用旧俄罗斯金币卢布、（10卢布、5卢布）购买食品（我想强调的——作者注）的情况。”敖德萨外宾商店询问了当地的格别乌和市苏维埃政府财政检查局，他们都不持反对意见——就差获得苏联领导层批准使用黄金购买商品了。

还有在档案馆中找不到的信息。用商品换取日用金器的主意是一个人发明的！——1930年代初生活在小德米特罗夫卡街的叶夫列姆-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尔良德。他于1930年9月到外宾商店工作。作为首都第一百货商店的经理，库尔良德提出了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在外宾商店档案库中，还保存了他于1932年10月写给外贸人民委员部的信99——这正是外宾商店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是表明这个点子出自自己的合适时机。写信时，库尔良德已经晋升为莫斯科州外宾商店办事处的商业经理。 按照库尔良德的说法，早在1931年3月，他就想出了这个“重要建议”。用了半年，经过“无休止的痛苦”，他提出了这个建议。最终，在1931年12月，经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莫-伊-什科里亚尔口头同意，库尔良德率先在外宾商店的百货商场里接受民众用黄金制品购买商品。在莫斯科百货商场实际启动这项业务之后数周，外贸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使之合法化。

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始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命令使缴纳黄金者和用外汇支付者享有相同权利，即和外国人享有相同权利。请仔细思考一下，政府承诺，苏联人可以购买的东西和外国人一样！容我先说一句，这种消费者平等实际上并未实现。外宾商店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商店在外观、服务内容和产品种类方面都不同于“普通的”外宾商品供应商店。外宾商店精英商店和普通商店是由需求差异决定的。大部分苏联顾客到外宾商店是因为饥饿而要购买可以果腹的东西——面包，而外国人购买的是古旧的异国物产以及那些能使他们在苏俄享有习惯的舒适生活的东西。

当然，毫无疑问，外宾商店的苏联顾客中也有一些可以负担美食、奢侈品和其他“锦上添花的东西”。这让我们想起了布尔加科夫描写的外宾商店里“穿雪青色呢大衣的胖子”或者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的孩子们》中那个嗓音不好的时髦姑娘列娜契卡——“外宾商店的孩子”。不过，苏联消费者的精英商店仅仅是少数大城市里少数大型商店中的现象。在这个农民都在挨饿的国家，外宾商店作为一个大众现象，仅仅是饥饿的农民的外宾商店——不同于布尔加科夫笔下在斯摩棱斯克市场上那家奢华的“有大玻璃门的”外宾商店。

但这并没有真的发生。在外宾商店里，所有人在社会性上都是平等的。政府没有根据社会地位、出身、收入来源、革命前的活动、民族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来对顾客进行区分。关于类似的区分在设立外宾商店的命令中以及之后指导外宾商店经营活动的文件中都只字未提。谁把黄金带到外宾商店以及人们以何种方式获得黄金都不重要，只要交过来就行。不管是“被剥夺权利的人”，还是“人民公敌”，任何有值钱物件的人都可以在外宾商店用其换成商品。

在外宾商店压倒一切的不是阶级，而是“金钱”。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崛起的“新贵”——党的官员在这里都没有官方给予的特权。对顾客的划分纯粹从经济角度出发。没有黄金——请走开，有黄金——欢迎购物；谁值钱的物件多，谁就能买得多。从这方面看，外宾商店里没有一丝社会主义，这就是一个冷酷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的）企业。但是，同时因为不存在社会歧视，外宾商店也是这一时期最民主的社会经济机构。向苏联公民开放外宾商店，国家为了工业化的利益不仅牺牲了外汇垄断原则，还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原则——阶级立场。

无论是在外宾商店还是配给制体系中，阶级立场都让步于实际利益和“工业实用主义”，在此背景下，工业发展利益高于一切。“工业实用主义”达到了恬不知耻的程度：任何人都可以带给外宾商店工业发展所需的黄金，但是在饥荒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国家的定量配给的口粮，国家只养活那些被认为有合理价值的人。

我们再回到叶夫列姆-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尔良德。在声明好主意出自自己的时候，他怀着怨气写道，自己还在暗处，没有因为自己的发明而得到任何奖励，要知道他的主意带来了巨大的成绩：使用日用金器结算的商品销售成了苏联主要外汇单位之一的外宾商店的主要收入项目。库尔良德希望能按照“奖励宝贵建议的原则”获得奖励。

这到底是不是库尔良德自封的？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最早“说出”可使用日用金器进行贸易结算的人之一。他的职位使他的话能“上达”外宾商店的领导层。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个主意并不是那么好，如果不是因为与政治局“黄金委员会”寻找的方向不谋而合，这个主意也不会得到采用。但有两件事迫使我们承认库尔良德的发明权。第一，他那封信的见证人的名字。其中包括（这些人在写完信的时候是其他职务）“苏共中央组织局成员和外宾商店组织者”伊•舒利亚平、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弗•卡-日丹诺夫、格别乌经济局外汇处处长格•亚•格利亚罗夫、莫斯科市贸易公司黄金和珠宝收购处负责人格伦特、联共（布）外宾商店支部书记叶夫多基莫夫，还有库尔良德第一百货商店的女同事们。

第二个有助于认定库尔良德发明权的证据是，外贸人民委员部支持他的主张。档案中保存了外贸人民委员部发给外宾商店管委会的问询函，其中库尔良德被承认为用黄金进行销售结算的发明者和“落实上述做法的真正战士”。外贸人民委员部把库尔良德的主意称为“苏联外汇贸易战线的创新”。外贸人民委员部对库尔良德的发明权不持丝毫怀疑，甚至要求外宾商店管委会确定奖励的数额：“请贵单位根据推行这一方法后所获的经济效益来确定奖励库尔良德多少金额是合适的。”来往书信到此为止。

不过，了解叶夫列姆-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尔良德到底拿到了多少奖励倒是件趣事。根据其方案所获得的外汇效益十分巨大。进一步讲，在外宾商店存续的短短几年里，它从民众手里获取了大约价值3亿金卢布的财富，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大约为1930年代1.5亿美元的购买力。其中将近一半（44%是苏联公民缴纳的日用金器和金币。因此，推行库尔良德的建议给国家带来了超过6000万美元的收入，在当时这个数字足以购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体、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第聂伯河水电站和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体需要的所有进口设备。如果出生在有知识产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库尔良德会成为有钱人，而在苏联，他可能也获得了荣誉证书，可能还有100卢布和做大衣的厚呢子衣料，但之后在“恐怖时期”他肯定会被镇压。

1931年12月，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外宾商店可以接受苏联公民使用日用金器购买商品。“使用黄金交易”在最初几个月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31年全年，外宾商店通过服务外国游客和海员赚了不到700万卢布，而1932年第一季度就赚了750多万。其中，港口商贸和境外汇款仅占三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用黄金结算的交易。

外宾商店经营活动计划中的衰减极好地显示其制定者明白，外宾商店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外国人的外汇，而是苏联公民的积蓄。由于苏联公民的积蓄是有限的，而且实际上得不到补充，黄金储蓄收取一空也就成了外宾商店的结局。有个有趣的细节：五年计划的制定者认为“外宾商店应该在经营中吸收绝大部分黄金”，但是按照五年计划的结算，到1937年，民众手里还有黄金积蓄。这意味着需要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事实表明，计划的衰减速度有点低。实际上，大饥荒导致了民众储蓄更快地耗尽。外宾商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外宾商店不仅没有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甚至都没有坚持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期，1936年2月，外宾商店关闭了。

无论如何，走出了重要一步。现在，无论是外国人，还是苏联公民都可以在外宾商店使用外币进行付款，适用的外币包括美元、英镑、马克、图格里克。紧接着又发布补充说明，苏联人只能使用境外汇来的外汇付款。政府毫不保留地不反对在黑市上“从私人手里”购买外汇。事实上，如果人们带来了未确认是否是汇来的外汇，外宾商店并不会拒绝接受。政府也假装没有看到。一条特别密令仅仅要求，不得大肆宣扬类似违法行为。

外宾商店办事处和商店网络覆盖了苏联全境，从斯摩棱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阿什哈巴德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真正做到了“从莫斯科到最远的边疆，从南方山区到北方大海”！这个网络就像是占据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血液循环系统：血管从莫斯科——心脏延伸到外宾商店办事处的首府。开端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来，然后就生出分支，再变成混乱的毛细血管网络，末端散落在只有当地人知道的城镇。这个机体狂热地生存着，其脉搏时而有力，时而无力——莫斯科时不时地抛出钱和商品，钱和商品通过血管般交织的复杂系统被办事处和消费者吸收；这个系统再反向向莫斯科输送成袋的钱币、黄金和白银废料、钻石和外币。

在哪一座城市开设商店的合理性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毗邻铁路交通便捷，区域内有供应补给的机构，首先就是粮食征购点和油库——面粉、碎米、煤油是最畅销的商品。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居民的外汇潜力。格别乌是情报员——没有谁像它的工作人员一样知道居民藏了多少黄金，同时，国家银行也有关于当地居民外汇转账的信息。为了确定当地居民的外汇潜力，监察员会关注过去当地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商人、普通居民的富裕程度；还有当地企业外国工人和专家的数量，是否靠近边境，黄金开采的发展情况（首先是私人淘金者），远洋商船队的商贸路线，境外外汇汇款的流入，等等。外汇潜力通过一些间接的标志“一眼”就能确定：“城市里连一家珠宝商都没有”，乌兹别克斯坦的监察员这样写道，由此他得出结论，居民没有黄金。在外宾商店商贸网络铺开前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没收了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土地，这与外宾商店的利益是相悖的。在一篇总结报告中，监察员将当地居民生产资料和土地被没收作为反对在当地开设外宾商店的理由。133外宾商店管委会下令关闭黄金储备耗尽地区的商店证明了一个地区的外汇潜力是决定开设外宾商店的主要因素。在当地外汇潜力数据的基础上，监察员应当大致确定在当地吸引有价物品的计划。

我从档案里找出了外宾商店西部办事处的广告（保留了原文的拼写和标点。面向所有人的！面向所有人的！面向所有人的！“外宾商店” 百货商店在瑟乔夫卡市以前的国家零售贸易联合公司商店内开张了 向所有公民无限量敞开供应粮食和工业品…… 有旧式金银币以及各种金银制品的公民（这是1933年的广告，当时外宾商店已经接受白银付款了——作者注）可以将其交到外宾商店，数量不限。不用担心迫害，关于上交者需为上交的金银币负责的谣言毫无依据，是一派胡言。日用金银器，这是旧时代小市民的庸俗趣味，过去人们获得这些是为了身份地位。苏联公民不再需要这些，应该在短时间把金银制品兑换成“外宾商店”百货商场里最好的商品。 外宾商店这个广告使我们了解了形成中的苏联消费政策和文化的特点，以及外宾商店与“机关部门”的关系特点，但这些问题将在专门的章节进行研究。现在重要的是把“胃口”和心情放到外宾商店成立的时候。

找到了经营场所，候选的工作人员经协商一致后得以批准，海报也挂了起来。外宾商店的日常运营开始了。但是，运营开始后，每天都会产生几百个问题，然而却没有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要知道政府的决议描绘的仅仅是外宾商店的基本图景:在哪里收取有价物品——在商店还是特定的场所？谁应当保障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额？——这不是个小问题。在配给制时期，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不清给外宾商店带来了很多琐事。如果供应中断，或者寄来了不常用的、过季的商品，该如何完成计划？如果外宾商店没有冰箱，食品保存在哪里？能不能根据需求自行调整价格？如何应对盗窃和文件造假？能不能把休息日作为集市日？该由谁来保卫外宾商店，警察还是民间守卫？……统计清算的问题尤其突出。几年后才形成外宾商店报表的规定和格式，最初几年外宾商店的统计（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十分混乱。

外宾商店的经理和办事处的管理人员们有时在“盲目”工作。有人自行提出倡议并做出决定，其他人总是看向莫斯科，每一个问题都要紧急咨询管委会。外宾商店在地方的领导层中当然有天才的组织者和“坚定的经济部门负责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不专业、不了解商业以及莫斯科的呵斥会转变成大量的错误和疏漏，而党的特殊性和对地方精英的依赖则会转变成犯罪。

在这段历史中，生活的讽刺令人印象深刻。格别乌在与柏林银行家的私下密谈中讨论了1933年的事件。事实上，迫使人们公开境外外汇账户信息的是饥饿，而不是格别乌。当存款人决定向国家上交一部分外汇存款的时候，他们指望能使用剩下的金额在外宾商店购物，但却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在这段历史中还有别的悲剧情节。“信用局”是一个政府机构。人们并不知道，实际上“信用局”是由格别乌管理的，他们把自己的外汇存款信息准确地告诉了这个部门，而这个部门是专门夺取私人有价储蓄且惩处相关持有人的单位。人们不光收不到钱，还把自己置于格别乌的“监视”之下。只有柏林银行从中获益。

俄罗斯帝国曾是个富裕的国家。俄罗斯国家银行在“一战”前夜拥有大约17亿金卢布的黄金（表二），相当于大约1300吨纯金。有些专家认为，俄罗斯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在当时全世界中央银行中位居第一，另一些专家认为仅次于法兰西银行。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6.434亿卢布黄金储备已经被沙俄政府和临时政府运到国外换取战争贷款。在国内战争期间，消耗、被盗、流失的黄金价值约2.4亿卢布。但是即使算上这些损失，到国内战争结束时，布尔什维克政府能支配的黄金储备也是个巨大的数字——大约10亿卢布，包括“二月革命”前夜交给克里姆林宫的罗马尼亚黄金，还有超过40吨从西伯利亚开采的黄金，这些黄金在十月革命前还没来得及纳入国家银行的收支表。

然而，到了1920年代初，这个庞大的黄金储备所剩无几（表二）。根据《布列斯特和约》，苏联向德国转交了价值超过1.2亿卢布的黄金。按照1920年代的和平条约，给波罗的海国家的“礼物”以及给波兰的赔款超过3000万卢布的黄金。1920—1921年，对土耳其的无偿援助达到1650万卢布。还有大量的资金用于支持境外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间谍活动以及推动世界革命。另外，大量俄罗斯帝国以前的黄金储备在1920—1922年被出售，用以填补苏联的外贸赤字：在事实上完全没有出口收入以及贷款困难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不得不用帝国黄金支付粮食和商品进口。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各个人民委员部的支出不受控制而且往往毫无正当理由——善于算钱被视为不革命的、可耻的阶级异己行为。

对黄金的迫切需求（伴随着绝望）决定其选择了令外国专家大吃一惊的黄金开采方法：不计代价地在出现过黄金的地方开采黄金。甚至最贫瘠且难以获利的矿区也被纳入开采地点。在西方，企业家绝不会去触碰这些地方。帮助苏联建立采金工业的美国工程师约翰-利特尔佩奇回想起一位矿区领导的话：“在我们的体系里，您不用担心成本。”随着黄金危机逐步缓解，苏联的领导层才开始要求降低黄金开采成本。

谢列布罗夫斯基和他的战友们无私地全身心投入了这项事业中。几个重要因素决定了苏联采金业的快速发展：斯大林的庇护（他把这个行业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重工业人民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支持、给予私人淘金者和黄金开采行业完全的自由和优待，以及实现了“雇主”开采——即国家开采的机械化。根据官方数据，1928年至1931年，国家向采金业投入了5亿卢布。1930年代前，采金业超过一半的工作已经实现了机械化。

美国采金业是苏联黄金工业的榜样。1927年底，谢列布罗夫斯基作为莫斯科矿业研究院教授研究了阿拉斯加、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矿区的工艺和设备。他于1930年再次前往美国，以便填补斯大林在他调研中所发现的“空白”——不了解采金业的总体结构以及采金业和金融机构的联系。第二次去美国时，谢列布罗夫斯基在研究了波士顿和华盛顿的银行事务，底特律、圣路易斯、巴尔的摩、费城的工厂，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的矿山之后，完成了宏大的著作。谢列布罗夫斯基感兴趣的不仅是机器和金融体系，他还招募了工程师。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其旅途结束在医院里。

在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斯大林指出，1933年苏联开采了82.8吨纯金。这意味着，苏联超过了当年开采量略超70吨的美国，逐渐接近加拿大，后者当年开采量超过90吨纯金。往后更甚：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官方声明，1934年苏联的黄金开采量跃居世界第二，超过了美国和加拿大，仅次于世界第一南非。苏联领导人对于黄金开采成就的夸大其词震惊了国际社会：如果苏联继续保持开采势头并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金价就会下跌，这样将使各大国“资产缩水”。全世界都认真地估计，1930年代末，苏联将超过南非每年300吨纯金的开采量，届时苏联的开采量将接近400吨。

该开始总结并回答本章标题的问题了——“为什么斯大林需要外宾商店？”本章针对苏联外贸、债务、黄金外汇储备和黄金开采量的统计分析证明，外宾商店的出现和工业化对外汇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外宾商店从人民手中大规模收购黄金的开端——1931年——正是“进口疯狂”最高潮的时候。苏联慢慢落进了债务深渊，却没什么可以用来偿还债务：出口没有带来预期的外汇进款，而俄罗斯帝国的黄金储备却耗尽了。严重的黄金外汇危机决定了外宾商店的转折点——从面向外宾的精英商店成为“人民的”商贸企业。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积攒了大量的黄金储备。黄金开采量得以增长，在境外出售黄金的情况在“二战”后彻底消失。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年份——苏联黄金储备超过2000吨。尼•谢·赫鲁晓夫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分别在自己当政期间和1970年代积极出售“斯大林黄金”。首先，主要是用来在国外购买谷物，其次，用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斯大林时期的黄金储备被消耗了1000多吨。1980年代，完成了耗尽斯大林时期黄金储备的进程。在苏联解体时，根据西方高估的测算，苏联黄金储备略超300吨，但格•阿·亚夫林斯基声明，在其担任总统经济问题顾问时，苏联黄金储备约为240吨。可以做一个比较：1990年代初美国的黄金储备超过8000吨。苏联领导层在黄金储备中“舀取”时“见了底”：根据苏黎世一家银行的代表所述，当时从苏联流出的一些金块带有沙皇时期的标志。斯大林不仅缔造了苏联计划经济，还攒下了可以保证苏联存续并在几十年后保持世界影响力的黄金和资金。苏联时代和斯大林的黄金储备一起终结了

外宾商店接受所有类型的黄金：废料、珠宝、艺术品、日用品、金币、金锭、沙金、自然金块，甚至是黄金废料。只有宗教黄金用品禁止接受，因为教会财产已经国有化了。私自拥有的宗教用品被视作偷窃自国家而被没收充公。经外宾商店验收员之手后，不同黄金的差异性就会被消灭，只剩下堆积如山的黄金废料。“废料”一词可以直观理解。验收一评估员会撬开、拆开宝石、机械装置、踱琅艺术品、木头、纺织品、骨头以及别的镶嵌物，自然金块直接用锤子敲开。可以说一说外宾商店验收员使用的一整套验收技术工具：平口钳、圆头钳、小镶子、磁铁、时钟螺丝刀、铿刀、透镜、金属剪刀，以及——注意！——铁砧、用来切割大金锭的4-6千克重的凿子和锤子。

但事情远没有黄金制品遭毁坏那样简单。这些黄金制品离开了曾经所归属的家庭，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也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在一堆毫无特征的废料里，没有了母亲将曾祖母的戒指送给女儿或是儿子的未婚妻这样的家庭赠予，没有了丈夫会赠予小金戒指的战前最后无忧无虑的那些命名日的回忆，也没有了曾祖父勋章所述说的战功史。黄金废料被从原来的主人手里带走，完全脱离了人们的记忆。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废料”成了外宾商店官方黄金核算统计中的主要类别。黄金核算的第二类别是沙皇金币，或者简写作“钱币”。随着这些黄金制品进入国家银行的库房，连这样简单的分类也消失了。所有黄金都熔炼成了金锭。黄金的很多功能最终都汇为一种——支付工具:金锭被运往欧洲以便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为替代从私人手里没收的革命前的贵金属制品，贸易人民委员部珠宝联合公司用白铜、双金属、分量不足的白银、人造及劣质宝石制作而成的苏联小工艺品填补国内市场。这一大规模置换珍宝或财富的行动具有有趣的社会、历史和艺术内涵。

国家恩威并施促使收购工作加速。按照斯大林的提议，1933年夏天，外宾商店的评估员和苏联其他工人一样开始按件计酬。其工资收入取决于服务顾客的人数。标准很高，这也证明了贵金属收购的规模：如需取得最高工资，评估员每月至少要服务4200名“上交者”，也就是每天至少150人！即便是每天服务100人（每月2400人）——对评估员的压力已经不小——也只能获得最低工资。按件计酬严重打击了上交者人数有限的边远收购点的评估员，实质上这些地方的评估员只能获得最低工资。在大城市，匆忙中追求服务顾客人数也容易导致发生错误。在1930年代上半叶实行凭票供应制的那几年，改善工作的最大激励因素不是工资而是食品配额。外宾商店的评估员和稽核员享受“黄金”定量配给。外宾商店的出口商品也在配额之列，但是必须按照团体价格以普通卢布支付。1933年，在外宾商店引入了差异化配给制：配给数量取决于服务“有价物品上交者”的人数。

外宾商店从人们手里购入白银、钻金和钻石的价格远低于国际价格。苏联利用有价物品（尤其是钻石）的收购价和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售价之间的差距，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黄金的上交者在外宾商店更为有利。根据美元兑卢布的官方汇率，外宾商店的每克黄金收购价为1卢布29戈比，1934年2月前其卢布价格与世界黄金价格相当。和白银，铂金以及钻石收购价相比，相对较高的黄金收购价证明了在1930年代上半叶黄金对于国家生存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不要急着赞扬国家的正派作风。在1934年初，世界黄金价格发生了变化。每盎司黄金比过去贵了大约15美元。按照苏联的官方汇率，新的世界黄金价格按照卢布计算相当于每克2卢布18戈比。然而，外宾商店仍旧按照旧的价格1卢布29戈比从民众手里收购黄金。因此，1934年和1935年间，人们交到外宾商店每克纯金少得89戈比。考虑到这些年外宾商店从民众手里收购了大约30—33吨黄金，那么仅按照这个指标外宾商店就少支付了大约2700万一3000万金卢布，或者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约为1500万美元！

还不该遗忘的是，美元和黄金卢布的汇率是苏联领导人借用自“另一个世界”——战前的俄罗斯帝国经济的。在1930年代的经济生活中，在最严重的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之下，这个汇率是人为确定的，脱离了卢布和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关系。按照为苏联工业化工作的美国工程师的看法，1930年代初卢布的购买力为4一10美分，即1美元约合10—25卢布。根据这个更加真实的卢布和美元之间的购买力关系，黄金上交者每克黄金的应得金额较之实得金额应高5—13倍，即不该是每克黄金1卢布29戈比，而是6金卢布50戈比至17金卢布。考虑到外宾商店在存续期内从民众手中取得了大约100吨纯金，那么由于人为降低卢布兑美元汇率而导致少支付的金额十分巨大——6.5亿一17亿金卢布！

在谈及“黄金换商品”交易中的不对等时，必须注意到，人们只能在外宾商店内使用外宾商店的钱，所以必须接受政府强行制定的商品价格。对外宾商店商品价格的分析表明，国家充分利用了其垄断权以及“饥饿”营销。苏联领导人在外宾商店把商品卖给本国人的价格比卖给外国人的出口价平均高出2.3倍。换言之，苏联人在外宾商店购买商品较之在国外用黄金购买苏联出口商品要多付2倍多。个别商品的价格差远高于平均价差。1933年，外宾商店“食品类”商品比其出口价高4倍。从经济角度看，1933年冬春之交用黄金换取食品尤其不划算——这是外宾商店粮食价格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当时人民向国家上交了大量的黄金积蓄。

虽然外宾商店在专门的精英商店里也会销售奢侈品，但外宾商店最主要和最畅销的商品是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苏联公民用黄金以高价买到的不光是普通的商品，还常常买到了一些质量达不到出口标准的可疑商品。外宾商店管委会在最终报告中承认，在外宾商店存续期间售出了大约价值4000万卢布的“非出口商品”——如果算上食品运输和保存时由于缺少冷藏设备而产生的大量变质商品，以及计划经济性质的非经营损耗（计划经济中可没有关爱私产之人），那么这个数字显然低于实际情况。外宾商店的资料中掺杂了一些对变质食品和劣质日用品的解释。外宾商店里进口商品的比例不大，大部分商品由本国生产商供应。外宾商店的大部分商品按卖给苏联人的价格在国外卖不出去，或者说无论如何都卖不出去。

1932年是苏联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年。紧随而来的第二个歉收年和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农业崩溃把金山带给了外宾商店。接着就可以明白了。受到鼓舞的领导人给外宾商店下达的外汇计划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一倍：收购4800万卢布的黄金（表十二）。外宾商店1933年吸收有价物品的总计划数为1.22亿卢布，因此，黄金收购工作应当确保完成总计划数的近40%。

给外宾商店设定了相当高的计划后，苏联领导人签字要求，在苏联不实施缓解粮食状况的措施，而饥饿将被用来抽取公民们的有价物品积蓄。按照计划，外宾商店应当收购约合1932年4倍的金币（表十二），这—事实证明，1933年预计将有大量农民进入外宾商店。领导人清楚哪些地区将会挨饿。按照1933年的计划，应当在乌克兰收购价值2800万卢布的有价物品——事实上已经和精英云集且拥有大量外汇潜力的首都莫斯科2900万卢布）相当。甚至重要性仅次于莫斯科的列宁格勒办事处接到的计划数也约合乌克兰的二分之一（1500万卢布）。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和白俄罗斯也收到了较高的600万卢布的1933年有价物品收购计划。

现实超乎最可怕的预期：农村正在死去；城市在半饥半饱中艰难生存。1933年成了外宾商店的“闪耀时刻”，是悲哀的凯旋。这一年，人们给外宾商店带去了价值5800万卢布的黄金，使它超额完成了宏大的外汇计划。这个数字约合45吨纯金，比同样饥饿的1932年的收购量高出一倍。外宾商店1933年的黄金收购量略低于工业采金量，而外宾商店的开支远低于资本密集型的采金业的开支！按价值计算，黄金占据了1933年外宾商店收购有价物品的一半（表十二）。当然，饥荒统计是用黄金计算的。

1933年沙皇金币的收购量是1932年的2.5倍（表十二），而且金币的流入速度远远超过了日用黄金的流入速度。外宾商店的分析师将这一过程确定为“来自’土地银行’的农民的金币加速流入”。1933年是“根本性转折”的一年：农民大量涌向外宾商店。预期得到证实。正是在1933年，外宾商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农民的。外宾商店史上的“根本性转折”在文学中留有蛛丝马迹。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在回忆1933年他的西伯利亚村庄时写道：“那年，正是那年，无马的、饥饿的男人和女人们出现在冬季的叶尼塞冰路上，他们背着包，带着破东西和一丁点儿黄金去’外宾商店’换东西。”

1933年黄金收购的构成显示，虽然日用黄金（废料）的流入速度落后于金币，但是按照绝对数值看仍处于领先地位（表十二）。按价值计算，日用黄金超过了当年外宾商店收购有价物品总金额的三分之一。黄金废料的绝大部分为“城市”黄金，但1933年外宾商店黄金收购中的废料多于金币未必可以解释为城市在外宾商店中“击败了”农村。人们存下的沙皇金币数量有限，而且在1930年代没有得到补充。饥饿的可怕在于，人们摘下了自己的订婚戒指、贴身十字架、耳环。农民也不例外。他们用几个沙皇金币是救不了自己的。我们回忆一下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一家——叶尼塞河岸边的西伯利亚村民的故事。家里唯一的黄金制品是他不幸离世的母亲的一对金耳环。这对耳环被细心保存在祖母的箱子里以寄相思之情或是借以度过黑暗的日子。在挨饿的那一年，这对耳环被送到了外宾商店。

外宾商店的闪耀时刻是由大饥荒催生的。苏联的粮食困境后来得到了改善。从1935年1月1日起，苏联取消了面包配给卡。随后，从10月1日起取消了肉类食品和鱼类食品、油脂、糖和土豆配给卡，从1936年1月1日起取消了非粮食商品配给卡。新的粮食专营商店和示范百货商店开张营业，这些商店的商品品类不亚于外宾商店，而价格是用普通的苏联卢布计算的。在令人头晕目眩的1933年之后，外宾商店1935年的外汇计划看起来十分审慎——4000万卢布。显然，领导层已经放弃了把外宾商店转型为大型时尚百货外汇商店的希望。1935年的黄金收购仅需确保1300万卢布（约合10吨纯金）——这显然是1934年错误定位后的再保险。外宾商店超额完成了这个计划（表十二），但外宾商店网络的收缩仍在继续。按照征服命令，外宾商店于1935年11月15日开始停止接收贵金属和宝石。外宾商店对“黄金”的饥渴渐渐消退。

外宾商店黄金的“收成”不光证实了苏联领导人的预期，还震撼了他们！根据外宾商店的最终报告，在四年多的黄金收购中，外宾商店从民众手里收购了价值1.271亿卢布的黄金，约合98.5吨纯金（表十二）——大约相当于1932—1935年苏联工业黄金开采量的40%。按照价值计算，外宾商店黄金占其所收购的有价物品总量的近一半（44%）。分析外宾商店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饥荒时期，黄金较之别的有价物品更大程度地拯救了人们：在1932年和1933年，按价值计算，黄金收购超过外宾商店有价物品收购总量的一半。外宾商店所收购的黄金中大部分——超过8000万卢布（表十二），即超过60吨纯金来自废料：首饰、贴身十字架、勋章和奖章、钟表、鼻烟壶、餐具等日用金器。日用黄金在黄金收购构成中占了近三分之二（65%），而在有价物品收购总量构成中占了近三分之一（29%。日用黄金确实可以被称为外宾商店的主要有价物品。在外宾商店史中，无论是白银、铂金、钻石还是外汇都无法发挥黄金废料那样的重要作用。

沙皇金币收购量按照价值计算约为4500万卢布，按重量计近35吨纯金，在外宾商店黄金收购中的比重为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民积极参与外宾商店贸易的间接证明。金币收购量在有价物品收购总量中的比重也相当高（约为16%）。 饥荒是外宾商店“黄金”成就的主要因素。可怕的1933年的黄金收购量领先于其他年份（表十二）。人们在这一年带到外宾商店的成堆黄金，亦即被苏联领导人换成机器、涡轮、原料和专利的成堆黄金——是大饥荒的独特纪念碑。在1932年之前，外宾商店就在边远地区拥有了发达的商贸网络，如果其提前一年就开始收购黄金，那么黄金收购的成绩会更高。而且，谁会知道，有多少人多亏了外宾商店才在饥荒的年代活了下来。来自民众的大量黄金正是在饥荒最严重的年份流入外宾商店的，这一事实证明，外宾商店作为大众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生存方法，而它的成就则是社会灾难的标志。面向精英、出售奢侈品和美食的外宾商店仅仅是其历史中的一小页。

外宾商店关闭后，国家继续从人民手中收购黄金。国家银行从事这项工作。新的收购价得以制定——每克纯金6卢布50戈比。这里用的是普通卢布，不是金卢布。用这些普通卢布可以在苏联任何地方购买商品。“黄金委员会”继续从事矿区的收购工作，激励着私人淘金并超计划完成贵金属开采任务。人们把黄金卖给国家，但这新的黄金收购工作不同于外宾商店充满悲剧因素的黄金饥渴。

职业生涯中从谍报员到商人的快速变化乍看之下是“流放”、工作部门的降级。然而，我敢说，任命斯塔舍夫斯基担任商业部门的职务并不是惩罚，谍报员斯塔舍夫斯基和皮货商斯塔舍夫斯基的工作存在着紧密而固有的联系。在这里，关键不在于斯塔舍夫斯基是拥有多年工龄且在巴黎和伦敦的公司中“进修”过的皮货染色工。他的皮货专业知识只能部分地解释其任命。在1920年代上半叶，由于国家外汇不足，军事情报部门需要自筹经费：情报人员通过自己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出售有价物品和皮货）赚取外汇，以维持境外的情报机关。那些年，情报人员其实是兼职商人，而苏联“商人”也从事情报工作。在斯塔舍夫斯基担任驻西欧情报部门负责人时，他和商界（主要是皮货行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积累了赚取外汇的经验。

大饥荒时期，斯塔舍夫斯基的外宾商店迎来了自己的闪耀时刻：其办事处遍布苏联所有大城市，商店数量达到1500家。在斯塔舍夫斯基时期，外宾商店除了接受外汇和黄金外，开始从人民手中收取白银、铂金、钻石以及其他宝石。1933年，外宾商店的营业收入达到了峰值：全国的饥民用有价物品和传家宝换取面包。饥荒横行的这一年，人们向外宾商店上交了大约45吨纯金以及超过1420吨纯银。斯塔舍夫斯基于1934年8月卸任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饥荒消退了，外宾商店进入了晚期，开启了逐步清退的时期。外宾商店在斯塔舍夫斯基主政时期辉煌地完成了自己的外汇使命：1933-1934年，外宾商店“征购的”有价物品几乎偿付了工业进口开支的三分之一。1933年，外宾商店的外汇进款总额位居苏联第一，超过了谷物、木材和石油出口进款。

西班牙共和政府向所有西方大国寻求援助。从战争爆发之初开始，共和派不止一次而且坚定地请求斯大林出售武器。然而，在两个月中，斯大林对西班牙共和派的请求反应冷淡。最后，冷漠突然被热切关怀所取代。在1936年9月中旬，斯大林指定军事情报部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外国局的高级官员组成专门小组，以便制订向西班牙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这个计划经政治局审议于1936年9月29日批准，打破了苏联于8月通过的《关于不干涉西班牙内政的声明》。

显然，共和政府打出了一张王牌——他们提供给斯大林的东西是其无法拒绝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几乎是西班牙所有的黄金储备，占世界储备的四分之一，包括：西班牙人掠夺自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黄金、西班牙金比塞塔、法国金路易、英国金镑——随着卡斯提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合并而积累下来的财富。我认为，研究者是正确的：斯大林和共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协议在1936年9月就已达成。官方信函往来以及10月份签署的文件都只是形式。

事实上，这一问题的所有研究者都认同，交易的倡议方是西班牙领导人——总理拉尔戈、卡巴耶洛和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而他们是在征得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同意后才行动的。404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及军事委员阿尔瓦雷斯·戴尔·瓦约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绝望一步405:佛朗哥民族主义者逼近了马德里，共和国命悬一线。

克里维茨基说过，斯塔舍夫斯基原则上并不反对将镇压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而是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奥尔洛夫本人在西班牙的专横，对于克里维茨基的说法，我毫不怀疑。斯塔舍夫斯基于1936年秋天离开苏联，直到叶若夫“大清洗”的高潮。没人知道，如果斯塔舍夫斯基留在苏联，他会不会在叶若夫“大清洗”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中发挥什么作用。不过，他没能等到那个时候。

据克里维茨基所写，为了诱骗斯塔舍夫斯基从巴塞罗那返回莫斯科，他们绑架了他19岁的女儿。他女儿和母亲列吉娜-斯塔舍夫斯卡娅一起生活，在巴黎世博会的苏联馆工作。1937年6月，他们命令斯塔舍夫斯基的女儿将展览会展品运往苏联。她离开后就消失了。此后，很快斯塔舍夫斯基就被召回了莫斯科。正如克里维茨基所述，斯塔舍夫斯基和别尔津一起匆忙中经由巴黎回国，甚至都没和妻子见一面。克里维茨基和斯塔舍夫斯基的妻子通了电话，莫斯科家中的电话无人接听令人十分不安。几周后，她收到了丈夫字条，要求她尽快返回莫斯科。由于认定丈夫在狱中需要帮助，列吉娜-斯塔舍夫斯卡娅立刻从巴黎返回莫斯科。“我们再也没听到过她和她家人的消息”——克里维茨基结尾写道。

列吉娜-斯塔舍夫斯卡娅活了下来，但是1941年在美国流亡期间去世的克里维茨基无法获知这个消息。我不清楚，列吉娜返回莫斯科后发生了什么。如果她和女儿都被捕了，那么对她们的审讯材料应该保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正是列吉娜·斯塔舍夫斯卡娅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解冻时期请求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从有关为阿·卡·斯塔舍夫斯基恢复名誉的联邦安全委员会档案材料以及苏共调查材料中，我们了解到了他死亡的一些情况。斯塔舍夫斯基刚抵达莫斯科，就在6月8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他被控为“波兰军事组织”成员，该组织在1920—1930年代为波兰情报部门开展过针对苏联的颠覆和间谍活动。

凭着这件内务人民委员部伪造的案子，很多波兰政治移民、国家安全部门及军队内的波兰人以及与波兰存在联系的其他民族领导人遭到了逮捕。在叶若夫于1937年8月11日签署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关于波兰情报部门在苏联开展的法西斯暴动、间谍、颠覆及恐怖活动》的密函中，斯塔舍夫斯基被控1923年在柏林停留期间破坏汉堡起义。苏共于1956年调查过的案件审讯材料证实，斯塔舍夫斯基很明显是在刑讯逼供之下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37年8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斯塔舍夫斯基极刑。在同一天，判决就执行了。日期比对证实，在枪决时以及枪决后数个月，斯塔舍夫斯基仍是党员。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直到1937年11月1日才开除斯塔舍夫斯基的党籍。党的管理人员都跟不上枪决的速度。

要解释为什么通过并实施白银和非黄金有价物品的收购决定这么迟缓，必须考虑官僚机构的拖沓、短视以及资金匮乏：必须寻找评估员、开设新的收购点、打广告、投放商品、弄清跨部门的问题。从萌生想法到将其落实花了好几个月。国家机器的运转速度赶不上社会的需要。关于在外宾商店收购白银的问题于1932年秋天在外贸人民委员部进行了讨论，政治局予以了推动。12月，白银收购开始在个别大城市里出现。1933年1月，外宾商店本应该全面启动白银收购，不过，这一措施在全苏联推广是在1933年的春天到夏天。

外宾商店收购日用黄金废料和制品，以及沙皇银币和银锭。和黄金收购的情况一样，外宾商店不得收购宗教用品，按照法律，这类东西属于国家，应当充公。然而，农民拿来了圣像画上的金属衣饰，在实际操作中，外宾商店并未遵守禁令，而是袒护自己的客户。 有一份文件讲述了一个“无名氏”的故事，这个人在1933年10月给外宾商店带来了将近3.5千克圣像画上的金属衣饰。外宾商店从他手里收取了白银，并向其支付了48卢布47戈比。当地的格别乌要求以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逮捕这个人，但是外宾商店为了不吓跑顾客而拒绝执行。

随着外宾商店开始白银交易，隐藏的白银突然冒了出来并回流进了国家银行，但是，由于外宾商店不接受苏联银币，于是人们将其熔成银锭。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外宾商店给银锭的价格大大超过已熔苏联银币的购买力。请您自行判断，50苏联银卢布熔炼之后可得1千克银锭（每枚钱币重20克——包含为增加硬度而加入的铜锡。1933年夏天前，1千克银锭可以在外宾商店换到12.5卢布，从夏天起可以换到14卢布。外宾商店卢布的官方牌价等于6.6个普通苏联卢布，在黑市上牌价更高：在1933年的饥荒时期1个外宾商店卢布可以换60—70个普通苏联卢布。按照外宾商店卢布和普通卢布的官方兑换价，通过外宾商店“旋转起来的”50苏联银卢布将自己的票面价格增加了近一倍，而如果考虑黑市牌价的话，则提高到原来的10—15倍，能兑换成500—900卢布。

外宾商店是个独特的中转点、廉价废料和真正精品并存的“古董流动营”。外宾商店领导试图打击野蛮收购，保护艺术珍宝免于熔炼，这并不是为了俄罗斯的博物馆，而是为了出售换取外汇。1932年12月，在白银交易之初，外贸人民委员部制订了工作细则，向外宾商店验收人员说明了如何从废料中分辨出白银艺术珍宝。外宾商店应该是充当了古董筛选器的角色：工作细则要求完整地保存18世纪及更古老的白银、19世纪至20世纪初知名企业生产的精美银制品，以及属于沙俄大人物的银制品、“俄罗斯、犹太和高加索民族艺术”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银制品。筛选出来的东西应当有别于废料进行悉心包装，并将写有验收员姓名和商品价值信息的记录单放进箱子，然后发送到总收购点。白银古董再从这里送到外宾商店和国外出售。

1934年，国际白银价格快速上涨。外贸人民委员部领导的解释是，美国在世界上收购白银以补充国家白银储备。按照1934年11月19日伦敦的牌价，每千克白银价值19卢布50戈比，到了当月24日达到了20卢布40戈比至20卢布50戈比。而外宾商店仍然按照每千克纯银16卢布67戈比的价格收购白银。外宾商店主席利文森在给贸易人民委员罗森戈尔茨的报告（罗森戈尔茨又把报告转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鲁祖塔克）中指出，合金白银中含有黄金而且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上涨，而外宾商店并未向人们补付每千克纯银价格的35%—40%大约为6卢布75戈比）。

利文森和他背后的罗森戈尔茨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将每千克纯银的收购价提高到23卢布，以遏制外宾商店白银流入下降的势头。但是，利文森承认，即便按照新的价格，白银的持有者在外宾商店中的境遇仍然远比黄金持有者差。虽然外宾商店的白银收购价提高了，但到了1934年底仍未达到外贸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每千克纯银23卢布的水平，而是仅仅达到了20卢布。国家获得的“油水”虽然少了，但还是保留了下来。

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米-纳-阿佐夫斯基于1933年6月在西部州百货商店负责人会议上坦白地承认白银交易有利可图：“一系列工作人员认为，只要上交黄金的人排起队，那么就用不着收购白银。这是一个有害的理论、错误的理论。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如果你们知道，收购白银比收购黄金获利更多……在境外，我们把白银卖得比黄金更贵，我们从中赚得比黄金更多。”兴头上所讲的话在公开的速记记录中被删去：

完整物品的接收规定证实，外宾商店事实上并不考虑物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而是仅向上交者支付金属和宝石的价值。完整钻石制品中的黄金和白银是按照这些金属的收购价支付的，但铂金的支付方式并不明确。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关于启动车白金收购业务的方案中，罗森戈尔茨建议将铂金收购价定为黄金收购价的一半——每克纯车白金64.6戈比，但更早的命令（1934年8月）要求按照黄金价格收购铂金制品。然后，一个月后出台了关于按照每克纯钻金72戈比的价格收购铂金制品的新指示（1934年9月），即远比黄金便宜。1934年11月，制定了一个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宝石制品中的铂金不再专门向持有者付款，评估员只需在钻石收购价基础上加价3%—10%。做工精细则应当少量加价（金属价值的2%—3%。装饰铂金和钻石制品的小的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等不另外付款。评估员不得完整保存记名的宝石制品，这可能是因为带有持有者名字会影响销售。

在“外宾商店”这个缩写词后面隐藏了社会悖论：饥饿的恶徒和肮脏的粮店（农民在此用黄金换取成袋的面粉）与平静的拥有精美食物和古董的都市绿洲。在农民的斯摩棱斯克州外宾商店搜寻艺术珍宝是毫无意义的。古董贸易是大都市的专利——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尤其是古董“溢出”的列宁格勒。古董外宾商店很少引来苏联公民的兴趣，但是对于外国人而言，这是购买历史和艺术珍宝唯一可能的渠道。革命的爆发在全国范围内扫出了宫殿和庄园中积攒了几个世纪的艺术财富。历史很少会给收藏家类似的机会。

从民众手里接收古董和艺术品并在外宾商店寄售的决定和苏联大量艺术品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1932年春天，列宁格勒外宾商店的领导就已经向外贸人民委员部要求允许接收单位和个人的古董予以寄售。1932年11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莫洛托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认为，已拨出的出口古董资源无法确保1932年和1933年的计划任务，由此要求提供新的牺牲品。为了填补外汇缺口，政治局批准“古董管理局”更广泛地抛售博物馆的杰作。外宾商店应当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从民众手里接收古董并在国内向外宾出售。从此之后，古董销售在外宾商店的计划中就有了专门的一行。按照苏联的制度，1932年12月的政治局决议转化成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不过，收取民众的古董放在外宾商店寄售直到1933年8月才开始实施。在此之前，人们往外宾商店送“非金属”古董是没用的。

在新业务初期，接收汇往外宾商店款项的代理人网络颇有些混乱:外宾商店、外贸银行和国家银行的外国业务局与苏联贸易代表处、苏联货运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境外的苏联银行、苏联参股企业签订了协议，而这些机构又和外国银行、船舶公司、旅行社、百货商店、慈善机构签署了关于接收汇往外宾商店的汇款的协议。此外，外国的银行和企业拥有自己的代理人网络，这些代理人会宣传外宾商店的业务并接收汇往外宾商店账户的汇款。626 代理人数量不受控制地快速增长导致外宾商店的“伙伴”中有很多从事往苏联汇款的白俄移民所开的公司。对于苏联体制的敌对态度并不妨碍这些公司依靠苏联账户赚钱。围绕着往外宾商店汇款的投机活动蓬勃发展。

在邻近苏联的芬兰、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生活着大量白俄移民的巴黎和哈尔滨，从事往苏联运送外汇的公司发展迅猛。当时的移民报纸充斥着各种广告，它们保证“按切尔文券实际价值向俄罗斯汇款，而且是通过合法的渠道”。有些广告公开承认走私行为：“23法郎汇兑1切尔文券——此为合法渠道，20法郎汇兑1切尔文券——此为私人渠道”，同时还警告不可相信太吸引人的报价，“要记住，寄款人接受不熟悉的机构或个人的汇款服务时，自己并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可能不经意地给俄罗斯的亲人带去了麻烦”。

按照外宾商店领导人所言，外宾商店是世界上最早尝试“集中补给外国船舶”的，他们认为，这需要特殊的社会主义工作方式。724但对文献的分析表明，苏联港口为外国海员提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革命前的做法。港口外宾商店大量的工作人员都是沙皇时期私人企业的船舶补给员，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恶习”带到了外宾商店——贿赂、社会隔离、灌醉海员、利用妓女拉动客户。不过，也带有苏联特色——管理不当、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以及格别乌的无处不在——诸如此类，多得很。

当外国船舶抵达苏联港口时，外宾商店的补给员就会上船并建议船长下单补充粮食、燃料、建材储备。为了让船长感兴趣，船舶补给员会支付给他“酬金”——已完成订单金额1%的酬谢奖金。给酬金是“临摹”自资本主义港口的做法，是合法行贿。苏联特色体现在对于行贿的意识形态一阶级辩护中：外宾商店领导人强调，他们支付的对象不是姿本主义者——船东、剥削者和工人压迫者，而是他们认定为雇工的船长。

外宾商店的船舶补给员一登上外国船舶，就会告诉海员，在港口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有外宾商店酒吧或者餐厅，以及可以购买纪念品、古董、皮货等商品的商店。船长决定全体船员可以在岸上花多少钱。为了让船长高兴，外宾商店的船舶补给员会再次向其支付奖励——许可金额的1%。这里就出现了最有意思的事情：格别乌禁止外国海员持外汇上岸，船长应当把外汇锁在船上铅封的保险箱里。船员们手上拿到的是外宾商店流通券，事实上，他们因此就变成了农奴般的客户：在整个停靠期间，他们都依附于港口外宾商店，因为其他商店根本不收外宾商店流通券。

外宾商店滋生了一个港口团伙，其中包括船舶补给员、商店和餐厅负责人、皮条客和妓女，有时还有外轮船长本人。苏联港口的小团体所呈现的远非外国海员、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期待在无产阶级胜利的国度所看到的理想新生活景象。海员和港口工人国际苏联局收到的愤怒而困惑的来信证实，一些港口的外宾商店就是低级妓院。信中，外国海员比当地外宾商店工作人员政治上表现得更为成熟，思想更加坚定。外宾商店的核心领导拒绝采用极端方式解决卖淫的问题，因为他们担心因此流失外汇。

某位共产党员科利同志负责的是图阿普谢、新罗西斯克、波季和巴塔米国际俱乐部的意大利事务，他写道：“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阻碍是卖淫。这个现象在所有港口都存在。……外宾商店就是官方的妓院。妓女进外宾商店就像进自己家一样，她们在这里等待顾客。海员并不是用现金支付，而是用食物抵偿。价值几戈比黄金的一千克糖就能让海员和一个女的过一夜，这让他相信，在俄罗斯的人正在慢慢饿死，连黑面包的数量都不够……看到妓女们活动自由，海员开始相信，这种局面受到了当局的认可。从晚上6点到凌晨，无论是外宾商店的餐厅内部还是从外面往里走，都摩肩接踵，难以穿过由妓女、皮条客和投机分子构成的人群。这一切都通过书面和口头向政府汇报过。但虽然承诺采取措施，情况却日益严重。那几天，几个海员为了让我相信请我去逛了逛外宾商店。喝醉的妓女们在大厅里和桌子上跳舞，仿佛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妓院里……有一些船上的法西斯官员在那里安静地喝酒，在离开后声称这个地方应当更严肃一点。法西斯的船舶管理部门利用这些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诽谤。例如，坦布里尼船长的高级助手，一个100%的法西斯分子，带着嘲讽的语气对我说，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不过俄罗斯最明显的特征是满是妓女和皮条客的场景。”

必须获得外汇以完成五年计划成了卖淫和投机行为的理由，地方领导和港口外宾商店的领导由此试图维持自己的工作方式，其实这些理由只是那些领导个人利益的掩护。港口商店的收入并不高，由卖淫活动产生的大部分收益进了戈利德什杰伊恩这种经理的口袋，以及用于维持和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格别乌在外宾商店里拥有自己的利益，它利用妓女和投机者在外国人中收集情报。戈利德什杰伊恩认为，醉酒和女服务员的私密服务都被用于“政治和侦查工作”。出奇的平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得到了当地格别乌的庇护？从1931年开始一直到1934年为止，国际俱乐部针对“戈利德什杰伊恩式经营”的杂音毫无结果，这是不是巧合？其他的船舶补给员也以格别乌的名义掩盖了自己不甚苏维埃式的行为。文献证明，当地格别乌“建议”检查员和心怀不满的人不要去外宾商店。

文件中还提到了当地党组织因为外宾商店里蓬勃发展的卖淫活动而反对扩大外宾商店酒吧。“反对扩”，而不是要求其关闭——毕竟党的领导有责任完成本地区的外汇计划。地方的苏维埃组织和工会组织尽管收到了很多信息，但仍然毫无行动。应当指出，在莫斯科的外宾商店管委会也迟迟不愿就港口外宾商店的工作方法采取果断措施——为什么要宰杀下金蛋的鸡呢？1933年1月，为了回应海员和港口工人国际苏联局围绕敖德萨港情况发出的杂音，外宾商店副主席博什科维奇仅仅建议敖德萨办事处的管理人员“采取一系列促进健康发展且能确保外汇流入的措施，同时不会破坏本单位的威信”。1933年2月，管委会新任主席斯塔舍夫斯基在给各地办事处的指示函中建议在港口采取一些局部措施——把酒吧服务人员换成男性工作人员，“不提供热菜，仅限销售冷盘”。斯塔舍夫斯基要求“最大程度地吸引外国海员的外汇”，但在与港口外宾商店外汇极端主义的斗争中，局部的“促进健康发展的措施”注定会失败。

外宾商店1933年的商品销售计划——1亿卢布——显然是指望饥荒能延续。年初，管委会副主席阿佐夫斯基不知廉耻而骄傲地声称，没有一个别的组织“具备外宾商店所拥有的这些有利工作条件”。836悲剧的程度比惊人且大胆的计划更甚：1933年商品销售达到了创纪录的1.065亿卢布（表十九）。在这可怕的年份能有东西拿到外宾商店的人是幸福的。食品占据了外宾商店售出商品的绝大多数（超过80%。面粉（主要是廉价的黑麦粉和次等小麦粉）销量居首，在外宾商店1933年的售出食品中占比超过40%。

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人们从外宾商店买走了大约23.5万吨面粉、6.5万吨粹和大米、2.5万吨糖。这些基本食品是饥民最需要的。“吃饱后”所需的商品的销量并不大：1933年，外宾商店卖出了110万卢布的鱼和鱼子酱产品（略超3000吨）、60万卢布的水果（1700吨）、120万卢布的肉类（2800吨）、约80万卢布的丝织品、270万卢布的鞋子、70万卢布的皮货、70万卢布的酒类、30万卢布的古董。明镜般的熟食商店迷失在装着面粉的粗布袋之中。所有办事处都向莫斯科的外宾商店管委会提出增发面粉的请求——如果满足不了饥民的需求，生意就要中断了。外宾商店的经理们普遍把各自销售计划的中断归咎为面粉供应不力。饥荒时期外宾商店“面粉类商品”的销售并不受限于购买需求，而是受限于国家对商店的供应不足。

可以说，外宾商店的面粉铺子时期结束了。外宾商店变成了迎合精英需求的外汇商店，而这种需求并不是大规模的：外宾商店的半年报告指出，1935年所有商品的销量都下降了，除了纺织品和鞋类。855按照稍稍低估的初步估算，1935年外宾商店商品销售额总共才4110万卢布，工业品销售量首次超过了粮食销量（51%对49%）。刚刚开始的从面粉铺子向经营外汇的商店的转型随着外宾商店的关闭而终止：在营业的最后几周，人们“抢购着”紧缺的生活日用品。

根据最终报告，从1931年至1936年2月，外宾商店向民众支付了2.782亿卢布用以收购有价物品（表十九），销售了价值2.75亿卢布的商品。比较外宾商店付款额和民众消费额显示，民众手里还有大约300万卢布留在外宾商店未使用，换言之，人们白白向国家献上了大约2.3吨纯金。随着外宾商店关闭停业，这些钱变成了无用的纸片，然后就消失了。当然，白白交掉一枚订婚戒指对一个家庭而言是恼人的，而它也是一个失去了的生存机会，但是在以亿计的统计中，300万的差额可以当作无关紧要的小数字：在外宾商店购买食品和工业品之后，人们实际上把卖掉有价物品换来的所有外宾商店的钱都还给了国家。

分析证明，政府竭力在外宾商店设定垄断性的高价，而其野心仅受制于消费需求。然而，当时在苏联其他的开放式商业类型里（营利性商店、市场），价格“贵得惊人”。外宾商店和它们有何不同？外宾商店的主要优势是商品种类。外宾商店供应其他商贸机构没有的商品。随着示范百货商店和专营商店的出现，外宾商店开始失去这种优势和客户。在外宾商店购物不受额度限制，这是其较之定量配给供应单位及国有营利性商店的优势所在，在饥荒时期，营利性商店实行了“双手限额”。和其他的商贸机构相比，外宾商店的主要劣势在于需要使用外汇、有价物品支付。配给制取消后，外宾商店的这种外汇特性成了购买需求下降和其本身关闭的主要原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格别乌”，最初将外宾商店视为“不需要的部门”，并反对苏联公民进入外宾商店的外汇商店。然而，在政治局决定外宾商店向苏联公民开放后，格别乌只好服从。在1931年决定外宾商店经营区域和工作方法的政府委员会中包括了格别乌的代表。为了了解区域内“黄金和外汇潜力”信息以及开设外宾商店的合理性，外宾商店管委会的特使会前往格别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外宾商店借助格别乌的力量向懒散的供应商施压、运输有价物品和密件、在流放犯和收押犯中寻找外汇汇款的收款人、清洗外宾商店机关中的“异类”、打击盗窃等经济犯罪。

又是怎么从竞争者转变成帮手的？不清楚谁是格别乌里第一个想到利用外宾商店完成外汇“开采”计划的，——可能没有一个特定的发明者，而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这个主意被迅速实施。格别乌的侦查员为了找出“黄金持有者”，开始跟踪外宾商店的顾客，之后再使用惯常的方法——威胁、逮捕、搜查和充公没收——以迫使他们把有价物品交给国家。一些侦查员会秘密地开展行动：秘密跟踪顾客，记录下居住地址，然后前往搜查。另一些人就比较“粗糙”：手里拿着武器就冲进商店，在柜台前、收费处或者出口把人抓走，没收外汇现金及其在外宾商店购买的商品。这种情况下，商店里会出现恐慌，顾客们到处乱跑并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光顾外宾商店，有些胆子大的会留下来索回有价物品。全国各地的办事处都向外宾商店管委会投诉各地格别乌代表处开展的行动。

肯定不会有人公开说，1930年代苏联生活的特征是惩戒机关横行霸道。但是，外宾商店史让人看到了苏联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特点。逮捕外宾商店顾客的逻辑证明，拥有外汇和黄金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感到害怕。他们闭着眼睛做出选择：“出征”外宾商店会不会正巧碰到格别乌的例行“外汇清洗”。只要进入外宾商店就伴随着风险，没人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安全回家。能讲的只是被逮捕的可能性大小。格别乌和外宾商店的外汇竞争史证实，即使在商店里习惯性地买个面包都可能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演变成监视、搜查、没收财产，甚至是逮捕。苏联的日常生活具有冒险性。

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即外宾商店的黄金“开采”成本和苏联的工业采金成本与世界金价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俄罗斯学者亚·尼·皮利亚索夫在撰写有关俄罗斯东北开发问题的专著时得出结论，“远北建设”的黄金开采（不同于其他有色金属的开采）在经济上是有效益的，其在1940年前的黄金开采成本低于世界金价。

随后，阿•伊•希罗科夫在研究“远北建设”时也得出了这个结论。1044由于当时的卢布汇率是人为设定的，因此皮利亚索夫的结论既难以接受，也难以驳斥。皮利亚索夫运用了1930年代下半叶指令性的卢布汇率——超过5卢布兑换1美元。按照这种汇率，“远北建设”每克黄金的开采成本（4卢布57戈比）约为80-86美分（表二十六第3а点），而1934年初由罗斯福的《黄金储备法案》所确定的世界金价为1美元12美分/克黄金。按照和上面相同的卢布汇率，每克外宾商店黄金开采的成本（2卢布13戈比）为37—40美分，仅是世界价格的1/3多，“远北建设”金价的1/2不到，但外宾商店在1936年初关闭了，并未经历新的卢布指令性汇率时期，所以这些数据具有分析比较意义，但没有历史意义。

果按照1930年代上半叶的卢布汇率，那么皮利亚索夫和希罗科夫关于“远北建设”黄金开采效率的结论就不能接受。当时世界金价为66.5美分/克，而卢布的官方汇率为1卢布94戈比兑1美元（表二十六）。按照这个汇率，“远北建设”每克黄金的开采成本（4卢布57戈比）为2.36美元，是世界金价的3.5倍。外宾商店每克黄金的“开采”成本（2卢布13戈比）按照1930年代上半叶的卢布汇率计算，折合1.1美元，即虽然政府在获得外宾商店黄金时的支出比“远北建设”黄金少得多，但外宾商店的黄金“开采”成本仍高于世界金价（表二十六）。

不过，不能于此结束，要知道，在进行类似计算时不应忘记其预设条件：这些计划的基础是苏联领导人强行制定的“对内使用的”卢布汇率。正如前面提过的（请参阅“黄金”章节），这个汇率脱离了卢布对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如果采用当时生活在苏联的外国人的估算，即1美元兑10—25苏联卢布，那么1932—1937年“远北建设”每克黄金的开采成本应该在18-46美分之间浮动，而外宾商店每克黄金的“开采”成本则在8.5—21美分之间。换言之，按照卢布对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计算，无论是外宾商店黄金，还是“远北建设”黄金，都可能低于国际金价。

外宾商店五年计划的制定者预计，它至少能经营到1938年。但外宾商店的尾声提早到来了。在饥荒消退后，它立刻就开始收缩其商贸网络。1934年和1935年，收缩工作全面推进。虽然政府压缩了外宾商店的经营活动，但是最初并不打算将其完全关闭。原本的意图是，停止接收苏联公民的贵金属，为外宾商店保留港口服务、使用外汇和境外汇款支付的商品销售。换言之，苏联领导人想在苏联保留一个合法的外汇交易绿洲，但外宾商店应当面向对外的外汇收入来源。这个计划注定无法实施。

然而，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描绘的斯摩棱斯克市场里那么大的外宾商店并不多。大城市里最好的外宾商店，常常是表面光鲜，被掩盖起来的是不文明、对顾客的蔑视、管理不当。只要读一下对列宁格勒外宾商店的描述就会看到，它的镜子“被面粉弄脏了”。对外宾商店办事处的检查显示，它其实是苏联贸易的骨血。大部分城市外宾商店就是平平常常的百货商店。我必须依赖的外宾商店西部办事处、列宁格勒州办事处、中亚办事处的资料中充满了对商品品种单一的描述。离首都和大城市越远，情况就越差：狭小、肮脏、阴暗的小铺子，长长队伍里的斗殴，售货员拥有苏联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无限权力、粗鲁和蛮横；在经营场所和仓库里——堆积的商品和不合适的相邻摆放：香肠和鸡肉在鲜鱼桶上，食品在货架上和普通的日用品混在一起。只有饥饿的、衣不附体的苏联顾客才会在外宾商店看到天堂般的富足。

外宾商店作为苏联贸易的一个现象充满了矛盾：明亮的镜子和肮脏的环境并存。商品严重不足但仍然出现了商品积压，原因不仅是饥民对昂贵的日用品和精致美食的兴趣不高。无价的粮食和畅销商品也过期了。不考虑季节、需求、民族特点而开展的“死板的商品配送”是一个原因:商店里运来了相同尺码的靴子，或者全部是右脚的鞋子；往贫穷的农村运去了他们不需要的丝绸和干咸鱼肉；往中亚边远地区运去了猪肉罐头和外国钢琴；为极北地区的伐木工运去了女童泳衣，而给高加索送去的是毡靴。“周围有片森林。却送来了木柴”——这句话摘自档案文献——这是对外宾商店供应工作的最好比喻。

在顾客中，农民是最务实、最多疑、最谨慎的。外宾商店管委会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对其贸易的政治意义的解释无法让农民信服有必要交出黄金。饥荒和需求更好地鼓动了对工业化的财力支持。在收割前，农民在外宾商店几乎只买粮食——没有白白浪费金戈比。在购买前，他们会观察其他顾客，甚至跟他们回家，以便确认安全。他们带来有价物品，但是要求他们认识的工作人员接待，拒绝把东西交给陌生人。很少看到上交整件金器的农民：他们带来最小的废料——戒指的残片、破耳环。1932年秋天下诺夫哥罗德外宾商店工作人员观察到的这些现象在其他办事处的资料中也得到了证实。来自中亚的报告称，农民们行事谨慎，每次上交一点点锯下的黄金。列宁格勒的文件证实：“农民不在自己的居住点上交黄金。在不久前禁止持有沙皇金币的边境地区，农民们最初会带些“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废料进行试探。

就算百般谨慎，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以及不了解外宾商店工作细节，恰恰是这些农民最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骗子会“从手里”卖给他们不能用的外宾商店商品册。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阿佐夫斯基在1935年5月通过加急件通知各办事处：“各地来函告，有罪犯向’可信赖的客户’提供带有伪造痕迹的商品册（最初是改成更大的金额），由于伪造显而易见，这些客户在我们商店内被扣留。这些’可信赖的客户’通常是只身前来的人和集体农庄成员。

投机活动是外宾商店日常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各代表处的检查显示，每家商店都有一群固定的投机商人。在一封信中，顾客将外宾商店称为“投机匪帮和反革命经济机构”，在这里投机者以30卢布/普特的价格获得面粉和修，而商品册的持有者要熬几天几夜排队才行。1238在那份为读者熟知的下诺夫哥罗德报告中提到：“这个顾客群体能比所有人更快地弄到外宾商店的商品……1月，他们大肆买走了10—20副男士和女士手套，一天分多次，购买便宜的纺织品、针织女短上衣、长袜。2月：小麦粉、糖、通心粉、熏鱼、进口被子。3月：儿童长袜、网状纱、整盒的水果糖、鲜鱼、熏鱼、黍米、玦琅餐具。4月：砂糖、糖、面粉、干果、坚果、裤子、棉布头巾、橡胶套鞋。5月：大米、黍米、面粉、帆布鞋、橡胶底帆布鞋、水果块糖、’大炮牌’香烟、头巾和手帕。6月：砂糖、坚果、帆布鞋、’大炮牌’香烟、铝制餐具。7月：帆布鞋、水果块糖、砂糖、碎棒、头巾、奥伦堡披肩……”换言之，投机者不仅一直购买面粉、糖和熏鱼这样的俄罗斯食物，还购买了外宾商店上述几个月运来的所有东西。“投机者群体了解市场，每天都逛外宾商店，总能挑到可以获利的商品。这些人常常正好买满10卢布、20卢布、30卢布，有时也会达到50卢布，他们有时使用废料换购，多数时候使用旧币换购。有人早上刚买过，中午又来买”——下诺夫哥罗德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列宁格勒办事处的资料反映了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社会出身和教育程度。1935年春天，该办事处的1500名工作人员中，近1000人（超过60%教育程度较低，包括办事处负责人、他的副手、各工种的领导，还有几乎所有商店和仓库的经理、他们的副手以及商店和仓库内几乎所有的部门领导。大部分售货员（近80%的教育程度也偏低。列宁格勒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三分之一（约500人，34%接受过中等教育，主要是会计、收款员和经济师。外宾商店列宁格勒办事处总共只有11名工作人员或不足1%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2名高级会计、3名收款员、1名监察员、4名经济师和1位律师。

精英的列宁格勒办事处较之边远地区更有可能发现并吸引到训练有素的人员，但列宁格勒办事处工作人员较低的教育水平让人看到，“边远地区”工作人员普遍未受过教育、几乎文盲的情况更让人苦恼。例如，在外宾商店中亚办事处的领导（办事处管理人员、管委会驻各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代理机构和商店经理）中，没有一个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有两人毕业于真正的学校，剩下的（22人）只接受过更低程度的教育。在中亚外宾商店的机关中只有两位专家受过高等教育：1个经济师和1个法律顾问，后者在沙皇时期就毕业于法律系。斯塔舍夫斯基主席承认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极低，要求重新研究百货商店经理的人员构成。1269

各家商店的行政管理部门都试图和“小偷”进行斗争。虽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它的形象和思维却延续了下来，“轻骑兵分队”会对存衣柜进行突击检查（通常职工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放在存衣柜里），并在人们下班时搜身。一位叫图马索夫的受害者向列宁格勒市办事处的副主任抱怨道：“昨晚，即1934年9月21日晚上，我作为工地主任顺道去了苏维埃大街上的’外宾商店’（第六食品商店）检查维修工作的进展。在对工人进行必要的指导后，我走出了商店，还没走上几步，一个陌生的公民走到我跟前，拦住我，问我是不是外宾商店的工作人员。我问’干什么’，这个陌生的公民自称为’轻骑兵’的代表并出示了某种证件。

我回答，我不是商店的工作人员，且根本不是’外宾商店’的贸易工作者，而是修缮这家商店的工地主任。当时这个陌生的公民要求我跟他穿过门洞，到一栋房子的角落处进行搜身。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而且没有看到任何扣留我的依据，更不用说搜查了。我认为，显然，这位公民对我产生了某种怀疑，我建议他跟我去商店里，在那儿解释他感兴趣的问题。这位公民拒绝去商店里，而是开始劝我跟他去大门下面，并让他检查我的口袋。当时，我又一次问他：’您对我有什么怀疑？’他的回答很粗暴：’这和您无关，要么服从我的要求（即搜身），要么让我把您送到警察局。

在当代史料研究中，相当肯定地确认了全面不服从斯大林体制的趋势，包括经济犯罪、对抗政府（消极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对抗等）。穆斯特的案子反映了上述结论的荒谬。为了确定穆斯特及像他那样的人实施的经济犯罪的本质，有必要指出两件事。如果按照1930年代苏联社会的标准，外宾商店的领导们得到了国家非常好的保障，他们并不挨饿。例如，穆斯特把侵占“秘密”经费里的款项解释为“近期（白兰地）喝得太多”。驱使人们实施类似侵占行为的主要动机，要么是自己贪婪，要么就是施加影响力的人贪婪。熟知穆斯特的人——瓦•伊-梅日劳克、扎•默-别列尼基——把他描述成一个真诚、能干、正直的工作人员，但也是一个容易受到“小市民妻子”影响的人。

此外，外宾商店那些监守自盗的领导们并不是苏联政权的反对者，也非受到强迫的不可靠的“同路人”。他们参加革命，在国内战争中保卫苏联政权，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代表政府。这些人跟当时的体制血脉相连。他们本身就是苏联政权。穆斯特是一个世代相传的铁路工人，从1905年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革命前就已是社会民主党人，国内战争时期的委员，战争结束后在苏联最大的铁路线上工作。在党内期间，他“从来没有偏离过总路线”，没有被追究过党内责任，没有遭受过行政或司法惩处。有谁会知道，如果他不在外宾商店受到金钱诱惑、没有娶“小市民妻子”，他会不会继续忠诚地工作下去。穆斯特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证实，他并不想去外宾商店，因为这不是他熟悉和喜爱的事业，他是一个生产者，他想继续在交通领域工作。穆斯特请求斯大林“有针对性地”利用他，考虑到已经犯下的错误，可以将他发配去做一个车间技工。

在自己的信中，穆斯特从未谈到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唯利是图、贪婪、意志薄弱。他把侵占国家资金说成“增加奖励超额完成计划的最优秀职工突击手”。从领导干部治疗经费中取出的大量金钱被穆斯特说成“延迟交付给他的特别经费剩余金额”。伪造的分散采购支出在他信中成了“经批准的无须票据的组织支出”，穆斯特把侵占陈列室样品的那部分罪行轻描淡写地看作“没有全数交还化妆品”。应该如何评价这种语言上的油滑？这是有意识地撒谎还是真的坚信自己的说辞？换言之，穆斯特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从革命者变成了侵吞公款的人，当他用华丽的辞藻进行掩饰时，是否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有意识地说谎？或者，他的申述是真诚的？穆斯特坚信（同时想说服斯大林），自己仍旧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没有犯下过罪行？

我认为，后一种更可信。穆斯特感觉自己是苏联领导精英中的一部分，所以认为比普通人享有更大的权利。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功利的：“我把生命献给你，你赋予我特权，原谅我的错误。”似乎，他真诚地认为，自己的遭遇不公且残酷无情：“以我的人生道路、我对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忠诚，不应这样无情地打击我，我属于需要关心和关注的干部。”（画线部分是我想强调的——作者注）

穆斯特给斯大林的信中列出的担保人包括了苏联国务活动家谢•米-布琼尼、阿•伊·米高扬、弗•雅·邱巴尔、罗•萨-泽姆利亚奇卡。其实，斯大林本人在波兰战役时就认识他，正是他把穆斯特派到了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显然，正是这个原因，穆斯特才决定致函“主人”）。斯大林并没有对穆斯特的申述置之不理，据此判断，他还记得穆斯特。党的监察委员会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重新审理了穆斯特的案子，并确认了开除穆斯特党籍的正确性，不过监察委员会反对贸易人民委员部、捷尔任斯基区委和检察院的判断，认为对穆斯特的审判并不合理。这一情况证明了领袖的某种仁慈：这是1935年，党的监察委员会不会做出破坏斯大林心情的决定。党的监察委员会建议“将穆斯特派去外贸人民委员部某个工地开展强制性的专业工作，为期3年”，但并未在政治局获得通过。文献并未指出，在党的监察委员会重审后，在穆斯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从政治局的决定中可以推测，穆斯特被释放，并在“外边”获得了工作机会。显然，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恢复了党籍。因此，不仅穆斯特觉得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化身，连党也将其视为“回头浪子”。

在对外宾商店失败原因的官方分析中，可以看到过去的旧世界和即将出现的新世界之间的对抗。外宾商店里所有不好的东西都被解释成混入其系统的“社会异己分子”和“蜕变者”在捣乱。“资本主义”贸易的方法和目标（通过欺骗顾客获取暴利）总是和“社会主义贸易”（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文明贸易”）相冲突。外宾商店管委会“文明贸易”的文件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呼吁仍然记忆犹新——’学习贸易这个口号发布至今已有多年，我们不少年轻领导已经学得不错。然而，遗憾的是，旧俄国’商业’中运用的旧贸易’方法’，即围绕’不骗不卖’原则的贸易方法，连同不理解苏联贸易特点和本质的旧’专家们’一道存在于我们苏联的贸易中。”

“外宾商店”这个短短的单词给我带来了一股信息洪流——网上有将近9000条链接！其中大部分是人们的回忆。这个名词无人不知，不同民族的人，事实上是所有人都在讲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饥饿生活时提到了外宾商店。对于外宾商店的社会记忆保持着虔诚、令人难以捉摸、无法理解，甚至是神秘的感觉。我们想起了阿斯塔菲耶夫笔下那个“有着外宾商店神秘名称的商店”。

“外宾商店”的缩写来自“外宾商品供应公司”，这让人们感到困惑，这和他们实际看到的并不相符，去外宾商店购物的人基本上都是苏联公民。但是，将“外宾商店”（Торгснн 错误解释为“贸易辛迪加”（торговый синдикат）现代研究者争先恐后地借用了这种解释）是否与实际情况不符呢？其实，这种解释更符合逻辑和本意。此外，“贸易辛迪加”从语言风格上使外宾商店更像是19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贸易企业。按照市场经营本质，外宾商店更像“新经济政策”下的混合经济体，而不像1930年代斯大林式的计划一分配经济组织。

外宾商店诞生了，部分原因是苏联国内采金业因遭到战争和革命的破坏而停工。斯大林从1928年起积极参与建立了苏联采金业。在工业采金缺失的情况下，为了资助工业化，政府不得不通过外宾商店收购公民们的宝贵积蓄。平民和古拉格黄金工业的建立在1930年代下半叶解决了苏联的黄金问题。稳定增长的黄金开采量以及不断充盈的国家黄金储备成了关闭外宾商店的主要原因之一。1930年代上半叶外宾商店黄金收购量和工业采金量的对比揭示了人民的黄金储蓄对于工业化的巨大贡献。在斯大林时期保密的苏联“平民”采金量统计数据取自采金业档案库，而古拉格的采金数据来自阿-伊-希罗科夫和戴维-诺德兰德，他们利用了马加丹州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本书中对苏联采金量的档案数据分析得出，西方基于公开资料估算的苏联“黄金储备”远高于实际储备量。

西方的先锋研究者对于理性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渴望值得肯定，他们最好的著作是斯大林主义研究集《金库》。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学专家看到的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主义幻象中，很多都与真实情况不符，他们得出的事实有时和他们自己的总结相互矛盾。1422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幻象理解成使用镇压手段控制社会大众的政治独裁系统，那么就无法解释斯大林体制的稳定性、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缺失、没人企图推翻斯大林、苏联的成就（最权威的当属取得“二战”胜利）、许多脱离体制者的思想病。如果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框架内研究，那么“极权主义流派”的研究者会陷入理论绝境。

“后修正主义者”大幅扩展了俄罗斯史研究的主题边界，在关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同时，还特别关注文化学和语言学问题、符号学（研究标志和象征物）、微历史、日常生活史、研究个体世界观和自我意识、社会和民族身份（identity）.历史文章的文学分析等。后现代主义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学家更有兴趣揭示人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研究现实本身。